【连载】货币战争

[老酒]

没有钱就无法进行战争，而向国际银行家借钱无疑是把绞索往自己脖子上套。林肯苦思冥想解决方案。这时，他在芝加哥的老友迪克·泰勒给林肯出了一个主意—政府自己发行货币！

　　“让国会通过一个法案，授权财政部印发具有完全法律效力的货币，支付士兵工资，然后去赢得你的战争。”林肯问美国人民是否会接受这种新货币，迪克说：“所有的人在这个问题上将别无选择，只要你使这种新货币具有完全的法律效力，政府赋予它们完全的支持，它们将会和真正的钱一样通用，因为宪法授予国会发行和设定货币价值的权力。”

　　林肯听了这个建议后，大喜过望，立即让迪克筹划此事。这个石破天惊的办法打破了政府必须向私人银行借钱并付高额利息的惯例。这种新货币使用绿色的图案以区别于其他的银行货币（Bank Note），史称“绿币”（Greenback）。这种新货币的独到之处在于它完全没有金银等货币金属做抵押，并在20年里提供5%的利息。

　　在内战期间，由于这种货币的发行，政府克服了在战争初期严重缺乏货币的状况，极大和高效地调动了美国北方的各种资源，为最终战胜南方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同时，由于这种低成本的货币依法成为北方银行的储备货币，北方的银行信贷得以大幅扩张，军事工业、铁路建设、农业生产和商业贸易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金融支持。

　　1848年以来的黄金大发现，使美国的金融逐渐摆脱了完全被欧洲银行家控制的极端不利的局面，也正是由于有大量的优质货币作为信心基础，林肯的新币才能够广为人民接受，为赢得南北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可靠的金融基础。更加令人吃惊的是，林肯发行的新币并没有造成类似独立战争时期的严重通货膨胀，从1861年内战爆发到1865年战争结束，整个北方的物价指数仅仅温和地从100增长到216。考虑到战争的规模和破坏程度的严重，以及与世界上其他同等规模的战争相比，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金融奇迹。相反，南方也采用了纸币流通方式，但效果真是天壤之别，南方物价指数在同期从100飙升到2 776。[32]

　　在整个南北战争期间，林肯政府一共发行了4.5亿美元的新货币。这种新的货币机制运行得如此之好，以至于林肯总统非常认真地考虑要把这种无债货币（Debt Free Money）的发行长期化和法制化。而这一点深深地刺痛了国际金融寡头的根本利益。如果所有政府都不用向银行借钱而“悍然”自己发行货币，银行家对货币发行的垄断将不复存在，银行岂不是要喝西北风了吗？

　　难怪在听到这个消息后，代表英国银行家的《伦敦时报》立即发表声明：

　　如果源于美国的这种令人厌恶的新的财政政策（林肯绿币）得以永久化，那么政府就可以没有成本地发行自己的货币。它将能够偿还所有的债务并且不再欠债，它将获得所有必要的货币来发展商业，它将变成世界上前所未有的繁荣国家，世界上的优秀人才和所有的财富将涌向北美。这个国家必须被摧毁，否则它将摧毁世界上每一个君主制国家。

　　英国政府和纽约银行协会（New York Associations of Banks）愤怒地表示要实施报复。1861年12月28日，他们宣布停止向林肯政府支付金属货币。纽约的一些银行还阻止了黄金储蓄者提取黄金，并宣布撤销用黄金购买政府债券的承诺。美国各地银行纷纷响应，他们跑到华盛顿向林肯总统提出变通方案，建议仍然采取过去的做法，把高利息的债券卖给欧洲银行家们；把美国政府的黄金存到私人银行作为信贷发放的储备，银行家好大发其财；美国政府向工业部门和人民征税去支持战争。

　　林肯总统理所当然地坚决拒绝了银行家们这个完全不合常理的要求。他的政策深得民心，美国人民踊跃购买了全部债券，并根据法律把它们当做现金使用。

　　银行家们见一计不成，又生一计。他们发现国会发行林肯新币的法案中并没有提到国债利息的支付是否使用黄金，于是和国会议员达成了一项妥协，即允许用林肯新币购买国债，但利息部分要用金币支付。这是一个完整计划的第一步，先把美国国内的林肯新币和黄金的价值挂钩，而作为当时拥有世界储备货币的英镑系统的欧洲银行家们，拥有远远多于美国的黄金货币。美国银行家和国会的妥协，使国际金融势力利用对美国黄金进出口总量的控制，间接达到了操纵美国货币价值的效果。

[老酒]

在欧洲的国王们于1861年美国内战爆发前后向美洲大量派兵准备分裂美国的最危险的时刻，林肯立刻想到了欧洲君主们的宿敌—俄国。林肯派出特使向沙皇亚历山大二世求救。当沙皇收到林肯的信，他并没有立刻打开，只是在手上掂了掂，然后说道：“在我打开这封信或知道它的内容之前，我将事先同意它所提出的任何要求。”[33]

　　沙皇准备军事介入美国内战有几方面的原因。一是唇亡齿寒的担忧，在亚历山大二世时期，横扫欧洲的国际金融势力已经叩响了克里姆林宫的大门。银行家们强烈要求比照欧洲“先进”金融国家的经验，成立私有的中央银行，沙皇早已瞧破了其中的秘密，坚决拒绝了这个要求。当看到岌岌可危的另一个反对国际金融势力的林肯总统陷入危险境地时，亚历山大二世如不出手相助，只怕下一个就轮到他了。另一个原因是在美国南北战争爆发之前的1861年3月3日，亚历山大二世宣布了解放农奴的法律，在废除奴隶制方面，双方有些同仇敌忾，惺惺相惜。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俄国刚在1856年结束的克里米亚战争中败于英法之手，亚历山大二世雪耻之心未泯。

　　未经宣战，俄国的舰队在里维斯基（Liviski）将军的率领下，在1863年9月24日开进了纽约港。波波夫将军所统领的俄国太平洋舰队在10月12日到达旧金山。对于俄国的行为，基丁·威尔士评论道：“他们是在南方正处于高潮而北方处于低潮时来到的，他们的出现造成了英国和法国的犹豫不决，最终给林肯扭转局面赢得了时间。”

　　内战结束以后，为了支付俄国舰队总计720万美元的费用，美国政府颇费了一番周折。因为宪法没有授权总统支付外国政府的战争费用，当时的总统约翰逊与俄国达成了以购买俄国阿拉斯加的土地来支付战争费用的协议。这件事在历史上称为“西华德的蠢事”（Seward誷 Folly），西华德是当时的美国国务卿，人们强烈批评他不应该花720万美元去买当时看起来不值一文的荒地。

　　由于同样的原因，亚历山大二世在1867年被行刺，但没有成功。1881年3月1日，亚历山大二世终于还是死于刺客之手。

[老酒]

德国的铁血首相俾斯麦曾一针见血地指出：

　　他（林肯）从国会那里得到授权，通过向人民出售国债来进行借债，这样政府和国家就从外国金融家的圈套中跳了出来。当他们（国际金融家）明白过来美国将逃出他们的掌握时，林肯的死期就不远了。

　　林肯在解放了黑奴、统一了南方以后，立即宣布南方在战争中所负的债务全部一笔勾销。在战争中一直为南方提供巨额金融支持的国际银行家们损失惨重。为了报复林肯，更是为了颠覆林肯的货币新政，他们纠集了对林肯总统不满的各种势力，严密策划了刺杀行动。最后发现，指派几个行刺的狂热分子实在不是一件困难的事。

　　林肯遇刺后，在国际金融势力的操纵下，国会宣布废除林肯的新币政策，冻结林肯新币的发行上限为不超过4亿美元。

　　1972年，有人问美国财政部，林肯发行的4.5亿美元的新币到底节省了多少利息。经过认真计算，几个星期之后财政部的回答是：因为林肯发行美国政府自己的货币，一共为美国政府节省了40亿美元的利息。[34]

　　美国的南北战争，从根本上看，是国际金融势力及其代理人与美国政府激烈争夺美国国家货币发行权和货币政策的利益之争。在南北战争前后的一百多年时间里，双方在美国中央银行系统的建立这个金融制高点上进行反复的殊死搏斗，前后共有七位美国总统因此被刺杀，多位国会议员丧命。直至1913年，美国联邦储备银行系统的成立，最终标志着国际银行家取得了决定性胜利。

　　诚如俾斯麦所言：

　　林肯的死是基督徒世界的重大损失。美国可能没人能够沿着他伟大的足迹前行，而银行家们将会重新掌握那些富有的人。我担心外国银行家以他们高超和残酷的手腕会最终得到美国的富饶，然后用它来系统地腐蚀现代文明。

[老酒]

我在催生《国家银行法》上所起到的作用是我一生中最严重的财政错误。它（《国家银行法》）所产生的（货币供应）垄断将影响这个国家的每一个方面。它应该被废除，但是在此之前，国家将会分裂成两边，人民在一边，而银行家在另一边，这种情况在这个国家的历史上还从未出现过。

　　所罗门·切斯，美国财政部长（1861~1864）

　　南北战争爆发以后，林肯拒绝了罗斯柴尔德及其美国代理人利息高达24%~36%的金融绞索，转而授权财政部发行自己的“美国政府券”（United States Notes），又称绿币。1862年2月通过的《法币法案》（Legal Tender Act）授权财政部发行1.5亿绿币，随后又于1862年7月和1863年3月，再度授权财政部发行1.5亿绿币。在内战期间，绿币总共发行了4.5亿。

　　林肯绿币的发行就像捅了国际银行业的马蜂窝，银行家们对此深恶痛绝，相反，普通人民和其他工业部门则对绿币持非常欢迎的态度，林肯绿币在美国货币系统中一直流通到1994年。

　　1863年，当战争到了最紧要的关头，林肯需要更多的绿币去赢得战争，他为了获得第三次绿币发行的授权，不得不向国会的银行家势力低头，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妥协，签署了1863年《国家银行法》。该法案授权政府批准国家银行（National Bank）发行统一标准的银行券（除了发行银行的名称不同），这些银行实际上将发行美国的国家货币。至关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些银行以美国政府债券（Government Bond）作为发行银行券的储备金，实际上将美国的货币发行和政府债务死锁在一起，政府将永远不可能还清债务。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斯（John Kenneth Galbraith）就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在内战结束以后的许多年里，联邦政府财政每年都获得了大量盈余。但是，它却无法还清它的债务，清偿发售出的政府债券，因为这样做意味着没有债券去做国家货币的抵押。还清债务就等于摧毁了货币流通。”

　　国际银行家把英格兰银行模式复制到美国的阴谋终于得逞了。从此偿还美国政府永久的和永远增加的债务利息，就像一根绞索牢牢地套在美国人民的脖子上，越挣扎越紧。到2006年，美国联邦政府共欠下8.6万亿美元的天文数字的债务，平均每一个四口之家，要摊上11.2万美元的国债，而且国债总额正以每秒两万美元的速度增长！美国联邦政府对国债利息的支出仅次于健康医疗和国防。

　　从1864年开始，银行家们可以世世代代享用国债利息这一美餐。仅仅是由于政府直接发行货币还是政府发行债券而银行发行货币这一点看似不起眼的差别，就造成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不公平。人民被迫向银行家间接缴税，为了原本是他们血汗劳动所创造的财富和货币！

　　到目前为止，中国是世界上仅存的为数不多的由政府直接发行货币的国家。政府和人民为此而节省下来的巨额利息开支是中国能够高速长期发展不可缺少的重要因素。如果有人提出要学习外国的“先进经验”，人民银行必须用政府的国债作为抵押来发行人民币，中国人民就需要当心了。

　　林肯并非不知道这个永久的威胁，只是迫于眼前的危机不得不做出权宜之计。

　　林肯本来打算在1865年获得连任之后废除该法案，结果他在大选获胜之后仅41天就被刺杀。银行家们在国会的势力乘胜追击，必除掉林肯的绿币而后快。1866年4月12日，国会通过了《紧缩法案》（Contraction Act），试图召回所有流通中的绿币，兑换成金币，然后把绿币踢出货币流通领域，恢复国际银行家占绝对优势的金本位体系。

　　在一个刚刚经过空前战争浩劫百废待兴的国家，没有比实施紧缩货币更为荒谬的政策了。货币流通量从1866年的18亿美元（每人50.46美元），降到1867年的13亿美元（每人44.00美元），1876年的6亿美元（每人14.6美元），最后降到1886年的4亿美元（每人6.67美元），在美国战争创伤亟待医治，经济急需恢复和发展，同时人口大量增加的时期，却人为造成货币供应严重短缺。大多数人民总是觉得繁荣和衰退是经济发展的规律，但事实上操纵在国际银行家手中的货币供应时紧时松才是问题的根源。

1872年冬，国际银行家们派出欧内斯特·塞德（Ernest Seyd）带着大笔金钱从英国来到美国，通过贿赂促成了1873年《硬币法案》（Coinage Act），史称“1873年恶法”（Crime of 1873），欧内斯特本人起草了法案全文，该法案把银币从货币流通中踢了出去，金币成为了货币中唯一的主宰。这一法案无疑对本已严重短缺的货币流通造成了雪上加霜的效应。事后，欧内斯特本人扬扬自得地说：“我1872年冬去了一趟美国，确保了废除银币的硬币法案的通过。我所代表的是英格兰银行董事们的利益。到1873年，金币成为了唯一的金属货币。”

　　事实上，废除银币在国际货币流通领域的作用，是为了确保国际银行家们对世界货币供应量的绝对控制力。相对于越来越多的银矿发掘，金矿的勘探和产量要稀有得多，在完全掌握了世界金矿开采之后，国际银行家当然不希望难以控制的银币流通量来影响他们主宰世界金融的霸权地位。所以从1871年开始，白银在德国、英国、荷兰、奥地利、斯堪的纳维亚国家被普遍废除，导致各个国家的货币流通量大幅紧缩，从而引发了欧洲长达20年的严重经济大衰退（Long Depression，1873~1896）。

　　在美国，《紧缩法案》和《硬币法案》直接触发了1873~1879年的经济大衰退。在三年时间里，美国的失业率高达30%，美国人民强烈要求回到林肯绿币和银币共同构成货币的时代。美国民众自发成立了白银委员会（US Silver Commission）、绿币党（Greenback Party）等组织，推动全国恢复银币和金币双轨制，重新发行受到人民欢迎的林肯绿币。

　　美国白银委员会的报告指出：“黑暗的中世纪时代正是由于货币短缺和价格下降所造成。没有货币，文明就不可能发生，货币供应减少，文明必将消亡。在罗马的基督徒时代，帝国共有相当于18亿美元的金属货币流通，到了15世纪末，（欧洲的）金属货币流通量只剩下了2亿美元。历史表明，没有任何灾难性的变化能够与从罗马帝国坠入黑暗的中世纪相比。”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美国银行家协会（The American Bankers Association）的态度。该协会在发给所有会员的信中指出：

　　我们建议你们竭尽全力去支持著名的日报和周刊，特别是农业和宗教方面的媒体，坚决反对政府发行绿币，你们要停止资助那些不愿表示反对政府发行绿币的候选人。废除银行发行国家货币或恢复政府发行绿币都将使（国家）能够向人民提供货币，这将严重损害我们作为银行家和放贷者的利润。立刻去约见你们地区的国会议员，要求他们保护我们的利益，这样我们就能够控制立法。[35]

　　1881年，在一片经济萧条之中上台的美国第20届总统詹姆斯·加菲尔德已经明确地把握了问题的要害，他说道：

　　在任何一个国家里，谁控制着货币供应，谁就是所有工业和商业的绝对主人。当你明白整个（货币）系统非常容易地由极少数人用这样或那样的方法来控制时，你就不用别人告诉你通货膨胀和紧缩的根源了。

　　这番话落地才几个星期，加菲尔德总统就被另一个“精神病患者”查尔斯·吉托于1881年7月2日行刺。总统被击中了两枪，最后在9月19日去世。

　　国际银行家们在整个19世纪中，成功地在欧洲“以神圣的金权取代了神圣的王权”，在美国，“神圣的金权也逐步瓦解了神圣的民权”。国际银行家在与美国民选政府经历了长达百年的激烈较量之后，已经完全占了上风。美国历史学家指出，美国总统的伤亡率比美军诺曼底登陆的第一线部队的平均伤亡率还要高。

　　当银行家们踌躇满志地手握1863年《国家银行法》时，他们距离最终的目标—在美国完全复制一个英格兰银行的计划只剩一步之遥。一个完全控制美国货币发行的私有的中央银行，一个银行家的银行已经出现在美利坚的地平线上。

[1] Abraham Lincoln, letter to William Elkins, Nov 21, 1864 (just after the passage of the debt causing National Bank Act [June 3, 1864], right before assassination).

　　[2] G. Edward Griffin, The Creature from Jekyll Island (American Media, Westlake Village, CA 2002) p393.

　　[3] Izola Forrester, This One Mad Act (Boston: Hale, Cushman & Flint, 1937), p359.

　　[4] Glyn Davis, History of Money From Ancient Times to The Present Day (University of Wales Press, 2002), p458.

　　[5] Ibid., p459.

　　[6] Adam Smith, Wealth of Nations, 1776, book IV Chapter one.

　　[7] Congressman Charles G. Binderup, How Benjamin Franklin Made New England Prosperous, 1941. .

　　Note: Radio address given by Congressman Charles G. Binderup of Nebraska, and was reprinted in Unrobing the Ghosts of Wall Street.

　　[8] Ibid..

　　[9] Ibid.

　　[10] In 1787, when the Continental Congress met to adopt the replacement to the Articles of Confederation, which would become the Constitution, Jefferson誷 address regarding a central banking system.

　　[11] US Constitution Article I Section 8.

　　[12] Letter to the Secretary of the Treasury Albert Gallatin (1802).

　　[13] Allan Hamilton, The Intimate Life of Alexander Hamilton (Charles Scribner誷 Sons 1910).

　　[14] Quoted by Arthur Schlesinger, Jr., The Age of Jackson (New York: Mentor Books, 1945), p6-7.

　　[15] Written on April 30, 1781, to his mentor, Robert Morris. Quoted by John H. Makin, The Global Debt Crisis: America誷 Growing Involvement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4), p246.

　　[16] The Writings of Thomas Jefferson (New York: G.P.Putnam & Sons, 1899), Vol. X, p31.

　　[17] The Basic Writings of Thomas Jefferson (Willey Book Company, 1944), p749.

　　[18] Glyn Davies, History of Money From Ancient Times to The Present Day (University of Wales Press, 2002), p474.

　　[19] Ibid., p475.

　　[20] Thomas Jefferson, Letter to John Taylor of Caroline, 26 November 1798; reproduced in The Writings of Thomas Jefferson v. 10, editted by Lipscomb and Bergh.

　　[21] Glyn Davies, History of Money From Ancient Times to The Present Day (University of Wales Press 2002), p475-476.

　　[22] Thomas Jefferson, Letter to James Monroe, January 1, 1815.

　　[23] Glyn Davies, History of Money From Ancient Times to The Present Day (University of Wales Press 2002), p476.

　　[24] Ibid., p479.

　　[25] G. Edward Griffin, The Creature from Jekyll Island (American Media, Westlake Village, CA 2002).

　　[26] Inaugural Address of President William Henry Harrison March 4, 1841.

　　[27] Michael F. Holt;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American Whig Party: Jacksonian Politics and the Onset of the Civil War (1999). p272.

　　[28] Glyn Davies, History of Money From Ancient Times to The Present Day (University of Wales Press 2002), p484.

　　[29] Ibid., p486.

　　[30] Sydney E. Ahlstrom, A Religious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People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2), on p. 649.

[31] Jewish History in Civil War, Jewish-American History Documentation Foundation, Inc. 2006.

　　[32] Glyn Davies, History of Money From Ancient Times to The Present Day (University of Wales Press 2002), p489.

　　[33] Des Griffin, Descent into Slavery (Emissary Publications, 1980).

　　[34] Abraham Lincoln and John F. Kennedy by Melvin Sickler.

　　[35] From a circular issued by authority of the Associated Bankers of New York, Philadelphia, and Boston signed by one James Buel, secretary, sent out from 247 Broadway, New York in 1877, to the bankers in all of the States.

[老酒]

一个伟大的工业国家被信用系统牢牢地控制着，这个信用系统高度地集中。这个国家的发展和我们所有的（经济）活动完全掌握在少数人手中。我们已经陷于最糟糕的统治之下，一种世界上最完全、最彻底的控制。政府不再有自由的意见，不再拥有司法定罪权，不再是那个多数选民选择的政府，而是在极少数拥有支配权的人的意见和强迫之下（运作）的政府。

　　这个国家的很多工商业人士都畏惧着某种东西。他们知道这种看不见的权力是如此的有组织、如此的悄然无形、如此的无孔不入、如此的互锁在一起、如此的彻底和全面，以至于他们不敢公开谴责这种权力。[1]

　　伍德罗·威尔逊，美国第28届总统

　　本章导读

　　不算夸张地说，直到今天，中国可能也没有几个经济学家知道美联储其实是私有的中央银行。所谓“联邦储备银行”，其实既不是“联邦”，更没有“储备”，也算不上“银行”。

　　多数中国人可能会想当然地认为是美国政府发行着美元，实际情况是，美国政府根本没有货币发行权！1963年肯尼迪总统遇刺后，美国政府最终丧失了仅剩的“白银美元”的发行权。美国政府要想得到美元，就必须将美国人民的未来税收（国债）抵押给私有的美联储，由美联储来发行“美联储券”，这就是“美元”。

　　美联储的性质和来历在美国的学术界和新闻媒体中，是一个大家心照不宣的“禁区”。媒体每天可以长篇累牍地辩论“同性恋婚姻”这类无关痛痒的问题，而对到底谁控制着货币发行这样一个关系到每一个人、每一天、每一分钱收入、每一项贷款利息支付的“利益攸关”的问题，几乎只字不提。

　　读到这里，如果你有吃惊的感觉，说明这一问题是重要的，而你居然不知道。这一章将讲述被美国主流媒体刻意“过滤掉”的美联储成立的秘密，当我们拿着放大镜，用慢镜头回放这一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的最后关头时，事件发展将精确到以小时为单位。

　　1913年12月23日，美国民选政府终于被金钱权力所颠覆。

[老酒]

1910年11月22日夜，纽约城外一节完全密封的火车车厢里，所有的车窗全部被窗帘严密地遮挡住，列车缓缓向南驶去。车厢里坐着的全是美国最重要的银行家，没有任何人知道他们此行的目的地。列车的终点是数百英里之外的佐治亚州的哲基尔岛。

　　佐治亚州的哲基尔岛是一群美国超级富豪拥有的冬季度假胜地。以J.P.摩根为首的大腕们成立了一个哲基尔岛打猎俱乐部，地球上1/6的财富聚集在这个俱乐部会员的手中，会员身份只能继承，不可转让。此时，该俱乐部得到通知，有人要使用俱乐部场所大约两个星期，所有会员不能在这段时间内使用会所。会所的所有服务人员全部从大陆调来，对所有到达会所的客人一律只称呼名字，而绝对不能使用姓氏。会所周围50英里的范围内被确保不会出现任何记者。

　　当一切准备就绪，客人们出现在会所中。参加这个绝密会议的有：

　　尼尔森·奥尔德里奇（Nelson Aldrich），参议员，国家货币委员会主席，尼尔森·洛克菲勒的外祖父

　　派亚特·安德鲁（A. Piatt Andrew），美国财政部助理部长

　　弗兰克·范德利普（Frank Vanderlip），纽约国家城市银行总裁

　　亨利·戴维森（Henry P. Davison），J.P.摩根公司高级合伙人

　　查尔斯·诺顿（Charles D. Norton），纽约第一国家银行总裁

　　本杰明·斯特朗（Benjamin Strong），J.P.摩根的左膀右臂

　　保罗·沃伯格（Paul Warburg），德国犹太移民，1901年到美国，库恩雷波公司（Kuhn Loeb and Company）的高级合伙人，英国和法国的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代理人，美联储的总设计师，第一任美联储董事

　　这些重要人物来到这个偏僻的小岛，对来此打猎毫无兴趣，他们的主要任务是起草一份重要的文件：《联邦储备法案》（Federal Reserve Act）。

　　保罗·沃伯格是银行运作方面的高手，精通几乎所有的银行运作细节。当其他人提出各类问题时，保罗不仅耐心解答，更是滔滔不绝地讲解每一个细节概念的历史渊源。所有的人无不为他在银行方面的渊博知识所折服。保罗自然成为文件的主要起草者和解释者。

　　尼尔森·奥尔德里奇是所有人中唯一的外行，他负责使文件内容符合政治正确的要求，能够在国会被接受。其他人则代表不同的银行集团的利益，他们围绕着保罗提出的方案细节进行了长达九天的激烈争论，最后终于达成了共识。

　　由于1907年银行危机以来，银行家在美国人民心目中的形象太差，以至于国会议员中没有人胆敢公开支持由银行家参与制订的法案，所以这些人不远千里从纽约躲到这个僻静的小岛来起草这个文件。另外，中央银行这个名称过于树大招风，自杰斐逊总统以来，中央银行的名称始终与英国的国际银行家阴谋联系过密，所以保罗建议用联邦储备系统（Federal Reserve System）的名称来遮人耳目。但是，它具有一切中央银行的职能，和英格兰银行一样，美联储被设计成私人拥有股份，并将从中获得巨大的利益。与第一银行和第二银行不同的是，美联储的股份构成中，原来20%的政府股份被拿掉了，它将成为一个“纯粹”的私有中央银行。

　　为了使联邦储备系统更有欺骗性，在谁控制美联储的问题上，保罗巧妙地提出：“国会控制美联储，政府在董事会中拥有代表，但是董事会的多数成员由银行协会直接或间接控制。”

　　后来，保罗把最后的版本改为“董事会成员由美国总统任命”，但是董事会的真正功能由联邦咨询委员会（Federal Advisory Council）所控制，联邦咨询委员会与董事会定期开会“讨论”工作。联邦咨询委员会成员将由12家联邦储备银行的董事决定，这一点被有意地向公众隐瞒了。

　　另一个保罗要应付的难题是，如何隐藏纽约的银行家将主导美联储这个事实。19世纪以来，美国中西部广大中小商人、农场主饱受银行危机的浩劫，对东部银行家深恶痛绝，这些地区的议员不可能支持纽约银行家占主导的中央银行。保罗为此设计了一套由12家美联储地区银行构成整个系统的天才解决方案。在银行圈子之外，很少有人明白，在美国货币和信贷发放高度集中于纽约地区这一基本前提下，提议建立各地区联储银行，只不过是给人造成中央银行的业务并没有集中在纽约的假象罢了。

还有一个体现保罗深谋远虑之处的就是将美联储总部设在政治首都华盛顿，而有意远离它真正接受指令的金融之都纽约，以进一步分散公众对纽约银行家的顾虑。

　　保罗的第四个困扰是如何产生12家美联储地区银行的管理人员，尼尔森·奥尔德里奇的国会经验终于派上了用场。他指出中西部的议员普遍对纽约银行家有敌意，为了避免失控现象，所有地区银行的董事应该由总统任命，而不要由国会插手。但是这造成了一个法律漏洞，《宪法》第一章第八节明确规定由国会负责发行管理货币，将国会排除在外，意味着美联储从一开始就违背了《宪法》。后来这一点果然成为了很多议员攻击美联储的靶子。

　　在经过这一番颇具匠心的安排以后，该法案俨然以模拟美国宪法分权与制衡的面目出现。总统任命，国会审核，独立人士任董事，银行家做顾问，真是滴水不漏的设计！

[老酒]

华尔街的七个人现在控制了美国大部分基础工业和资源。其中J.P.摩根、詹姆斯·希尔、乔治·贝克（纽约第一国家银行的总裁），属于所谓摩根集团；其余四人，约翰·洛克菲勒、威廉·洛克菲勒、詹姆斯·斯蒂尔曼（国家城市银行总裁）、雅各布·希夫（库恩雷波公司），属于标准石油城市银行集团。他们所构成的资本的核心枢纽控制着美国。[2]

　　约翰·穆迪，穆迪投资评估体系创始人，1911年

　　华尔街的七位大腕是建立美联储的真正幕后推动者。他们之间及其与欧洲罗斯柴尔德家族的秘密协调，最终建立了英格兰银行在美国的翻版。

　　摩根家族的兴起

　　摩根银行的前身是不太为人所知的英国乔治·皮博迪公司（George Peabody and Company）。乔治·皮博迪原是美国巴尔的摩的一个干货商，在发了一些小财之后，于1835年来到英国伦敦闯世界。他瞧准了金融行业是个发财的行业，就开始在伦敦和一些商人一起做起承兑银行（Merchant Bank）的生意，这是当时一种非常时髦的“高级金融”（High Finance）业务，客户主要包括政府、大公司和大富豪们。他们提供国际贸易贷款，发行股票和债券，经营大宗商品，这就是现代投资银行的前身。

　　乔治·皮博迪通过巴尔的摩的布朗兄弟公司在英国分号的引荐，很快打入了英国的金融圈子。不久，乔治·皮博迪非常吃惊地收到内森·罗斯柴尔德男爵的邀请前去做客。诚惶诚恐的乔治·皮博迪觉得能被名震世界银行界的内森请去做客，就好像天主教徒被教皇接见一般荣幸。

　　内森开门见山地提出希望乔治·皮博迪帮他一个忙，做罗斯柴尔德家族的秘密公关代理人。罗斯柴尔德家族由于在欧洲巧取豪夺，虽然家财万贯，可也被很多人痛恨和鄙视。伦敦的贵族阶级就不屑于与内森为伍，屡次拒绝内森的邀请，虽然罗斯柴尔德在英国势力很大，但始终有些被贵族孤立的感觉。内森看中乔治·皮博迪的另一个原因是他为人谦和，人缘颇佳，又是美国人，日后还可以派上大用场。

　　乔治·皮博迪对内森的提议自然是满口应承，所有公关开销全由内森买单，乔治·皮博迪的公司很快就成为伦敦著名的社交中心。特别是每年7月4日在乔治·皮博迪家举办的美国独立节宴会，更是伦敦贵族圈子里的一件盛事[2]。客人们可能没有想到，富丽堂皇和气派奢华的招待开销，岂是一个几年前还名不见经传的普通商人所能负担得起的。

　　直到1854年，乔治·皮博迪还只是一个百万英镑级别的银行家，在短短的六年之内，他却发了一笔近2 000万英镑的横财，一举成为美国重量级的银行家。原来在罗斯柴尔德家族策动的美国1857年经济危机中，乔治·皮博迪由于大量投资于美国铁路债券和政府债券，当英国的银行家突然狂抛和美国沾边儿的一切债券时，乔治·皮博迪也被深度套牢。奇怪的是，英格兰银行在他濒临破产边缘的时候，仿佛天使从天而降，紧急提供了80万英镑的信用额度，不仅把他从死神身边夺了回来，更鬼使神差般地使一贯极端谨慎和早已失魂落魄的乔治·皮博迪赌上全部身家，大笔吃进被惊恐万状的美国债券投资者当做垃圾抛售的各类债券。1857年的危机全然不同于1837年的十年萧条，仅一年时间，美国的经济就完全走出衰退的阴影，结果，乔治·皮博迪手中的美国债券使他很快成为超级富豪，这与1815年内森的英国国债战役惊人的相似。在没有内线准确信息的情况下，刚从破产噩梦中惊醒过来的乔治·皮博迪，是断然不敢大量吃进美国债券的。

　　乔治·皮博迪一生没有子嗣，庞大的产业无人继承，他为此煞费苦心，终于决定邀请年轻的朱尼厄斯·摩根（Junius Morgan）入伙。在乔治·皮博迪退休以后，朱尼厄斯·摩根接掌了全部生意，并将公司改名为朱尼厄斯·摩根公司（Junius S. Morgan and Company），仍然设在伦敦。后来，朱尼厄斯的儿子J.P. 摩根接掌了公司，后来他将美国的分支改名为J.P.摩根公司。1869年，J.P.摩根和佐格索（Drexel）在伦敦与罗斯柴尔德家族会面，摩根家族完全继承了乔治·皮博迪与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关系，并将这种合作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1880年，J. P. 摩根开始大量资助重组铁路公司的商业活动。

1891年2月5日，罗斯柴尔德家族和英国的其他一些银行家成立了秘密组织“圆桌会议集团”，美国也建立了相应的组织，牵头的就是摩根家族。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的“圆桌会议集团”更名为“外交协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英国的改为“皇家国际事务协会”（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美英两国政府的许多重要官员就是从这两个协会中被挑选出来的。

　　1899年，J.P.摩根和佐格索到英国伦敦参加国际银行家大会。当他们回来时，J.P.摩根已经被指派为罗斯柴尔德家族在美国利益的首席代理人。伦敦会议的结果就是，纽约的J.P.摩根公司，费城的佐格索公司，伦敦的格伦费尔（Grenfell）公司，巴黎的摩根·哈杰斯·希公司（Morgan Harjes Cie），德国和美国的沃伯格公司（M. M. Warburg Company），与罗斯柴尔德家族完全联系在一起了。[3]

　　1901年，J.P.摩根以5亿美元的天价收购了卡内基的钢铁公司，并组建了世界上第一家市值超过10亿美元的巨无霸—美国钢铁公司（United States Steel Corporation）。J.P.摩根在当时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可是，据国家临时经济委员会（Temporary National Economic Committee）的报告，他仅拥有自己公司 9%的股份。看来，声明赫赫的摩根还只是一个前台人物。

　　洛克菲勒：石油大王

　　老约翰·洛克菲勒在美国历史上是一个颇有争议的人物，被人们冠以“最冷酷无情的人”。他的名字自然和大名鼎鼎的标准石油公司密不可分。

　　洛克菲勒的石油生涯开始于美国内战时期（1861~1865），直到1870年他成立美国标准石油公司时，生意做得仍然属于一般水准。自从得到克里夫兰国家城市银行的一批种子贷款后，他好像一下子找到了感觉，尤其是在恶意竞争方面展现出超乎常人的想象力。在他非常看好的石油精炼行业中，他很早就悟出石油精炼虽然短期利润极高，但由于缺乏控制的激烈竞争，终将陷入自杀般的恶性竞争。办法只有一个，毫不留情地消灭竞争对手，为此目的可以不惜一切手段。

　　具体方法是，首先由受其控制但不为人所知的中间公司提出用现金低价收购竞争对手，如果遭到拒绝，竞争对手将面临惨烈的价格战，直到对方屈服或破产。如果还不奏效，洛克菲勒最后将使出撒手锏：暴力破坏。殴打竞争对手的工人，放火焚烧对手厂房等，几个回合下来，幸存者寥寥无几。如此霸道的垄断行为，虽然引起了同行的公愤，但也招来了纽约银行家的浓厚兴趣。酷爱垄断的银行家非常欣赏洛克菲勒实现垄断的高度执行力。

　　罗斯柴尔德家族一直煞费苦心想控制日益强大的美国，但屡屡失手。控制一个欧洲的国王比控制一个民选政府要简单得多。美国内战以后，罗斯柴尔德家族开始部署控制美国的计划。在金融业，有摩根银行和库恩雷波公司，在工业界，他们还一直没有物色到合适的代理人选，洛克菲勒的所作所为，让罗斯柴尔德家族眼前一亮。如果在金融方面给予大量输血，洛克菲勒的实力会远远超出小小的克里夫兰地区。

　　罗斯柴尔德家族派出他们在美国最重要的金融战略家库恩雷波公司的雅各布·希夫（Jacob Schiff）。1875年，希夫亲赴克里夫兰去指点洛克菲勒下一步的扩张计划。希夫带来了洛克菲勒想都不敢想的空前支持，由于罗斯柴尔德此时通过摩根银行和库恩雷波公司已经控制了美国95%的铁路运力，希夫拟定了一个由影子公司（South Improvement Company）出面，给洛克菲勒的标准石油公司提供非常低廉的运费折扣，在这个运费折扣压力之下，没有几家炼油公司还能够继续生存。洛克菲勒很快就完全垄断了美国石油行业，成了名副其实的“石油大王”。

　　雅各布·希夫：罗斯柴尔德的金融战略家

　　罗斯柴尔德家族和希夫家族之间的密切关系可以上溯到1785年，当老罗斯柴尔德举家搬到法兰克福的一幢五层楼房时，与希夫家族合住了多年。同为德国犹太银行家，两家有长达百年的情谊。

1865年，年仅18岁的雅各布·希夫在英国罗斯柴尔德银行见习了一段时间以后，来到美国。在林肯总统被刺杀之后，雅各布协调在美国的欧洲银行家代理人之间的利益，共同推动建立美国的私有中央银行制度。他的另外一个目的就是发现、培养欧洲银行的代理人，并将他们输送到政府、法院、银行、工业、新闻等各种重要的位置上，以待时机。

　　1875年1月1日，雅各布加盟库恩雷波公司，并从此成为公司的核心。在强大的罗斯柴尔德家族支持之下，库恩雷波公司最终成为美国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最著名的投资银行之一。

　　詹姆斯·希尔：铁路大王

　　铁路的建设是严重依赖金融支持的重要基础建设，美国庞大的铁路工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仰赖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的资本市场的金钱才得以实现的。控制美国铁路债券在欧洲的发行，就成为掌握美国铁路工业命脉的直接手段。

　　1873年，由于国际银行家们对美国突然实施金融紧缩，狂抛美国债券，美国铁路债券也未能幸免。到危机结束的1879年时，罗斯柴尔德家族已成为美国铁路最大的债权人，只要他们高兴，可以随时掐断任何美国铁路公司的金融命脉。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靠汽船运输和煤矿起家的詹姆斯·希尔必须投靠在金融家的旗下，才可能在铁路行业惨烈的竞争中生存和壮大，摩根正是他背后的金融靠山。在摩根的大力扶持下，利用1873年危机后大量铁路公司倒闭的机会，詹姆斯·希尔实现了迅速兼并和扩张的计划。

　　到1893年，詹姆斯·希尔拥有横贯美国大陆的铁路的梦想终于实现了。在争夺中西部铁路（Chicago，Burlington and Quincy Railroad）控制权时，詹姆斯·希尔遇到了强大的对手，由洛克菲勒财团支持的太平洋联合铁路（Union Pacific Railroad）向他发动了突然袭击。太平洋联合铁路的总裁哈里曼开始秘密收购詹姆斯·希尔控制的北方太平洋铁路公司（Northern Pacific）的股票，当詹姆斯·希尔惊觉即将失去控制权时，哈里曼还差4万股就大功告成了。詹姆斯·希尔立即向正在欧洲度假的后台老板摩根紧急求救，摩根马上指令手下反击洛克菲勒的挑战。一时间华尔街烽烟四起，对北方太平洋铁路公司股票的争夺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每股价格一度达到1 000美元的天价。

　　两虎相争必有一伤，最后国际银行家们不得不出面调停，达成的最终结果是成立一家新的控股公司—北方证券公司（Northern Securities Company），两强共同控制美国北方的铁路运输。在公司成立当天，麦金利总统被刺杀，副总统老罗斯福继任。在老罗斯福的强力反对下，北方证券公司被美国1890年通过的《谢尔曼反垄断法》强制解体。受挫之后，詹姆斯·希尔的发展方向掉头向南，收购了从科罗拉多直抵得克萨斯的铁路。到1916年去世时，詹姆斯·希尔积累了5 300万美元的财产。

　　沃伯格兄弟

　　1902年，保罗和费里克斯兄弟从德国法兰克福移民到美国。出身于银行世家的两兄弟对银行业务十分精通，尤其是保罗，堪称当时的金融顶尖高手。罗斯柴尔德非常看重保罗的天分，特意从欧洲战略联盟的沃伯格家族银行（M. M. Warburg and Co.）将两兄弟抽调到急需人才的美国战线上。

　　此时，罗斯柴尔德家族在美国推行私有中央银行的计划已近百年，始终起起伏伏没有最终得手。这一次，保罗将承担主攻任务。在抵达美国不久，保罗加盟先头部队雅各布·希夫的库恩雷波公司，并娶了希夫妻妹的女儿，费里克斯则娶了希夫的女儿。

　　老罗斯福和威尔逊总统两朝的金融顾问加里森（Colonel Ely Garrison）指出：“在奥尔德里奇计划在全国招致愤恨和反对的情况下，是保罗·沃伯格先生把《美联储法案》重新组合起来的。这两份计划背后的天才智慧都来源于伦敦的阿尔弗雷德·罗斯柴尔德。”[4]

[老酒]

1903年，保罗将一份如何将欧洲中央银行的“先进经验”介绍到美国的行动纲领交给雅各布·希夫，这份文件随后又被转交给纽约国家城市银行（后来的花旗银行）总裁詹姆斯·斯蒂尔曼和纽约的银行家圈子，大家都觉得保罗的思想真如醍醐灌顶，使大家茅塞顿开。

　　问题是美国历史上反对私有中央银行的政治力量和民间力量相当强大，纽约银行家在美国工业界和中小业主的圈子里口碑极差。国会的议员们对银行家提出的任何有关私有中央银行的提案都像躲避瘟疫一般避之唯恐不及。在这样的政治气氛中想通过有利于银行家的中央银行法案比登天还难。

　　为了扭转这种不利的态势，一场巨大的金融危机开始被构想出来。

　　首先是新闻舆论导向开始大量出现宣传新金融理念的文章。1907年1月6日发表了保罗的文章，题目是“我们银行系统的缺点和需要”，从此保罗成为美国倡导中央银行制度的首席吹鼓手。此后不久，雅各布·希夫在纽约商会宣称：“除非我们拥有一个足以控制信用资源的中央银行，否则我们将经历一场前所未有而且影响深远的金融危机。”[5]

　　苍蝇不叮没缝的鸡蛋，与1837年、1857年、1873年、1884年和1893年一样，银行家们早已瞧出经济过热发展中出现的严重泡沫现象，这也是他们不断放松银根所导致的必然结果。整个过程形象地说就像银行家在鱼塘里养鱼，当银行家向鱼塘里放水时就是在放松银根，向经济体大量注入货币，在得到大量的金钱之后，各行各业的人就开始在金钱的诱惑之下日夜苦干，努力创造财富，这个过程就像水塘里的鱼儿使劲吸收各种养分，越长越肥。当银行家看到收获的时机成熟时，就会突然收紧银根，从鱼塘中开始抽水，这时鱼塘里的多数鱼儿就只有绝望地等着被捕获的命运。

　　但是，什么时候开始抽水捞鱼却只有几个最大的银行寡头知道，当一个国家建立了私有的中央银行制度以后，银行寡头对放水抽水的控制就更加得心应手，收获也就越加精确。经济发展与衰退，财富积累与蒸发都成为银行家“科学饲养”的必然结果。

　　摩根和他背后的国际银行家们精确地计算着这次金融风暴的预估成果。首先是震撼美国社会，让“事实”说明一个没有中央银行的社会是多么脆弱。其次是挤垮和兼并中小竞争对手，尤其是令银行家颇为侧目的信托投资公司。还有就是得到让他们垂涎已久的重要企业。

　　时髦的信托投资公司在当时享有许多银行不能经营的业务，政府监管方面又非常宽松，这一切导致了信托投资公司过度吸纳社会资金并投资于高风险的行业和股市。到1907年10月危机爆发时，纽约一半左右的银行贷款都被高利息回报的信托投资公司作为抵押投在高风险的股市和债券上，整个金融市场陷入极度投机状态。

　　摩根在此之前的几个月里一直在欧洲的伦敦与巴黎之间“度假”，经过国际金融家们精心策划，摩根回到美国。不久，纽约突然开始广泛传言美国第三大信托公司尼克伯克（Knickerbocker Trust）即将破产，流言像病毒一般迅速传染了整个纽约，惊恐万状的存款市民在各个信托公司门口彻夜排队等候取出他们的存款。银行则要求信托公司立即还贷，受到两面催款的信托公司只好向股票市场借钱（Margin Loan），借款利息一下冲到150%的天价。到10月24日，股市交易几乎陷于停盘状态。

　　摩根此时以救世主的面目出现了。当纽约证交所主席来到摩根的办公室求救时，他声音颤抖地表示如果不能在下午三点之前筹集到2 500万美元，至少50家交易商将会破产，他除了关闭股票市场将别无选择。下午两点，摩根紧急召开银行家会议，在16分钟里，银行家们筹足了钱。摩根立即派人到证交所宣布借款利息将以10%敞开供应，交易所里立即一片欢呼。仅过了一天，紧急救助的资金告罄，利息再度疯长。8家银行和信托公司已经倒闭。摩根赶到纽约清算银行，要求发放票据作为临时货币以应付严重的现金短缺。
11月2日星期六，摩根开始了他蓄谋已久的计划，“拯救”仍在风雨飘摇之中的摩尔斯莱（Moore and Schley）公司。该公司已陷入2 500万美元的债务，濒临倒闭。但是它却是田纳西矿业和制铁公司（Tennessee Coal and Iron Company）的主要债权人，如果摩尔斯莱被迫破产清偿，纽约股市将完全崩溃，后果不堪设想。摩根将纽约金融圈子里的大腕悉数请到他的图书馆，商业银行家被安排在东书房，信托公司老总被安排在西书房，惶惶不可终日的金融家们焦急地等待着摩根给他们安排的命运。

　　摩根深知田纳西矿业和制铁公司拥有的田纳西州、亚拉巴马州和佐治亚州的铁矿和煤矿资源，将大大加强摩根自己创办的钢铁巨无霸—美国钢铁公司的垄断地位。在反垄断法的制约之下，摩根始终对这块大肥肉无法下嘴，而这次危机给他创造了一个难得的兼并机会。摩根的条件是，为了拯救摩尔斯莱公司和整个信托行业，信托公司必须集资2 500万美元来维持信托公司不致崩溃，美国钢铁公司要从摩尔斯莱手中买下田纳西矿业和制铁公司的债权。焦虑烦躁的心情，濒临破产的压力，整夜未眠极度疲倦的信托公司的老总们终于向摩根缴械投降。

　　在拿到田纳西矿业和制铁公司这块肥肉之后，喜不自胜的摩根还有最后一关要过，那就是对反垄断一点不含糊的老罗斯福总统。11月3日星期天晚上，摩根派人星夜赶往华盛顿，务必在下个星期一上午股票市场开盘之前，拿到总统的批准。银行危机使大批企业倒闭，失去一生积蓄的成千上万愤怒的人民形成了巨大的政权危机，老罗斯福不得不借重摩根的力量来稳定大局，他在最后时刻被迫签下城下之盟。此时距星期一股市开盘仅剩5分钟！

　　纽约股市闻讯大涨。

　　摩根以4 500万美元的超低价吃下田纳西矿业和制铁公司，而该公司的潜在价值按照约翰·穆迪的评估，至少在10亿美元左右。[6]

　　每一次金融危机都是蓄谋已久的精确定向爆破，熠熠夺目的崭新金融大厦总是建筑在成千上万破产者的废墟之上。

[老酒]

从金本位到法定货币：银行家世界观的大转变

　　19世纪末以来，国际银行家对金钱的认识再一次实现重大飞跃。

　　原有的英格兰银行模式，即以国债作为抵押来发行货币，通过两者的死锁，实现政府举债，银行发行货币，确保债务规模越来越大，从而保证了银行家不断增长的巨额收益。在金本位体系之下，银行家坚决反对通货膨胀，因为任何货币贬值都直接伤害了银行家的利息实际收入。这种思路还是比较原始的放贷吃利息的办法，主要的缺点就是财富积累得太慢，即使是用上部分储备金制度（Fractional Reserve），仍然不足以满足银行家们日渐膨胀的胃口。特别是黄金和白银增加缓慢，这就等于给银行放贷总量设了一个上限。

　　19、20世纪之交的欧洲，银行家们已经摸索出一套更为高效也更为复杂的法定货币体制。法定货币（Fiat Money）彻底摆脱了黄金和白银对贷款总量的刚性制约，对货币的控制更加有弹性，也更加隐秘。当银行家逐渐明白通过无限制地增加货币供应来获得的收益，远比通货膨胀带来的贷款利息损失要大得多时，他们随即成为法定货币最热烈的拥护者。通过急剧增发货币，银行家们等于掠夺了整个国家储蓄者的巨额财富，而比起原来银行强制拍卖别人财产的方式，通货膨胀要“文明”得多，所遇到人民的抵抗也要小得多，甚至难以被人察觉。

　　在银行家的资助之下，通货膨胀的经济学探讨逐渐被引导到纯数学游戏的轨道上，由于增发纸币所导致的通胀（Currency Inflation）的概念，在现代已经完全被价格上涨的通胀（Price Inflation）理论所淹没。

　　这时，银行家们赖以发财致富的手段中除了原有的部分储备金制度、货币与国债死锁之外，又增加了一个更为强大的工具：通货膨胀。从此，银行家实现了从黄金的卫道士到黄金的死敌这一戏剧性的转变。

　　凯恩斯就通货膨胀的评价可谓一针见血：“用这个办法，政府可以秘密地和难以察觉地没收人民的财富，一百万人中也很难有一个人能够发现这种偷窃行为。”

　　准确地说，在美国使用这个办法的是私有的美联储而不是政府。

[老酒]

星期二，普林斯顿的校长将会当选你们（新泽西州）的州长。他不会完成他的任期。在1912年11月，他将当选美国总统。1917年3月，他将连任总统。他将是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之一。

　　拉比·怀斯在新泽西的演讲，1910年

　　这个后来成为威尔逊总统亲密智囊的怀斯能在两年前准确预测总统大选的结果，甚至准确预测六年之后的总统大选结果，并不是因为他的手中真有神奇的水晶球，而是因为所有的结果都是事先由银行家们精确谋划出来的。

　　不出国际银行家们所料，1907年的银行危机的确极大地震撼了美国社会。人们对信托投资公司的愤怒，对银行倒闭的恐慌，与对华尔街金融寡头势力的畏惧掺和在一起，一股反对一切金融垄断的强大民意潮流席卷全国。

　　普林斯顿大学校长伍德罗·威尔逊就是一位著名的反对金融垄断的活跃分子。纽约国家城市银行的总裁范德利普曾这样说道：“我写信邀请普林斯顿的伍德罗·威尔逊参加一个晚宴并发表演讲。为了让他知道这是一次重要的机会，我提到了参议员奥尔德里奇也要到场并发表演讲。我的朋友威尔逊博士的回答让我大吃一惊，他拒绝和奥尔德里奇参议员同台发表演说。”[7]

　　参议员奥尔德里奇当时权倾朝野，他在40年的国会生涯中，有36年为参议员，又是权力极大的参议院金融委员会的主席，身为小约翰·洛克菲勒的岳父，他与华尔街银行界过从甚密。1908年，奥尔德里奇提议在紧急情况下，银行可以发行货币，并以联邦政府、州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债券和铁路债券做抵押。天下竟有如此好事，风险由政府和人民扛着，好处全是银行家得，让人不得不佩服华尔街的手段。该法案被称为《紧急货币法案》（Emergency Currency Act），这个法案成为五年以后《美联储法案》的立法基础。奥尔德里奇被社会认为是华尔街的代言人。

　　伍德罗·威尔逊1879年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后进入弗吉尼亚大学深造法律，于1886年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获得博士学位，1902年就任普林斯顿大学校长。学究气十足的伍德罗·威尔逊一贯高调反对金融垄断，自然不肯与金融寡头的代言人亲近。学术上的精深造诣和理想主义的情怀并不能弥补他金融行业知识的极度缺乏，他对华尔街银行家们的赚钱技巧更是一窍不通。

　　银行家们正是看中了威尔逊的单纯而容易被利用的特点，又是社会公认的反金融垄断的著名活动家，形象清新可人，真是一块难得的璞玉。银行家们准备在他身上投下重金，悉心“雕琢”，以备大用。

　　正好，纽约国家城市银行的董事克里夫兰·道奇（Cleveland Dodge）是威尔逊在普林斯顿的大学同学，1902年威尔逊能够顺利当上普林斯顿的校长，就是财大气粗的道奇鼎力相助的结果。有了这一层不浅的关系，道奇在银行家们的策划下，开始在华尔街放风说威尔逊是一块当总统的料。

　　一个上任才几年的校长突然被人捧为是当总统的料，心中一阵窃喜也是人之常情。当然，被捧红总是要付出代价的，威尔逊开始背地里和华尔街黏糊起来。果然，威尔逊很快在华尔街大佬们的扶持下，于1910年当选新泽西州的州长。

　　在公开的场合下，威尔逊仍然义正词严地抨击华尔街金融垄断，私下里也明白他的地位和政治前途完全要依赖银行家的势力。银行家们对威尔逊的抨击出奇地容忍和克制，双方保持了一种微妙而不可言传的默契。

　　正当威尔逊声誉日隆的时候，银行家紧锣密鼓地为他筹措竞选总统的经费。道奇在纽约百老汇大道42号设立了为威尔逊筹款的办公室，并建立了银行账户，道奇捐上第一张1 000美元的支票。很快，道奇通过直邮的方式，迅速在银行家的圈子里征集到了大笔经费，其中2/3的经费来源于七个华尔街银行家。[8]

　　威尔逊在获得总统竞选提名后，难耐激动的心情，他在给道奇的信中说，“我的喜悦无法言表”。自此，威尔逊已经完全扑进了银行家的怀抱。作为民主党候选人的威尔逊肩负着民主党的莫大希望，失去总统宝座多年的民主党对权力的饥渴和威尔逊一样强烈。
威尔逊挑战的是时任总统塔夫特，与当时在全国范围内还名不见经传的威尔逊相比，塔夫特拥有很大的优势。正当踌躇满志准备着连任总统的塔夫特表示不准备对奥尔德里奇法案开绿灯时，一件前所未见的怪事发生了，塔夫特的前任总统老罗斯福突然横刀杀出，居然又要参加总统竞选，这对于老罗斯福自己挑选的接班人和同是共和党的塔夫特而言，真是天大的噩耗。当年老罗斯福因迫使北方证券解体而名声大噪，享有反垄断决不手软的胜誉，他的突然出现将会严重侵蚀塔夫特的选票。

　　事实上，三个竞选人背后全都是银行家在支持，只不过银行家在三个人中间暗地偏向最具可控制性的威尔逊罢了。在华尔街的安排下，老罗斯福果然“不小心”重创塔夫特，使得威尔逊顺利当选。这一幕和1992年老布什被佩里抢走大量选票而意外地败于新手克林顿有异曲同工之妙。

[老酒]

银行巨头们在哲基尔岛的策划十分机密，出于严谨的职业本能，他们准备了两份计划。第一份就是由奥尔德里奇参议员主持的计划，负责佯攻，以便吸引反对派的火力，共和党是奥尔德里奇计划的支持者。另一份被称为B计划的方案才是真正的主攻方向，这就是后来的《美联储法案》，民主党是主要推动力量。

　　其实这两份计划并无本质区别，只是措辞有所不同而已。

　　总统大选也是围绕这个核心目标而展开的。奥尔德里奇参议员和华尔街的关系是尽人皆知的事，在当时全国普遍强烈地反华尔街的氛围中，他所提出的金融改革法案必然失败。而远离权力中心已有多年的民主党，一直扮演着强烈批评金融垄断的角色，再加上形象清新的威尔逊，这一切使得民主党所支持的《美联储法案》有着更大的机会被接受。1907年的危机设计巧妙地达成了金融体制必须改革的两党共识，为了“顺应”民意，此时银行家们牺牲共和党而成全民主党，就成为逻辑上的必然。

　　为了进一步迷惑公众，银行家们使出了让实际上是支持同一内容不同版本的两派互相攻击的高招。奥尔德里奇参议员率先发难，他词严色厉地指责民主党的提案对银行怀有敌意，而且不利于政府。他宣称一切背离金本位的法定货币政策都是对银行家的严重挑战。《国家》（Nation）杂志在1913年10月23日指出：“奥尔德里奇先生所反对的没有黄金支撑的政府法定货币，恰恰是他自己在1908年所提出的法案（《紧急货币法案》）所要做的事。他还应该知道，政府事实上与货币发行毫无关系，是联邦储备委员会全权控制着货币发行。”

　　民主党对奥尔德里奇提案的指责同样令人大开眼界，他们声称奥尔德里奇维护的是华尔街银行家的利益和金融垄断地位，而民主党所提出的美联储提案旨在打破这种垄断，建立起一套地区分立、总统任命、国会审核、银行家提供专家意见的相互制约、分权分立的完美的中央银行系统。不谙金融事务的威尔逊诚心实意地相信这个方案打破了华尔街银行家们对金融的垄断。

　　正是由于奥尔德里奇和范德利普以及华尔街不遗余力地反对和指责，反而使得民主党的《美联储法案》赢得了民众的好感，银行家们把“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计谋发挥到了令人拍案叫绝的程度。

[老酒]

威尔逊当选总统的同时，B计划正式启动。

　　1913年6月26日，即威尔逊入主白宫仅三个月，由弗吉尼亚的众议员银行家格拉斯（Carter Glass）在众议院正式抛出了B计划：格拉斯提案（The Glass Bill），他刻意避免了中央银行等过于刺激的用词，代之以美联储。9月18日，该提案在多数众议员不知就里的情况下以287对85票获得通过。

　　该提案被转送到参议院后变成格拉斯信肺奶岚福℅lass Owen Bill），参议员欧文（Robert L. Owen）也是一位银行家。参议院的提案于12月19日获得通过。此时，两份提案中尚有40多处分歧有待解决，按照两院的惯例，圣诞节前的一周之内不会通过重要法案，按照当时两院提案的差距推算，在正常情况下，只能等到第二年再讨论，所以许多重要的反对该法案的议员纷纷离开华盛顿回家过节去了。

　　此时，在国会山设有一个临时办公室，在“战地”直接指挥的保罗·沃伯格瞧准了这一千载难逢的时机，发动了一场闪电战。在他的办公室里，每隔一个小时就有一批议员赶到，商讨下一步的计划。12月20日星期六的晚上，参众两院召开联席会议继续商讨重要分歧。此时，国会弥漫着一种不惜一切代价也要在圣诞节前通过《美联储法案》的气氛，白宫甚至在12月17日宣布，已经开始考虑第一届美联储董事成员名单。但是直到20日深夜，重要的分歧一个也未能解决。看起来，要在12月22日星期一通过《美联储法案》已经不太可能了。

　　在银行家们的催逼之下，联席会议决定21日星期天全天继续开会，不解决问题决不休会。

　　到20日深夜，参众两院在若干重要问题上仍然没有达成一致。这些分歧包括：美联储地区银行的数量；如何确保储备金；黄金储备的比例；国内国际贸易中的货币结算问题；储备金更改提案；美联储发行的货币能否成为商业银行的储备金；政府债券作为联储货币发行抵押品的比例；通货膨胀问题等。[9]

　　在经过21日紧张的一天之后，22日星期一《纽约时报》头版登出“货币提案今天可能成为法律”的重要新闻，这篇文章热情洋溢地称赞国会的效率，“以这种几乎是前所未有的速度，联席会议修正了两院提案的差异，在今天早晨全部完工”。这篇文章提到的时间段大约是星期一的凌晨1点30分到4点。一个即将影响每一个美国人的每一天生活的重要法案就是在这样一种仓促和压力之下进行的，绝大多数议员根本没有来得及仔细阅读修改之处，更别说提出修正案了。

　　22日凌晨4点30分，最后文件被送交打印。

　　7点整，最后校稿。

　　下午2点，打印好的文件放在了议员的办公桌上，并通知下午4点开会。

　　下午4点，会议开始。

　　6点整，最后联席会议报告提交，此时大多数议员已经去吃晚饭了，会场上的议员寥寥无几。

　　晚7点30分，格拉斯开始20分钟演讲，然后进入辩论阶段。

　　晚11点开始表决，最后以298对60票获得众议院通过。

　　23日，圣诞节前两天，参议院表决以43对25票（27人缺席）通过了《美联储法案》。威尔逊总统为报华尔街的知遇之恩，在参议院通过《美联储法案》仅一小时，就正式签署了该法案。

　　华尔街和伦敦金融城顿时一片欢腾。

　　林德伯格（Lindbergh）议员在这一天对众议院发表演讲：

　　这个法案（《美联储法案》）授权了地球上最大的信用。当总统签署这个法案后，金钱权力这个看不见的政府将被合法化。人民在短期内不会知道这一点，但几年以后他们会看到这一切的。到时候，人民需要再次宣告《独立宣言》才能将自己从金钱权力之下解放出来。这个金钱权力将能够最终控制国会。如果我们的参议员和众议员不欺骗国会，华尔街是无法欺骗我们的。如果我们拥有一个人民的国会，人民将会有稳定（的生活）。国会最大的犯罪就是它的货币系统法案（《美联储法案》）。这个银行法案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严重的立法犯罪。两党的头头和秘密会议再一次剥夺了人民从自己的政府得到益处的机会。[10]

银行家们对这个法案却好评如潮，美利坚国家银行（American National Bank）的总裁奥利弗（Oliver Sands）热情洋溢地说：

　　这个货币法案的通过将对整个国家带来有益的影响，它的运作将有利于商业活动。在我看来，这是一个普遍繁荣时代的开始。

　　美联储的始作俑者奥尔德里奇参议员在1914年7月《独立》杂志对他的采访中透露：

　　在这个法案（《美联储法案》）之前，纽约的银行家只能控制纽约地区的资金。现在，他们可以主宰整个国家的银行储备金。

　　经过与美国政府一百多年的激烈较量，国际银行家终于达到了他们的目的，彻底控制了美国的国家货币发行权，英格兰银行的模式终于在美国被复制成功了。

[老酒]

许多年以来，究竟谁拥有美联储一直是一个讳莫如深的话题，美联储自己总是含糊其辞。和英格兰银行一样，美联储对股东情况严守秘密。众议员赖特·帕特曼（Wright Patman）担任众议院银行和货币委员会主席长达40年，在其中20年里，他不断地提案要求废除美联储，他也一直在试图发现究竟谁拥有美联储。

　　这个秘密终于被发现了。《美联储的秘密》（Secrets of Federal Reserve）一书的作者尤斯塔斯（Eustace Mullins）经过近半个世纪的研究，终于得到了12个美联储银行最初的企业营业执照（Organization Certificates），上面清楚地记录了每个联储银行的股份构成。

　　美联储纽约银行是美联储系统的实际控制者，它在1914年5月19日向货币审计署（Comptroller of the Currency）报备的文件上记录着股份发行总数为203 053股，其中：

　　?洛克菲勒和库恩雷波公司所控制的纽约国家城市银行，拥有最多的股份，持有3万股。

　　?J.P.摩根的第一国家银行拥有1.5万股。

　　当这两家公司在1955年合并成花旗银行后，它拥有美联储纽约银行近1/4的股份，它实际上决定着美联储主席的候选人，美国总统的任命只是一枚橡皮图章而已，而国会听证会更像一场走过场的表演。

　　?保罗·沃伯格的纽约国家商业银行拥有2.1万股。

　　?田罗斯柴尔德家族担任董事的汉诺威银行（Hanover Bank）拥有1.02万股。

　　?大通银行（Chase National Bank）拥有6 000股。

　　?汉华银行（Chemical Bank）拥有6 000股。

　　这六家银行共持有40%的美联储纽约银行股份，到1983年，他们总共拥有53%的股份。经过调整后，他们的持股比例是：花旗银行15%，大通曼哈顿14%，摩根信托9%，汉诺威制造7%，汉华银行8%。[11]

　　美联储纽约银行的注册资本金为1.43亿美元，上述这些银行究竟是否支付了这笔钱仍然是个谜。有些历史学家认为他们只付了一半现金，另一些历史学家则认为他们根本没出任何现金，而仅仅是用支票支付，而他们自己所拥有的美联储的账户上只有几个数字的变动而已，美联储的运作其实就是“以纸张做抵押发行纸张”。难怪有的历史学家讥讽联邦储备银行系统既不是“联邦”，又没有“储备”，也不是银行。

　　1978年6月15日，美国参议院政府事务委员会（Government Affairs）发布了美国主要公司的利益互锁问题的报告，该报告显示，上述银行在美国130家最主要公司里拥有470个董事席位，平均每个主要公司里有3.6个董事席位属于银行家们。

　　其中，花旗银行控制了97个董事席位；J.P.摩根公司控制了99个；汉华银行控制了96个；大通曼哈顿控制了89个；汉诺威制造控制了89个。

　　1914年9月3日，《纽约时报》在美联储出售股份的时候，公布了主要银行的股份构成：

　　?纽约国家城市银行发行了25万股票，詹姆斯·斯蒂尔曼拥有47 498股；J.P. 摩根公司14 500股；威廉·洛克菲勒1万股；约翰·洛克菲勒1 750股。

　　?纽约国家商业银行发行了25万股票，乔治·贝克拥有1万股；J.P. 摩根公司7 800股；玛丽·哈里曼5 650股；保罗·沃伯格3 000股；雅各布·希夫1 000股，小J.P. 摩根1 000股。

　　?大通银行，乔治·贝克拥有13 408股。

　　?汉诺威银行，詹姆斯·斯蒂尔曼拥有4 000股；威廉·洛克菲勒1 540股。

　　从1914年美联储建立以来，无可辩驳的事实显示了银行家们操纵着美国金融命脉、工商业命脉和政治命脉，过去如此，现在仍然如此。而这些华尔街的银行家都与伦敦城的罗斯柴尔德家族保持着密切联系。

　　银行家信托公司（Bankers Trust）的总裁本杰明·斯特朗被选为第一任美联储纽约银行董事会主席。“在斯特朗的控制下，联储系统与英格兰银行和法兰西银行形成了互锁（Interlocking）关系。本杰明·斯特朗作为纽约美联储银行董事于1928年突然死亡，当时国会正在调查美联储董事和欧洲中央银行巨头们的秘密会议，而这些秘密会议导致了1929年经济大衰退。”[12]

[老酒]

威尔逊后来自己承认，他只被允许指定一名美联储董事，其余都是由纽约的银行家挑选。在保罗·沃伯格被提名和任命为董事的过程中，参议院要求他于1914年6月到国会回答质询，主要是了解他在《美联储法案》拟定过程中的角色，结果被他断然拒绝。保罗在写给国会的信中宣称，如果他被要求回答任何问题，都会影响他在美联储董事会的作用，因此他宁愿拒绝接受美联储董事的提名。《纽约时报》立即跳出来为保罗鸣冤，在其1914年7月10日的报道中谴责参议院不该无中生有地质询保罗。

　　保罗自然是美联储系统的核心人物，除了他只怕当时没有第二个人知道美联储到底该如何运转。在他强硬的态度面前，国会只有低头，提出可以事前提供所有问题的清单，如果保罗觉得某些问题“会影响他的作用”，他可以不予回答。保罗最后勉强答应了，但要求非正式见面。

　　委员会问：我知道你是一个共和党人，但是当罗斯福先生参选时，你却成了威尔逊先生的同情者并且支持他（民主党）？

　　保罗答：是的。

　　委员会问：但是你的哥哥（费里克斯·沃伯格）却支持塔夫特（共和党）？

　　保罗答：是的。[13]

　　有意思的是，库恩雷波公司的三个合伙人却支持了三个不同的总统候选人，其中奥图（Otto Kahn）支持老罗斯福，保罗的解释是他们三人彼此不干涉对方的政治理念，因为“金融与政治无关”。保罗顺利通过国会听证，成为美联储第一届董事，后成为董事会副主席。

　　除了保罗以外，另外任命的四名董事会成员是：

　　?阿道夫·米勒（Adolph Miller），经济学家，出身于洛克菲勒资助的芝加哥大学和摩根资助的哈佛大学。

　　?查尔斯·哈姆林（Charles Hamlin），曾任助理财政部长。

　　?弗雷德里克·戴拉诺（Frederick Delano），罗斯福的亲戚，铁路银行家。

　　?哈丁（W. P. G Harding），亚特兰大第一国家银行总裁。

　　威尔逊总统自己提名的托马斯·琼斯被记者发现正在被美国司法部调查和起诉，后来琼斯自己提出退出董事会提名。

　　美联储另外两名成员是财政部长和货币审计员。

[老酒]

联邦咨询委员会（Federal Advisory Council）是保罗·沃伯格精心设计的一个秘密的遥控装置，以此操控美联储董事会。在美联储90多年的运作中，联邦咨询委员会非常出色地实现了保罗当年的构想，几乎没有人注意过这个机构和它的运作，也没有大量文献可供研究。

　　1913年，格拉斯议员在众议院大力推销联邦咨询委员会的概念，他说：“这里面不可能有什么邪恶的东西。每年（联储董事会）与银行家的咨询委员会谈四次，每个成员代表自己所在的联储地区。还有什么比这种安排更能保护公众的利益吗？”格拉斯议员自己就是银行家，他没有解释或提供任何证据来表明银行家在美国的历史上何曾保护过公众的利益。

　　联邦咨询委员会由12家联储地区银行各推选一名代表组成，每年在华盛顿与美联储董事会的成员会谈四次，银行家们向美联储的董事们提出各种货币政策的“建议”，每名银行家都代表本地区的经济利益，每人都有相同的投票权，在理论上简直无懈可击，但在银行业激烈残酷的现实中却全然是另一套规则。

　　难以设想一个辛辛那提的小银行家和保罗·沃伯格、摩根这样的国际金融巨头坐在一个会议桌前，向这些巨头提出“货币政策的建议”，这两个巨头中的任何一个随便从口袋里摸出一张支票画上两笔，就足以使这个小银行家倾家荡产。事实上，12个联储地区中的每一个中小银行的生存，都完全取决于华尔街的五大银行巨头的恩赐，五巨头有意地把和欧洲银行的大笔交易化整为零，交给自己在各地的“卫星银行”去办理，“卫星银行”为得到这些高回报的生意自然更加俯首帖耳，而五巨头也拥有这些小银行的股份。当这些“代表各自地区利益”的小银行们和五巨头坐在一处探讨美国货币政策的时候，探讨的结果也就可想而知。

　　尽管联邦咨询委员会的“建议”对美联储的董事决策没有强制约束力，但是华尔街五巨头每年四次不辞劳苦地跑到华盛顿，不会是仅仅为了和联储的几位董事喝喝咖啡。要知道，像摩根这样身兼63个公司的董事职务的超级大忙人，如果他们的“建议”得不到任何考虑，而他们仍然乐此不疲地来回奔波，那实在是奇怪之极了。

[老酒]

绝大多数美国人并不真正理解国际放贷者的运作方式。美联储的账目从来就没有被审计过。它完全在国会控制的范围之外运作，它操纵着美国的信用（供应）。

　　参议员巴里·戈德华特

　　为了制造高价格，美联储只需要降低利率，来扩张信用和造就一个繁荣的股市。当工商业已经习惯了这样的利率环境之后，美联储又将通过任意提高利息来中止这种繁荣。

　　它（美联储和拥有美联储的银行家们）可以通过轻微调息使市场的价格钟摆般温柔地起伏，也可以猛烈调息来使市场价格剧烈波动，无论哪种情况，它将拥有金融状况的内部信息，事先得知即将到来的变化。

　　这是一种任何政府从未给予的，少数特权阶层所拥有的最怪异和最危险的（市场信息）先知权。

　　这个系统是私有的，它运作的全部目的就是利用别人的金钱来获得最大限度的利润。

　　他们事先知道什么时候制造恐慌来创造对他们最有利的情况。他们同样知道什么时候停止恐慌。当他们控制了金融的时候，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在实现他们的目的方面同样有效率。

　　众议员查尔斯·林德伯格

　　每一元流通中的美联储券（Federal Reserve Note，美元）都代表欠着美联储一美元的债务。

　　货币报告，众院银行与货币委员会

　　美联储地区银行不是政府机构，而是独立的，私人拥有的和地方控制的公司。

　　刘易斯，1982年

　　美联储是世界上最为腐败的机构之一。所有能听见我讲话（国会演讲）的人，没有一个人不知道我们的国家实际上是被国际银行家统治着。

　　有些人以为美联储银行是美国政府的机构。它们（美联储银行）不是政府机构。它们是私有的信贷垄断者，美联储为了自己和外国骗子的利益盘剥着美国人民。

　　众议员麦克法登

　　当你和我写支票的时候，我们的账户上必须要有足够的钱来支撑支票的金额。但是，当美联储写支票时，账户上是没有任何钱做支撑的。当美联储写支票时，它是在创造货币。

　　波士顿美联储银行

　　从1913年到1949年，美联储的资产由1.43亿美元暴涨到450亿美元，这些钱直接进了美联储银行股东们的腰包。

　　埃斯塔克·穆林斯

　　如此众多的总统对金钱权力的威胁反复发出过警告，如此大量的国会记录和法律案例明白无误地说明了美联储的私有性质，可是有多少美国人、中国人和其他国家的人知道这一点呢？这才是问题的可怕之处！我们以为“自由公正”的西方权威新闻媒体会报道一切真相，原来真相是大量的事实被它们有意地“过滤”掉了。那么美国的教科书呢？事实是，各种以国际银行家们的名字命名的基金会，在为美国的下一代挑选着“内容健康”的教科书。

　　在威尔逊总统去世之前，他承认自己在美联储的问题上是被“欺骗”了，他内疚地表示：“我在无意之中摧毁了我的国家。”

　　当1914年10月25日美联储正式开始运作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又一个完美的时间“巧合”，美联储的股东们注定要大发一笔横财了！

　　注 释

　　[1] Quoted in "National Economy and the Banking System," Senate Documents Co. 3, No. 23, Seventy-sixth Congress, First session, 1939.

　　[2] John Moody, The Seven Men, McClure's Magazine, August, 1911, p. 418.

　　[3] William Guy Carr, Pawns In The Game (Legion for the Survival of Freedom, 1978).

　　[4] Eustace Mullins, The Secrets of the Federal Reserve (John McLaughlin 1993) Chapter 3.

　　[5] Paul M Warburg, Defects and needs of our banking system, 1907.

　　[6] Ron Chernow, The House of Morgan (Groove Press, 1990), p128.

[7] Antony C. Sutton, The Federal Reserve Conspiracy (Tab Books, 1995) p78.

　　[8] Ibid., p83.

　　[9] Eustace Mullins, Secrets of Federal Reserve (John McLaughlin, 1993) Chapter 3.

　　[10] Congressman Charles Lindberg Sr. Speech on floor of the Congress, December 23, 1913.

　　[11] Eustace Mullins, The Secrets of the Federal Reserve (John McLaughlin 1993) p178.

　　[12] Ferdinand Lundberg, America誷 60 families (Halcyon House, 1939).

　　[13] Eustace Mullins, The Secrets of the Federal Reserve (John McLaughlin 1993) Chapter 3.

[老酒]

我们共和国的真正威胁是这个看不见的政府，它就像一只巨大的章鱼，用它无数黏稠的触角紧紧裹挟着我们的城市、州和国家。这只章鱼的头是洛克菲勒的标准石油集团和一小撮被称为国际银行家的具有极大能量的金融寡头，他们实际上操纵着美国政府来满足他们自己的私欲。

　　通过控制货币供应来控制政府，这样使剥削一个国家的公民和资源变得更加容易。这就是为什么这些大家族从这个国家诞生之初就竭尽全力来使权力（他们将我们的“领导者”玩弄于股掌之间）和财富（他们通过美联储的货币发行来汲取社会财富）高度集中。

　　这些国际银行家和洛克菲勒标准石油集团控制了这个国家大多数的报纸和杂志。他们用这些报纸的专栏评论来钳制政府官员，对于那些不肯就范的人，他们则通过舆论将这些官员赶出政府机构。

　　他们（银行家）实际上控制着两党（共和党与民主党），草拟（两党的）政治纲领，控制政治领袖，任用私有公司的头头，利用一切手段在政府高层安插顺从于他们腐败的大生意的候选人。[1]

　　约翰·海兰，纽约市市长，1927年

　　本章导读

　　打仗就要花钱，越大的战争花钱越多，这是尽人皆知的道理。问题是，谁花谁的钱？由于欧美政府没有货币发行权，政府必须也只能向银行家借钱。战争使物资消耗达到燃烧般的速度，战争使交战国砸锅卖铁也要坚持，战争使不惜一切代价的政府不计条件地向银行家融资，难怪战争始终是银行家的最爱。他们策划战争，他们挑动战争，他们资助战争，国际银行家们华丽的大厦，从来就是建立在死亡枕籍的废墟之上。

　　国际银行家另一个赚大钱的手段就是制造经济衰退。首先是扩大信贷，将泡沫吹起来，等人民的财富大量投入投机狂潮后，然后猛抽银根，制造经济衰退与资产暴跌。当优质资产价格暴跌到正常价格的十分之一甚至百分之一时，他们再出手以超级低廉的价格收购，这在国际银行家们的术语中叫做“剪羊毛”。当私有中央银行成立后，“剪羊毛”行动的力度和范围都达到了史无前例的程度。

　　最近的一次“剪羊毛”行动，发生在1997年的亚洲“小龙”和“小虎”们身上。中国这只大肥羊最终能否避免被“剪羊毛”的厄运，就要看中国是否认真去研究发生在历史上的一幕幕触目惊心的“剪羊毛”惨剧了。

　　外资银行全面进入中国之后，与以前最根本的不同就在于，从前的国有银行虽然有推动资产通货膨胀来赚取利润的冲动，但绝没有恶意制造通货紧缩来血洗人民财富的意图与能力。中国自建国以来之所以从未出现重大的经济危机，其原因就是没有人有恶意制造经济危机的主观意图和客观能力。当国际银行家全面进入中国之后，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老酒]

基辛格在其名著《大外交》一书中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有一句令人印象深刻的评论，他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令人惊讶之处，并不是其爆发的原因仅仅是一件与以前其他危机相比显得无足轻重的事件，而是因为它（战争）拖了这么久才爆发。”[2]

　　1914年6月28日，欧洲正统王室哈布斯堡王朝的王储斐迪南大公来到1908年被奥地利吞并的波斯尼亚视察，被一位年轻的塞尔维亚刺客刺杀。这原本只是一个性质单纯的恐怖组织策划的复仇行为，当时只怕没有任何人会想到这件事竟然成为引爆了一场涉及30多个国家，卷入15亿人口，伤亡高达3 000多万人的世界级战争的导火索。

　　自普法战争以来，法国与德国成了世仇，当英国不得不从“光荣孤立”的欧洲大陆政策中走出来时，面临的是德强法弱的局面。德国已是欧洲第一强国，若不加以遏制，势必成为英国的心腹大患。于是，英国拉上对德国也颇为忌惮的俄国，与法国一起缔结了三国协约（Triple Entente），德国则与奥地利结盟，欧洲两大对立集团就此成型。

　　两大阵营不断扩军备战，保持着大规模的常备军，各国政府都因此陷入深深的债务泥潭。“一项详细的欧洲公共债务收入报告显示，各种债券的利息支出和本金偿付每年高达53.43亿美元。欧洲各国的金融已深陷其中，政府不禁要问，尽管战争有各种可怕的可能，但是比起如此昂贵和不稳定的和平来说，战争或许是一种更值得考虑的选择。如果欧洲的军事准备最终不是以战争来结束，那就必然是以各国政府破产而告终。”[3]

　　从1887年到1914年，这种不稳定和昂贵的和平僵持着，高度武装但已接近破产边缘的欧洲各国政府仍在怒目相视着。俗话说，大炮一响，黄金万两，由罗斯柴尔德家族发展并建立起来的欧洲银行体系向对立的各方提供信贷，全力促成了这种军事对峙。

　　战争实际上打的是钱粮，到1914年时，很明显欧洲的主要国家都已经不能负担一场大规模的战争了。他们虽然拥有庞大的常备军、得到普及的军事动员体制，以及现代化的武器系统，但他们的经济却无力支撑巨额的战争费用。情况恰如俄国枢密院大臣在1914年2月向沙皇的进言中所指出的那样，“作战的花费无疑将超出俄罗斯的有限财力所能负担的。我国势必需要向盟邦及中立国借贷，不过代价不菲。如果战争结果对我国不利，则战败的经济后果将难以估量，全国的经济将陷于全面瘫痪。即使是战争取得了胜利，对我国的财政也极为不利，德国一败涂地后将无力赔偿我国的军费。和约将受制于英国的利益，不会给德国经济充分复苏来偿还我们的债务的机会，甚至在战争结束很久以后也不可能”。[4]

　　在这种情况下，一场大规模的战争是无法想象的。如果真的开战，也只能是局部的、短暂的和低程度的，可能更像是持续10个月左右的1870年的普法战争。但这样的战争结果，只能缓解而无法平复欧洲的对立局面。于是，开战的时间就只有在不稳定和昂贵的和平中拖延着，直至美联储的成立。

　　大洋彼岸的美国虽然当时已是世界第一的工业强国，拥有庞大的工业生产能力和丰富的资源，但是，直到1913年以前却仍是一个依赖外债的国家，很少能向国外提供信贷。原因就在于缺少中央银行，纽约的银行家们难以集中调动全国的金融资源（Mobilization of Credit）。但是，银行家的天性使得他们对大规模战争兴趣浓厚，战争能够毫无疑问地为银行家带来丰厚的利润。当《美联储法案》通过后，国际银行家们立即行动起来，1914年8月3日，罗斯柴尔德在法国的银行就给摩根发报，建议立即组织1亿美元的信贷用于法国向美国购买物资。威尔逊闻讯立即表示反对，国务卿威廉·布莱恩（William Jennings Bryan）谴责这项贷款为“最恶劣的非法交易”。

　　德国与美国在政治和经济方面素无过节，当时的美国有大约800万德国后裔，约占全国人口的10%，在美国建国之初，德语差一点成为美国的官方语言，德裔美国人拥有着不小的政治影响力。加之美国的爱尔兰移民对英国素无好感，美国政府又曾和英国几度交战，所以在战争之初，美国政府对英法与德国之间的战争抱着事不关己的观望态度。与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的银行家相比，美国政府显得冷静和正常得多。情况居然是，银行家积极主张对德宣战，政府则坚决反战，严守中立。

这时银行家们想出一个权宜之计，那就是区别对待为协约国提供发售债券而进行的贷款行为与为协约国提供信用来购买美国物资。在银行家的威迫之下，威尔逊只有答应了后者。随着大选连任时间的逐步到来，威尔逊在参战问题上逐渐向银行家的立场倾斜。

　　1913年12月23日，《美联储法案》通过，爆发世界级别战争的条件终于成熟了。基辛格博士所说的拖了许久的战争机器终于可以启动了。

　　1914年11月16日，美联储正式开始运作。12月16日，摩根的左右手戴维森来到英国，与当时英国首相赫伯特·阿斯奎斯（Herbert H. Asquith）商谈美国提供信贷一事。1915年1月15日，摩根银行与英国达成信贷协议，数额为1 000万英镑，这在当时对美国而言已是一笔相当可观的的大生意，当时没有任何人能料到最终的贷款总额会达到令人震惊的30亿美元！摩根银行收取了1%的手续费，3 000万美元落入腰包，摩根在战争中吃得盆满钵满。同年春天，摩根又与法国政府签订了信贷协议。

　　1915年9月，考验华尔街是否能够成为世界金融中心的时刻到来了。5亿美元的盎格鲁蟹ɡ嘉鳎ˋnglo-French Loan）贷款行动正式拉开了序幕。原本坚决反对的威尔逊总统，架不住银行家和内阁成员两面夹击，他的新国务卿罗伯特·兰辛警告说：“如果没有贷款，结果将是生产受限，工业衰退，资本和劳动力闲置，大规模破产，财政危机，民怨沸腾和不满滋生。”[5]

　　威尔逊听得出了一身冷汗，只得再次让步。对于这次规模空前的债券出售，华尔街的银行家们也使出了浑身解数，61家债券承销商（Underwriter）和1 570家金融机构加入了发售业务[6]。这是一项极为艰难的任务，特别是向美国中西部推销这些债券就更为困难。美国人民普遍不认为欧洲的战争与他们有什么直接关系，而不愿意把钱投到欧洲的战火中去。为了打消这种疑虑，银行家们大力宣称这些钱会留在美国。尽管采用了种种方法，中西部地区只有一家芝加哥的银行愿意加入华尔街阵营，这个行为立即激怒了当地的德裔储户，他们发动了抵制银行运动。到1915年年底，仍有1.87亿美元的债券没有卖出。

　　当战争打到关键时刻，为了得到更多的金钱，英国政府宣布将对英国国民所持有的美国债券的利息收入征税，英国人立刻贱价出售这些债券。英格兰银行很快堆满了美国债券，英国政府立刻让他们的美国代理摩根公司将这些美国债券在华尔街足额出售，美国投资者对本国的债券接受度自然很高，很快30亿美元的债券变了现，英国又得到一笔巨款来支撑战事。但是，英国对美国积累的一百多年的债权人地位，也随之烟消云散了。从此，英美之间的债权关系发生了根本变化。

　　美国的信贷犹如烈火烹油，战火开始迅速蔓延，战争的惨烈程度也急剧上升。仅仅是在马恩河战役中，协约国一天就消耗了20万发炮弹，人类终于见识了在现代化的工业生产和后勤系统之下，如果再加上现代化的金融手段，战争将会是何等惨烈，何等旷日持久。

　　战争使物资消耗达到燃烧般的速度，战争使交战国砸锅卖铁也要坚持，战争使不惜一切代价的政府不计条件地向银行贷款，难怪战争始终是银行家的最爱。

[老酒]

本杰明·斯特朗开始引起公众瞩目是在1904年当他成为银行家信托（Bankers Trust）的董事长的时候。当时，摩根的亲信戴维森对日益崛起的信托公司越来越担心，这些信托公司的业务范围比商业银行更加广泛，所受的政府监管却更少，因此能够以更高的利息吸引资金。为了应付这种新的竞争，戴维森在得到摩根的授意后，于1903年也干起了信托的买卖，斯特朗成为戴维森的具体执行人。在随后的1907年风暴中，银行家信托还加入拯救其他金融机构的行动，斯特朗因此而名声大噪。

　　1913年美联储成立之后，戴维森和保罗·沃伯格找到斯特朗进行了一次深谈，希望斯特朗出任美联储纽约银行董事长这一关键职务，斯特朗爽快地答应了。从此，斯特朗成为美联储系统实质上的首脑人物，摩根、保罗、希夫等华尔街巨擎的意图在美联储得到了不折不扣的贯彻执行。

　　斯特朗迅速适应了新的角色，他成立了非正式的美联储董事论坛的组织，定期聚会商讨战争时期的美联储行动准则。他以非常巧妙的手法操纵了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并将分散于12个美联储地区银行的权力集中到美联储纽约银行手中。美联储系统表面上允许各地12家联储银行根据本地区实际需要，制订各自的贴现率和商业票据抵押政策，换句话说，各地联储董事会有权决定何种商业票据可以作为抵押而获得何种贴现率。到1917年，至少13种不同类别的商业票据抵押准则被建立起来。[7]

　　但是，由于战争，美联储纽约银行事实上只将迅速增加的国债作为抵押票据。由于国债数额远远大于其他商业票据的总和，并且增长迅猛，很快就将美联储其他地区银行的票据抵押政策边缘化。在斯特朗控制下的“公开市场操作”，不久就将国债确定为主要和唯一的抵押票据，从而全面控制了整个美联储系统。

　　由于资助欧洲战争的大规模的债券发售，使得美国货币流通量巨减，中央银行的威力开始显现出来。美国政府开始海量增加国债，美联储也以惊人的胃口吃进，巨额的美联储券（Federal Reserve Note）如江河决堤一般扑向了流通领域，弥补了欧洲战争债券所导致的货币紧缩。代价是美国国债的直线上升，结果仅在美联储开始全速运作的短短四年（1916~1920）中，美国的国债就由10亿美元暴涨25倍达到250亿美元[8]，所有的国债都是用美国人民的未来纳税作为抵押，结果是在战争中，银行家们大赚其钱，而人民却出钱、出力和流血。

[老酒]

“为了民主和道德原则”，威尔逊走入战争

　　当德国驻土耳其大使满腹狐疑地问他的美国同僚，为什么美国要和德国打仗，美国大使答曰：“我们美国人是为了道德原则而投入战争的。”这样的回答让世界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基辛格博士是这样向人们解释的：“美国自开国以来始终自诩与众不同，在外交上形成了两种相互矛盾的态度：一是美国在国内使民主更趋于完美；二是美国的价值观使美国人自认为有义务向全世界推广这些价值观。”[9]

　　美国的经历的确与众不同，美国的民主价值理念也的确为世人称道，但是要硬说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仅仅是为了道德和理想，基辛格博士可能是揣着明白装糊涂了。

　　1917年3月5日，美国驻英国大使佩奇（Walter Hines Page）在给威尔逊总统的密信中说：“我认为正在到来的危机的压力已经超越了摩根公司提供给英国和法国贷款的承受能力。我们能够提供给盟国最大的帮助是信用。除非我们与德国开战，我国政府将无法（向盟国）提供直接信用。”[10]

　　此时，美国的重工业系统已经为参战准备了一年的时间了，美国陆军和海军部门已经从1916年起开始大量采购军事装备。为了进一步增加财源，银行家们和他们掌中的政治家开始考虑更多的措施，“当前的冲突（第一次世界大战）迫使我们考虑进一步发展收入所得税的概念，这是一个尚未被开发的重要资源。收入所得税的法案已经为满足战争的需要建立起来了。”[11]

　　注意，这里的收入所得税是针对公司收入而言，而不是个人收入所得税。银行家们在1916年两次试图通过个人收入需要交税的法案，但两次均被最高法院驳回。在美国，个人收入需要交税的规定从来就没有法律依据。2006年7月28日在美国各地公映的电影《美国，从自由到法西斯》（America: Freedom To Fascism）中，曾六次获得奥斯卡提名的美国著名导演阿伦·拉索（Aaron Russo）以令人震撼的镜头展示了这一铁的事实。该电影在2006年戛纳电影节放映时引起了观众的强烈震撼，当人们面对一个真实的、与美国媒体宣传完全不同的美国政府和其背后的金融势力之后，所有人的第一感觉就是难以置信。美国3 000多家电影院中只有区区5家敢于公开放映这部电影。但是，当这部大片被放到互联网上之后，在美国还是产生了巨大影响，94万人下载了该片，参与评分的8 100人几乎一致给出了最高评价。[12]

　　1917年10月13日，威尔逊总统发表了重要讲话，他说：“迫在眉睫的任务是必须将美国的银行资源彻底动员起来。（对盟国贷款）的压力和权力必须由这个国家的每一个银行机构来承担。我相信这样的银行合作在此刻是一种爱国责任，美联储的成员银行就是这样独特和重要的爱国主义的证明。”[13]

　　大学教授出身的威尔逊身上带着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本不足为奇，他略带迂腐但并不愚蠢，他深知是谁把他送进了白宫，也懂得投桃报李。威尔逊总统自己也不相信所谓的“民主拯救世界”的圣战，他后来承认“世界大战为的是经济竞争”。

　　事实是，美国对协约国提供了30亿美元的贷款和60亿美元的出口物资，这笔巨款尚未偿还。如果德国取胜，银行家手中的协约国债券就会一文不值，摩根、洛克菲勒、保罗·沃伯格和希夫为了保护他们的贷款而竭尽全力将美国推向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