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左拉《我控诉！》

[监督者]

总统阁下：

为了感激您接见我时的仁慈、亲切态度，您可否允许我对您应得的声誉表示关切?您可否允许让我告诉您，虽然您军徽上的军星数量正在攀升，却受到最可耻和难以磨灭的污点玷污，它正处于逐渐黯淡的危险中。

恶名诽谤并没有使您受损，您赢得了民心。您是我们崇拜的热力中心，因为对法国来说，与俄罗斯结盟是场爱国庆典。现在，您即将负责全球事务，这是个多么庄严的胜利，为我们这勤劳、真理与自由的伟大世纪加冕。不过，令人讨厌的德雷福斯事件玷污了您的名字(我正要说玷污了您的政绩)。军事法庭居然奉命判埃斯特哈齐这种人无罪，真理与公义被打了一记大耳光。现在一切都太迟了，法国已颜面尽失，而历史将会记载，这样一起有害社会的罪行发生在您的总统任期内。

既然他们胆敢这样做，非常好，那我也应无所畏惧，应该说出真相。因为我曾保证，如果我们的司法制度——这起事件曾通过正常渠道来到它面前——没有说出真相，全部的真相，我就会全盘道出。大声地说出是我的责任，我不想成为帮凶；如果我成为帮凶，在远方备受折磨的无辜者——为了他从未犯下的罪行而遭受最恐怖的折磨——的幽灵将会在夜晚时分纠缠着我。

总统阁下，我将大声向您说出令正直人士强烈反感的真相。基于您的信誉，我深信您尚未发觉事实的真相。您是法国的最高首长，除了您，我应该向谁痛斥那些真正犯罪的人?

首先是有关德雷福斯审讯及不利于他的判决的真相。

一个邪恶的人主导了这一切，干了这一切：帕蒂上校。当时他只是一名少校，他就是整起德雷福斯事件。一直要到一个公正的调查清楚地确立他的行动和责任之后，我们才会明白德雷福斯事件。他看起来令人难以推心置腹且心思复杂，满脑子诡计且沉迷于运用低级小说的方法——偷取文件、匿名信，在荒废的地方会面、在夜晚兜售害人证据的神秘女人。说备忘录是德雷福斯所写的，是他的主意；要在一间满是镜子的房间检查该文件，也是他的主意。福尔齐内蒂少校告诉我们，帕蒂拿着尚未点亮的提灯进入犯人正在睡觉的牢房，突然把灯光射在犯人脸上，意图使受到惊吓的犯人在毫无心理准备的条件下招供。还有很多可以揭发的事，但这不是我的责任；让他们去调查，让他们寻找吧。我只能简单地说，帕蒂以刑事警官的权限负责调查德雷福斯案，以事发先后顺序与军衔而言，他必须在这起已误判的案件上负最大责任。

因全身瘫痪而去世的情报局长桑德赫尔上校曾持有该备忘录一段时间。以前曾发生过“消息泄漏”、文件失踪，如同今日依然不见踪影一样。当有人渐渐怀疑备忘录只有参谋部炮兵团军官才有可能执笔时，当局曾设法找出此人。这是一个明显的双重错误，显示出备忘录的检验是很表面的，因为一个仔细、合理的检验就能证实只有步兵军官才有可能写下这份备忘录。

因此，他们彻底搜索前述的范围；他们检验笔迹样本，好像这是个家庭纠纷。他们认为会在他们自己的办公室找到叛国贼，然后再驱逐他离开。现在我们都熟悉这部分情节，我不想复述，但是就在帕蒂少校开始参与其事时，德雷福斯立即受到怀疑；从那时起，帕蒂陷害了德雷福斯，事件变成“他的”事件。他确信他能把叛国贼弄得十分狼狈，并且从他身上榨出一份完整的自白。当然，还有陆军部长梅西耶将军，他似乎才智平庸；还有参谋部长布瓦代弗尔将军，看来他似乎被强烈的教权主义左右了；还有副参谋部长贡斯将军受良心驱使，对事件的处理比较开明。但是，事件的发展是由帕蒂单独开始的，他牵着那些人的鼻子走，对他们施展催眠手法。对，他也玩弄招魂术和神秘主义，和幽灵交谈。他施加在不幸的德雷福斯身上的实验和所有疯狂的拷问方法——设下供认的陷阱、愚蠢的调查、荒谬的伪造文件——令人难以置信。

啊，对熟悉前面情节的人来说，那真是个噩梦!帕蒂少校逮捕了德雷福斯，将德雷福斯关入单人牢房。他立即跑到德雷福斯家恐吓德雷福斯夫人，如果她向外界说任何一句话，便会失去她的丈夫。同时，那个不幸的人正扯着自己的头发，大喊冤枉，拷问的进行有如15世纪的记录，蒙上神秘的烟幕并伴随着大量粗糙的手法。指控完全基于一纸愚昧的备忘录，而那幼稚的指控不但是颇为普通的叛国罪，同时也是最卑鄙的欺诈，因为几乎所有转交给敌方的所谓机密都是毫无价值的。我强调这一点，因为这是煽动后来那真正罪行——令法国声誉扫地、恐怖的司法错误——的闸口。我想完全清楚地指出司法错误是怎样发生的，帕蒂少校如何亲手打造了这个错误，梅西耶将军、布瓦代弗尔将军和贡斯将军如何受他愚弄，以致后来必须负起这个错误的责任，进一步觉得有责任予以护卫，并视之为不容讨论的神圣真理。起初他们所犯的错误是疏忽与愚昧，从最坏的方面来说，他们屈服于自己圈内人的宗教狂热与部队精神所带来的偏见，并且纵容了愚昧。

现在，德雷福斯被传唤到军事法庭受审，一切被要求保密。叛国贼若真为敌人开启了我们的国防边界，让德国皇帝直冲巴黎圣母院，军事法庭就不能强制更严密的缄默，而且更强硬、更神秘。现在全国陷入震惊状态，涉及恐怖的行为、背叛及历史性的丑闻时，谣言自然便四起，当然，国家便向这些谣言低头。刑罚重到无以复加，叛国贼被公开羞辱，公众大为喝彩。国家的态度非常坚决：既然可耻的行径将罪人放在遥远的石山上，他便应当留在那里遭受懊悔吞食；然而，那些难以形容、危险、可能会激怒整个欧洲的指控则需要用禁止旁听的秘密会议小心地隐藏起来。这些控诉是否为真?不，当然不是!在帕蒂少校那过分、疯狂的幻想背后，什么都没有。一切不过是一道烟幕，目的是隐瞒一本粗俗、古怪至极的小说；只要细读军事法庭上宣读的正式起诉书，任何人都会相信以上所说都是真的。

那份起诉书多么肤浅!一个人有可能因为它而被判有罪吗?如此恶劣着实令人震惊，我要求正直人士都要阅读它：当他们想到德雷福斯因为它而在魔鬼岛付出不相称的代价时，他们的心将因愤怒、反感而悸动。德雷福斯能说多种语言，对吧?这是一项罪行。在他家找不到任何有损他声誉的文件，对吧?这是一项罪行。他偶尔回乡探访，对吧?这也是罪行。他勤奋工作、求知欲强，对吧?这是一项罪行。他不易惊惶失措，对吧?这是一项罪行。他真的惊惶失措，对吧?这是一项罪行。它的措辞多么天真!它的主张多么毫无根据!他们告诉我们，他被起诉十四项不同的罪状，但最后其实只有一项真实的罪行：即有名的备忘录。而我们甚至发现专家们并非意见一致，其中一名叫戈贝尔的专家因为敢于做出与军方期望不同的结论，便被军方施压。他们亦告诉我们，有23名军官的出庭作证不利于德雷福斯，我们仍然不知道他们被问了些什么问题，但我们确信他们的证词不全是负面的。而且，你们将会发现他们全都来自陆军部，这场审讯是个家庭秘密会议，他们全都是“圈内人”。我们不能忘记这一点：是参谋部想要这场审讯，是他们审判德雷福斯，而他们刚刚又对他做出了二次判决。

这样，剩下来的只有备忘录，而专家们对它的看法并不一致。他们说，在会议室内法官自然倾向宣判无罪。这情形若是真的，你就可以明白，为了证明判决有理，参谋部今天不顾一切坚称拥有一份可以确认罪状却不能亮相的文件，这份文件使一切合法化，我们必须向它低头服从，好像服从一位隐匿不可知的神。我拒绝接受任何这样的文件，我全力拒绝!可能是某张可笑的纸碎片，也许是那份提及随便的女人或要求越来越多名叫“D”的人的文件；无疑地，是某个丈夫或某人觉得利用了他的妻子之后并未支付足额费用。可是，那张纸不是与国防有关、公开后会立即导致战争吗?不!不!那是谎言。更令人憎恶、更具讽刺性的是，他们的谎言不会使他们遭受任何伤害，没有任何方法判他们有罪。他们把法国弄得天翻地覆，躲藏在他们造出来的合法喧嚣中，借着使人心战栗和心智扭曲堵住人们的嘴。据我所知，危害社会的罪行莫过于此。

总统阁下，这些事实解释了误审是如何造成的，而关于德雷福斯的性格、他的财务状况、缺乏犯罪动机、从未停止大喊无辜——这一切都证明他是帕蒂少校过度想象力的牺牲品，也是军方盛行的教权主义的牺牲者；而对“污秽犹太人”的狂热追猎，则使我们的时代蒙羞。

现在，让我谈谈埃斯特哈齐事件。三年过去了，许多人的良心仍然深感不安、忧虑、烦恼，因而使他们进一步查看，最后他们相信德雷福斯是无辜的。

我将不再回溯有关舍雷尔-克斯特纳起初的疑惑以及后来对事件肯定的故事；然而，当他进行他的调查时，参谋部内部发生了非常严重的事。桑德赫尔上校去世了，接替他任情报局长的是皮卡尔上校。皮卡尔履行职权时，有天拿到一封由一名外国特务写给埃斯特哈齐上校的信，他在强烈责任心的驱使下展开调查，但若非有上司的同意，他不会采取行动。因此，他向直属上司——贡斯将军，然后是布瓦代弗尔将军，然后是继梅西耶将军之后任陆军部长的比约将军——略述他的猜疑。人们经常谈及的著名的皮卡尔档案，其实就是不折不扣的比约档案，这个档案是由属下为部长预备的，参谋部必定仍保有这份档案。调查从1896年5月进行至9月，有两件事是确定的：贡斯将军深信埃斯特哈齐有罪，而布瓦代弗尔将军及比约将军并不怀疑备忘录是出自埃斯特哈齐的手笔，这些结论是基于皮卡尔上校的调查。但是情绪一下子高涨起来，因为埃斯特哈齐若有罪，德雷福斯的判决势必会被推翻，而这正是参谋部决定不惜任何代价避免的。

当时，与事件有关的人士必定感到无比焦虑。值得注意的是，比约将军并没有做出任何妥协，他刚刚上任，有能力揭发真相。但是他不敢这样做——无疑地，他害怕公众舆论，也害怕连累整个参谋部的职员，包括布瓦代弗尔将军、贡斯将军及部属。他的良心正与他认为什么是陆军最重要的利益相对抗，但只持续了一分钟。一分钟过后，一切都太迟了，他已做出选择：他妥协了。从此，他所承担的责任愈来愈重，他已承担了别人的罪行，也和其他人一样有罪。他的罪比其他人更重，因为他有权纠正司法的不公，却没有采取行动。如果可以，请您明白这一点!一年来，比约将军、布瓦代弗尔将军及贡斯将军都知道德雷福斯是无辜的，但他们不吭一声!这样的人夜里竟然还能安然入睡!他们有妻子、儿女，而且爱自己的妻儿。

皮卡尔上校以正直人士的身份尽其本分，以正义的名义对上司表明坚决的态度。他甚至乞求他们，告诉他们，他们的踌躇不定是如何不明智，一个多么恐怖的风暴正在成形，而真相一旦大白，风暴会如何爆发。后来，舍雷尔-克斯特纳先生向比约将军重复了这一席话；出自爱国热忱，他恳请比约认真处理这起事件，切勿让它愈演愈烈，最终演变成公共灾难。可是，罪过已经造成了，参谋部已无法坦白招供了；而皮卡尔上校被调职，他们将他愈调愈远，甚至调到了突尼西亚。他们甚至想要指派他从事一项必然会招来杀身之祸的任务，莫赫斯侯爵就是在同一地区被杀的。尽管如此，皮卡尔并未失宠，贡斯将军和他保持友好的书信往来，只是揭发某些秘密并非明智之举。

在巴黎，征服人心的真理正在向前迈进，而我们知道这场预料中的风暴将如何爆发。当舍雷尔克斯特纳先生正要向司法部长要求重审德雷福斯案时，马蒂厄•德雷福斯公开抨击埃斯特哈齐是备忘录的真正作者，埃斯特哈齐就在此时浮出水面。证人说，他起初惊惶失措，正处于自杀边缘或准备逃走；然后，突然间他变得非常大胆、非常激烈，巴黎为之愕然。因为具体的支持以匿名信的方式出现，警告他敌人正在采取的行动，某夜甚至有个神秘女人交给他一份由参谋部偷来的、能救他一命的文件。我不禁怀疑帕蒂上校是幕后主使人，因为我认得出这种策划很符合他那充满想象力的作风。他的成就——决定德雷福斯有罪——已遭遇险境，无疑地，他要保护他的成就。修订判决?为什么要这样做，这会枉费他为那虚构的低级故事所做的牵强、悲哀的努力——这个故事可恶的最后一章是在魔鬼岛上，帕蒂不容许这样的事发生。因此，他与皮卡尔之间的决斗终将举行；在决斗中，其中一人将光明正大地让人看到他的脸，另一人则戴上面具，不久我们会在民事法庭上见到他们。这一切的后盾便是参谋部，它仍然为自己辩护，拒绝承认所犯的罪行，这些罪状愈来愈令人憎恶。

在迷茫中，人们亟欲了解谁可能是埃斯特哈齐的保护者。幕后主首是帕蒂上校，他安排一切，主导了整个局势；他所用的方法是如此荒谬，以致马脚四露。其次是布瓦代弗尔将军、贡斯将军和比约将军，他们觉得有责任使得埃斯特哈齐无罪开释，因为若承认德雷福斯无罪，陆军部便会受到公众的嘲笑而威信扫地。这是个奇怪的现象，而其结果也令人印象深刻，因为事件中唯一的正直人士皮卡尔上校成了受害者，饱受粗暴的待遇与惩罚。啊!正义!恐怖的失望充满了我的内心!他们甚至说皮卡尔就是那名伪造者，伪造了那封意欲打垮埃斯特哈齐的电报。但天啊，为了什么?有什么目的?请说出一个动机来。他是否也被犹太人收买了?整件事最滑稽的一点是皮卡尔根本是名反犹太主义者。对，我们正目睹一幕丑陋的场景：负债累累、为非做歹的人被判无罪，而一个充满荣誉感、毫无不良记录的人却声名狼藉!当社会堕落到这种地步，便开始腐化。

总统阁下，这就是埃斯特哈齐事件：一个有罪的人却被证明无辜。两个月来，我们注视着这起悲惨事件的每一段情节，我只能简述，这只是整件事的摘要，但有一天，这起动荡事件的每一部分都会被详尽地写出来。我们目睹佩利厄将军与哈法义少校指挥了一项恶劣的调查，调查的结果是坏蛋变好人，正直人士名誉扫地。然后，当局便召开军事法庭。

有没有人真的希望一个军事法庭会推翻另一个军事法庭所做的判决?

我所说的甚至不涉及军事法庭的法官，选择他们的方式可以有所不同。由于这些军人的血液中含有纪律的因子，难道这不足以取消他们担任公平审判的资格吗？纪律意味着服从，陆军部长是陆军的最高司令，一旦他宣布原判的威信，您怎能期待另一个军事法庭会推翻原判?以阶级关系来看，这是不可能的。比约将军在他的声明中已为法官铺了路，他们在审理案件时服从他的意见，有如在战场上服从司令的指挥，不假思索地服从。影响他们判决的意见是：“德雷福斯已被军事法庭裁定叛国，所以他是有罪的，我们这个军事法庭不能宣布他是无辜的。现在，我们知道如果我们承认埃斯特哈齐有罪，就等于说德雷福斯无罪。”没有任何东西能使他们脱离这条思路。

他们的判决如此不公平，以至于严重影响了未来的军事法庭，并且使他们所做的决定永远被人怀疑。我们也许可以怀疑第一次军事法庭的判决是否明智，但毋庸置疑的是，第二次军事法庭有罪。他们的借口——我一再重复——是最高首长已宣布第一个判决是不容改变的，是神圣与超越一切的，他的属下怎么敢反对?他们向我们宣扬陆军的声誉，要我们爱戴陆军、尊重陆军。哦，是的，的确，如果你是指国家一旦遇到危险，陆军便立即响应，保卫法国领土，这样的陆军就是法国人民，而我们能为它做的，除了爱戴和敬重别无其他。可是，介入这起事件的陆军并无尊严可言，它不会为我们所需的公义而战。我们在这里面对的是持着刀剑、明天可能逼迫我们屈服的军人，我们应该诚恳地亲吻他们那把有如神助的刀柄吗?不，当然不应该!

如同我刚刚向您陈述的，德雷福斯事件就是陆军事件：参谋部的一名军官被同僚告发，在主管的压力下被判刑。我一再地说，他若沉冤得雪，参谋部全体官员便必须认罪。因此，陆军运用了任何想象得到的方法——在新闻上运作、声明与暗示及各种有用的方法——袒护埃斯特哈齐，以便再判德雷福斯有罪。共和政府应当带把扫帚到耶稣会的巢穴(比约将军自己这样称呼他们)扫个干净!什么地方可找到刚强、明智又爱国且具有足够胆量彻底改革整个制度、从头再开始的内阁?我知道不少人只要想到战争便不寒而栗，因为他们知道国防是由怎样的一批人操纵的!一座神圣的教堂现在已变成了卑鄙阴险、散布谣言、背后中伤者的狡窟，而这就是决定我们国家命运的地方!人们从德雷福斯事件中那个人的牺牲看到了那恐怖的情景。对，一个不幸、“卑鄙的犹太人”牺牲了。对，几名军官运用了一连串疯狂、愚蠢、放纵的想象力、鄙劣的警察手段、审判官式与暴君式的手腕，却没有受到处分!他们用靴子践踏国家，以国家利益为借口，将国家要求真理及正义的呼声塞入它的喉咙。

他们也犯了其他罪行。他们的行动是以下流报章为根据，并且让巴黎的流氓为他们辩护——这班流氓现在耀武扬威、目中无人，同时，法律与诚实则因战败而受挫。当多数人要求的是一个作为自由、正义国家之首的慷慨祖国时，却指责某些使法国陷于混乱中的人，这根本就是一起罪行——尽管真正犯了这起罪行的人正策划误导全世界相信他们虚构的事件是真的。误导、操弄公众意见并使之走上狂热，是一项罪行；毒害谦虚、普通平民的心灵，鼓吹反动、褊狭的狂热，自己却躲在反犹太主义那可憎的堡垒背后，也是一项罪行。法国是人权自由的伟大摇篮，若不消除反犹太主义，便会因此而死亡。以爱国为借口增进仇恨，是一项罪行；正当人类的科学为真理及正义而努力时，把刀剑当成现代的神祇来崇拜，也是一项罪行。

真理与正义——我们曾多么热切地为它们奋斗!现在看到它们被人拒绝、忽视、被迫撤退，是多么令人沮丧!我可以轻易地想象舍雷尔-克斯特纳的灵魂如何充满沮丧的痛苦，无疑地，将来有一天，他会巴不得当他在议院被质疑时，曾采取革命性的行动，透露他所知道的一切，扯下所有的虚假面具。他是您忠诚的可靠人士，一位能回顾自己诚实一生的君子。他认为真理本身便已足够——没有什么实际用处却已足够——对他来说，这是非常清楚的。他自问为何要破坏平静的局面，反正旭日就要上升。他安详、自信，可是现在即将因此受到惩罚，多么残忍呀!皮卡尔上校的情形也是一样：基于高尚的尊严，他没有公开贡斯将军的信。他的顾虑为他带来声誉，然而当他尊重纪律时，他的上司却忙于中伤他；在他的审讯前，他们用蛮横、令人难以置信的方法进行调查。有两名受害人，两名正直、心胸宽阔的人，他们退后一步，让神做它的工作，但同时，魔鬼也在进行它的工作。说到皮卡尔，我们目睹了一种极不名誉的情况：一个法国法庭允许检察官公开指责一名证人，法律上能有的控诉都加在这名证人身上，但是当这名证人被传唤回法庭解释并为自己辩护时，这个法庭便宣布要秘密审讯。我认为这仍是一项罪行，而我估计这种做法将会激起所有人类的良心，我们的军事法庭的确有很古怪的正义观。

总统阁下，这是很明白的真理，它令人震惊，它将在您的总统任期内留下无法清除的污点。啊，我知道您无权过问，您是宪法的囚犯，也是最接近您的人的囚犯。但是，身为一个人，您的责任很清楚，您一定不会忽略它，您一定会担起您的责任。我没有一刻感到绝望，我知道真理会取得胜利。我深信——我重复——我较以前更深信真理正在向前迈进，没有什么事物能阻挡它。这起事件刚刚开始，因为现在的情况如水晶般澄清：一方面犯罪者不想透露真理，而另一方面捍卫正义者将用他们的生命见证正义。我在其他地方说过，现在我在此重复：真理若被埋藏在地下，将会发芽生长；一旦有一天爆发，一切都会被炸开。时间会证明一切，而我们便会知道我们究竟有没有为未来的大祸做好准备。

总统阁下，这封信太长了，我就此做出结语。

我控诉帕蒂上校，因为他是司法误审中的凶暴主角(不知不觉地，我愿意相信)，他更运用极荒谬与应受谴责的诡计，掩盖他过去三年的恶行。

我控诉梅西耶将军，因为他是本世纪最不公平行动之一的同谋，但其所为至少出自其脆弱的心志。

我控诉比约将军，他手上握有表明德雷福斯清白的不可否认的证据，却将它隐藏。为了政治目的，他犯下这起违反公义、违反人道的罪行。他这样做是为了挽回已受连累的参谋部的面子。我控诉布瓦代弗尔及贡斯将军，他们是同一起罪行的同谋，其中一位无疑是出自强烈的神职信念，另一位可能是出于使陆军部成为不可攻击的至圣之所的团队精神。

我控诉佩利厄将军和哈法义少校，他们指挥了一项低劣的调查。我指的是该项调查是绝对一面倒的，而哈法义所写的报告是天真、无耻的不朽之作。

我控诉三名笔迹专家，即贝洛姆(MessrsBelhomme)、瓦里那(Varinard)与库阿尔(Couard)，他们呈交了虚假的报告——除非医疗报告显示他们的视力和判断力有问题。

我控诉陆军部在新闻界主导了一项可憎的运动(尤其在《闪电报》与《巴黎回响》［LEchodeParis］)，以隐瞒自己的错误，误导公众意见。

最后，我控诉第一次军事法庭，它违反法律，只依据一份目前仍为秘密的文件，即宣判被告有罪。我控诉第二次军事法庭，它奉命掩饰第一次军事法庭的不法行为，后来自己却明知故犯，判一个有罪的人无罪。在提出这些控诉时，我完全明白我的行动必须受1881年7月29日颁布的有关新闻传布条例第三十及三十一条的监督。依据这些条例，诽谤是一项违法行为，我故意使我自己置身在这些法律下。

至于我控诉的人，我并不认识他们，我从未见过他们，和他们没有恩怨或仇恨。对我来说，他们只是一种实体，只是社会胡作非为的化身。我在此采取的行动只不过是一种革命性的方法，用以催促真理和正义的显露。

我只有一个目的：以人类的名义让阳光普照在饱受折磨的人身上，人们有权享有幸福。我的激烈抗议只是从我灵魂中发出的呐喊，若胆敢传唤我上法庭，让他们这样做吧，让审讯在光天化日下举行!

我在等待。

总统阁下，我谨向您致上最深的敬意。

别忘了看网友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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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督者]

左拉的重要遗产:“我控诉”
文 / 冉云飞

　　我一直遵循好书，要让大家特别朋友们欣赏的原则，所以我读了好书，一般都会写书评，以发表自己的观感。这两天在疯狂工作的闲余，读美国人迈克尔．伯恩斯的《法国与德雷弗斯事件》（凤凰出版社2006年3月版。责任编辑好像是策划沈胜衣兄的《满堂花醉》的席云舒先生，当然更可能是二渠道书。让我籍此感谢二渠道书商在书价虚高的同时，为传播自由所做出的趋利本能的努力，使我获得更多的信息之源），忍不住说一点微渺的感受。这些感受并不完全基于这本书，这本书只不过是个由头而已。就像法国是我的由头，中国才是我的靶子一样，我从来不隐讳这一点。
　　
　　一：法国的确也是狂热的民族。中国当然比法国不堪得多，但在狂热不理智，对糟粕的继承方面，中国简直是法国的范本。德雷弗斯被诬叛国，拔除军阶，观者如睹，到处是“淹死犹太人”、“杀死犹太人”的狂热呼喊。尽管1870年后，法国是最早一个承认犹太人的基本权利的国家，但法国人的观念，以及他们在行事时狂热的举措，浪漫的气质，不是一两天就可以改观的。左拉对德雷弗斯事件发表著名的《我控诉》的激文，被诬称犯了诽谤罪后，左拉在法庭离场里遭致疯狂的嘲笑，以及“淹死犹太人”的呐喊，甚至左拉的意大利祖籍，也成了被暗示，进而作为攻击的靶子。疯狂的群众被左拉在小说中“吃人的人”，不可谓不准确。我喜欢法国人在艺术上的狂热和浪漫，但不喜欢他们在政治生活中也来这一套。把政治狂热这一套搞到极致的是，是他更加遥远而罪恶的东方亲戚——中国。
　　
　　二：英国之所以了不起。在德雷弗斯被叛国的第二天，在法国举国认为德雷弗斯有罪、几乎没有不同声音的时刻，伦敦《泰晤士报》于1894年12月24日就审慎地质疑了他们审判中的程序问题，因为不公开的审判，以连当事人及其律师都不能得见的证据，而判决当事人有罪，《伦敦日报》说“我们必须指出，罪行愈惹人憎恨，其证据与惩罚愈需要处到公共正义的保障。在所有的正义保障中，公开性是最重要的”。英国人的意思是，没有程序正义，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实质正义。这就是英美经验主义和判例法所累积的法律传统，与成文法为主体的德法大陆法系的深刻区别之一。
　　
　　三：在自由世界，二十世纪知识分子的左倾，以法国为最。艾吕雅、阿拉贡、萨特、巴比塞、加缪、纪德、罗曼．罗兰等，都是文艺界左倾的典型。事实上在助长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观念在世界的野草般蔓延方面，法国知识界，提供的不是清醒剂，而是催化剂。美国固然有里德这样对苏俄革命狂热的支持者，写出《震撼世界的十日》，但他在美国的影响，就像艾德加．斯诺、史沫莱特一样，都只不过是被边缘化的少数观念。至于英国也就只有写《时间机器》、《世界史纲》的威尔斯曾两度访问苏联，受到列宁、斯大林的接见，他回来所写的文章，被苏联阉割后，当作西方知识分子赞美极权政治的范本，中国也踵武其后翻译这个伪装得很好的小册子，以使自己的老百姓相信，自己跟定的老大哥是多么纯正，而自己的恐怖政权也是可以期待的美好。
　　当然西方的左倾人士，即便是法国也有纪德、罗曼罗兰这样的人，对苏联制造的空前灾难，也持有相对清醒的保留态度，更不用说英国经验主义传统下的自由主义者，是多么憎恶那种把人民当作机器和螺丝钉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了。左派在英美国家，也许是他们观念多元化的必然装饰品，但他们这些在西方并没有多少影响力的观念，在不同语境下，被放大了拿到一个把人民当狗看待的专制国家，便被统治者当作写给他们的表扬信，来糊弄人民仅存的一点的怀疑精神。这些左倾知识分子对自由世界的批评，便会被专制国家的独裁者写进教科书，拿来作为诱导和灌输自由社会是如此不堪，并且作为证明那个国家的人们，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洗脑教材。所以萨特、波伏娃才会被毛泽东当作贵宾来中国进行遮蔽的官访盯梢式的访问。在萨特和波伏娃自己，当然是特立独行的结果，但他们这样对独裁者亲近的“特立独行”，却对独裁国家的人民是一种莫大的伤害，因为他们加剧并且证明了，独裁国家的人民被奴役的正确性。
　　
　　四：我敬佩振臂一呼的知识分子，但我们也需要自由而理性的声音。在一个举国若狂的时刻，明知“我控诉”会带来一系列的打击，还要为真理而战，左拉在德雷弗斯事件中的表现，在我个人看来，超过了他的《卢贡马嘎尔家族》长卷生活描写，超过了他作为作家本身。如果没有德雷弗斯事件，左拉在我心目中，不会得到多少尊敬，我始终认为他只是个二流作家。但就是他在这件事中的表现，使他成为法兰西斯知识界乃至世界作家中一流的良心。在我们敲开专制的坚冰的时候，我们需要左拉式的振臂一呼，但也要有像《伦敦日报》言论的仔细分析。
　　
　　五：“国家”这个字眼有时是多么邪恶。国家有时是多么空洞的一个大词，多少罪恶假它之名，而使许多人受到非人的迫害，而永远消失在人类良知缺失的大地上。当一个不民主不自由的政权拥有不受约束的军队和胡乱搜刮税收的权www.zhuzyc.com

力时，国家更容易被他们的一党一派作为打击不同异见者和利益诉求不同的群体的藉口，更以一种不可置疑的高压，使得反抗者慑懦不前。有许多垄断利益集团如电信、邮电、铁路等更是藉国家利益，盘剥了众多老百姓的利益。但一般民众一听到国家二字，就本能地认为批评国家者，是十恶不赦，国家侵犯他们的权益，拿他们当奴隶使用，但国家却天然地毋容置疑。正如许多被中共整治的人，依旧用妈妈打孩子，党始终不会错的混帐逻辑，来完成自身奴役的一样，简直是可怜可悲之至。
　　如此一来，统治者就天然地获得一种，不经怀疑的镇压权力，这种镇压权力的法律罪名，叫“颠覆国家安全罪”。这是世界上仅有的几个独裁国家，才拥有的罪名，这种罪名的存在，便是我要学左拉，大喊出“我控诉”的理由。这是左拉留给我们争取自由的重要遗产。

[监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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