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r 27th, 2012, 1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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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视令胡锦涛烦恼和担忧的薄熙来（安玛博客）
1）欠缺起码的民调 胡锦涛“慎重考虑”后倒薄馅困境 自从中央在15日倒薄以来，薄熙来迅速成为了全国乃至全球的新闻明星，国内舆论被严格管制，乌有之乡在被关闭了五天之后重新开放，但是发帖的权利被没收了，所有关于薄熙来的文章全部严禁。 国外却相反，星期天在家看电视，看到加拿大电视台上一帮现任和退休的高官正举行薄熙来研讨会，回忆各自在加或在中国与薄熙来直接接触的往事，众人一词认同薄熙来是一个具有开放眼光的官员，不会是文革余孽；在美国一个几乎从不播放中国新闻的电视台，居然看到了一个薄熙来专题节目，转换另一个频道又看到国务卿希拉里正在口沫横飞的讲述什么依据中国的文化背景，薄熙来的未来将如何这般…看来薄熙来在西方媒体的风头已经盖过了习近平访美了。 早在倒薄的第二天，安玛在《就撤职薄，十问胡温》一文里就表示，胡锦涛如果把倒陈良宇的手法简单移植到薄熙来的身上，是一种政治幼稚，因为薄熙来的民意基础远远超越陈良宇，是否会引发社会或政治危机有待观察。倒薄以来的局势发展，印证了这一点。证明了胡锦涛以为仅仅是得到了政治局常委的投票通过，不需要最起码的民间民调背书就能到博，而事实上这几年来政治局集体领导的决策运作，在不少的问题上已经远离群众了。 如何探讨眼前全球蔓延的这股薄熙来热背后的深层原因？显然，国际媒体聚焦薄熙来是因为当局倒薄所面临的巨大民意的反弹，想通过研讨薄熙来了解和把握中国社会的现状和发展趋势。安玛认为，薄熙来现象背后折射的是民众对于社会矛盾急增和对政府的社会管理越来越不耐烦的广泛不满，其中政治局核心没有跟随社会的变化掌握民意民怨，与人民渐走渐远是这次倒薄受挫的主要原因。 2）集体领导模式缺乏及时与时俱进 文革后，在邓小平的强力主导下，中央政治局的集体领导核心格局逐步确立，到了30多年后的今天，已经基本健全了。无可置疑，正是这个集体领导制度带着国家一步步地朝着复兴的方向前进是不可质疑的，属于是目前在政治领域比较拿出手的中国特色。 可是，随着中国社会不断发展社会矛盾激增，政治局核心的各常委们却始终还陶醉于既有的成就，比如重大事情常委会讨论表决，平时多到地方调研展现亲民等等。在胡锦涛看来，多到地方走走就是联系群众，大事情集体讨论票决就是程序民主，因此，这种情况的政治局集体决议就是理所当然的中国当代圣旨了。 此时，党内出现了一位薄熙来，他是政治局的委员但不属于9人核心常委之内。薄的所作所为给政治局常委们正在自我陶醉的领导模式带来的警钟。 3）薄熙来何许人也？ 薄熙来是中共元老薄一波的儿子，属于正宗的红色太子党出身。在胡温政府上台时，薄熙来从东北辽宁调到了北京担任商务部长，外界经常看到薄在记者招待会上与外国官员和记者唇枪舌战不时妙语连珠，被外国传媒称之为是在中国唯一可以使用类似摇滚歌星节拍来主导一场记者新闻会的中国高官。可是，正当外界曾纷纷看好这位“拥有摇滚歌星魅力”的部长官员在京城的仕途之路之时，在政府换届的2007年薄熙来出人意料的被调到了远离北京核心中心的重庆出任当地的第一把手。 何故？具街坊传闻说，薄得不到上司温家宝的赏识，传闻的真实性无法证实，但从商务部与法改委是国务院的对外和主内的两大支柱部门来分析，如果薄熙来和直接的上司温家宝的关系融洽，是不会在换届的时候突然被远调到的重庆山城的。 然而，远离北京任职重庆，却让薄熙来的政治生涯攀升一个新的高度。几年的时间，薄熙来把原来毫无名气的重庆建成了中国最受瞩目的地方之一，政治上薄熙来主张唱红，经济上大力引入外资和设立重庆自己的主导产业并举发展经济，关注民心建设诸多的民心工程，并探索农民工入城的新政策等普遍的社会瓶颈问题，开创了一条有别于沿海的内陆经济发展的新模式，迅速的就在中国的政坛上发出了特殊的亮光。 4）关于重庆红歌的争议 在重庆模式中，最引人争议的莫过于唱红歌了。由于民众普遍对文革极端的忠字舞的厌恶的记忆犹新，一听到唱红就摇头的民众不在少数，反对重庆模式的极右派们就抓住这个特点反复宣扬重庆模式就是唱红等同复辟文革。 其实，薄熙来的唱红计划是依据当前的社会道德的大落失，图谋探讨重建社会道德的一种尝试。文革的极端固然不妥，但是中共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建立起的不少成功的文化道德观曾经结果不少的果实，不该因为文革的失败就全盘否定。 去年中共建党90周年，新加坡的联合早报就撰文说，今天的中国经常强调向新加坡学习，可是在新加坡建国的初始阶段，新加坡是向中国学习的。新建国初期的人民行动党中的亲共派，受到中共成功的革命鼓舞，从中移植了不少的经验，包括清廉与献身精神与群众打成一片的工作作风等等。李光耀在对亲共派领袖的悼念文承认，亲共派的这些良好的作风对人民行动党是一种历史性的贡献，至今还是行动党保持与国民良好沟通的一种宝贵的政治资产。 因此可见，源自中共的一些好传统，由于计划经济特别是文革的失败，在改革开放全面拥抱资本主义后就在源生地慢慢消失了，而在异国他乡的新加坡却生根发芽发扬光大。因此适当的恢复过去一些有用的价值对于整个社会的道德重建，是有着正面的意义的，这就是重庆唱红的初衷。何况，中共的传统文化不过是重庆红歌的其中的一部分，中国几千年悠久的历史文化，还有一些世界的名著等构成了重庆红歌的另外的部分。 如果硬说，唱红歌就是不妥，请问李源潮这几年一直都在宣示的要保护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现在大力提倡的学雷锋，还有习近平最近高调的保持共产党的纯洁性等等，与重庆恢复部分中共传统的红歌到底有何不同？安玛认为，唯一的不同，就是重庆红歌成了一种风气，其它的至今还处于还不成气候的阶段罢了，胡书记，我说得对吗？ 5）胡锦涛的烦恼 随着重庆迈向步步成功，在总书记胡锦涛的眼里却成了一种挥之不去的烦恼。何故？中央下属的一个直辖市的不断成功，中央领导人本该兴高采烈才对。可事实并不如此，原因要从中国历史和中共体制，与胡锦涛本人的工作作风两方面谈起。 第一，中共体质和中国历史的关系。任何一个了解中共体质的人都知道，今天中国中央集权是最彻底的，比历史上的强汉盛唐时期的中国都更为彻底。中央集权的强大当然利弊 各具，但是古代的中国是一个无须担忧他国的强大的帝国，今天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却把分裂中国作为了对华战略的一个长期目标，在这种情况下，保持强大的中央集权制度是必要的。 中共的每一代领导人，都把捍卫国家的统一视为了“悠悠万事 唯此唯大”，特别是当中国逐步迈入经济自由化以后，再加上原来的强势领导人退出了历史舞台，新生代的集体对中央集权如何保持，一直是中央政府最关心的新课题之一。其中对地方诸侯的权威管理，被认为是保护中央集权制的一个最有效的方法。 现在，来自重庆模式的薄熙来却总爱自行其事，善于打擦边球使用与中央不同自选动作推动工作，令胡锦涛有中央权威受威胁之感。如果薄只是在做自我自选动作也罢，但却偏偏越来越成功，吸引了很多媒体和其它的地方干部的眼球，如此下去，薄熙来一人威胁中央权威的做法就可能会蔓延到其它的诸侯，现有的党纪法规将被削弱，中央权威就真的面临危险了。 第二，胡锦涛的个人风格。胡锦涛是邓小平隔代钦点的第四代领导人，政治上党性强，领导作风的长处是善于把持全局的平衡，这对于中国这么一个大国是相当重要的；胡的个人作风的特点是偏向谨小慎微，习惯于在事前布局周密安排周到，倾向最好是能争取在万无一失的条件开展工作。胡的这个特点对于个人也许有好有坏，但是作为举国之君就肯定是坏多于好了。 比如胡锦涛的智囊就公开宣布，政改和经改不同，不能搞政改的特区而要全国一盘棋的来考量，可能是胡锦涛担忧政改下放地方会削弱中央权威非常害怕会失控吧。然而，像中国这么一个巨型的国度，从青藏高原的牧区的各种管理制度到上海北京繁华都市管理制度就有着巨大的差异，东北的林海雪原和海南云南的热带雨林的天壤之别，使得中国政改中的必需的制度创新不下百万、千万、亿万吧，若都由中央来统一考量，现实吗可能吗?不敢想象。 胡温政府上台后，确实没有把政改任务下发到地方政府的计划与实例，看报道中央针对时弊是做了一些制度的修建，比如清理各省市的驻京办，制定了消除公费旅游的方案，消除全国的小金库，清理公车和公费饮吃等等。安玛认为，第一，中央政府不该包办修建这些制度而应发放到地方，然后地方的成果要经过中央的验收。第二，现在中央所作的都没有抓到关键的七寸，七寸就是公开三公，以上的所有不同名堂的公款浪费就迎刃而解。否则就是花再大的力气解决以上的问题，各级官员侵吃公款也会以别方式重新滋生新的温床。 正因为胡锦涛在下放政改到地方问题上的谨小慎微，导致了中央把持着大权忙不过来，地方面临问题一大堆却无权更改创新制度的困境，中国社会在胡锦涛主政的十年里解决问题的速度远低于新问题产生的速度，社会问题的急剧大量滋生和积累，民怨也不断的在积累，民意对于这届政府的满意度在不断的下降之中也就是一件意料之中的事了，游览大陆的网站，诸如胡锦涛光说不做，温家宝骗术高明极不诚实，薄熙来才是实干家的流言比比皆是。 被社会各界广泛称颂的来自广东和重庆两地的不同试验，其实是并不在胡锦涛计划之内的，胡只能是勉强认同。实际上以今天中国社会各方面制度创新的严重滞后，一个地方领导如果真想干点实事就一定要面对现有制度改革的。汪洋薄熙来这样的主动要求制度创新尝试的干部在中国大约只占地方干部的1%，其余多达90%的干部都是把精力用于讨好奉承上级就能保官升官，上面下达的任务就行礼如云的走过场，剩余的精力大概就用于动脑筋钻一些法规的灰色地带侵吞三公经费的便宜，还有的小部分比例的干部大概就是成心敲诈贪污的影响极坏的蛀虫了。 在这次两会上，汪洋就公开讲，广东想改革相关制度中央不同意，乌坎问题的解决没有任何的制度创新，朱小丹在一旁插嘴说，没有创新的解决办法，以解决的问题就会可能还会重来。薄熙来在此类的问题上从来都是完全不吭声的，薄与汪洋不同不愿意请示中央，喜欢打擦边球，这是让胡锦涛感受中央权威受到威胁的一大原因。也许作为太子党的薄熙来比其平民出身的汪洋和朱小丹的胆子更大吧。 一言而蔽之，一方面中央政府基于对国家统一的责任感要求始终保持强势的中央权威，特别是在失去了政治强人色彩的新生代如胡锦涛尤其看重中央权威对管理国家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一贯谨小慎微的胡锦涛规定政改需要中央统一部署造成了地方无权自行创新制度而面临着大量的社会问题堆积如山。 汪洋薄熙来等人主动开展地方的整改，特别是薄熙来最爱做自选动作的做法更加大了胡锦涛担忧中央权威的流失，还有重庆模式的不断成功也有引发其它地方干部效仿薄熙来的趋势，胡锦涛能不烦恼？ 6）薄熙来的立场 薄熙来从政后，一直就是一个思维独立作风强势的官员，随着阅历的增加薄越发感受到中共目前的体制官僚弊病丛生阿谀奉承风气蔓延，并不能很好的体现大多数人民的诉求有脱离群众越走越远的趋势。薄本人没有权力从大的层次改变政府整体的权力生态，又不愿意随波逐流，所以他选择了与现行的官场保持一定得距离走自己的路的方法。 薄熙来还最反感中共官场固有的很多不成文的潜规则，薄认为如果做足这些潜规则再加上全套遵守那些一套套陈规旧习，一个人的精力已经被消磨大半了。于是薄采取了不理睬流行的潜规则，在不违反现行党纪国法的前提下，也尽可能避免与那些整套套的陈规旧习打交道，结果薄熙来的作风与一个膨大的官僚机构产生碰撞就是铁板铮铮的事了。 倒薄后，许多人都说事前无法想象薄熙来能有如此强大的民望，深究薄能够得民心的一个突出的关键，就是薄做事的出发点和实施过程都是把为民谋利放在首位，做到了绞尽脑汁协尽全力讨好民众，这与当今中共官场泛滥的协尽全力讨好上司，绞尽脑汁钻营灰色地带官商勾结鱼肉百姓形成了鲜明而强烈的对比。这也解释了为何在倒薄引发的全国性民意的反弹中，在薄熙来工作过的重庆大连沈阳北京等地的反弹最为厉害的原因。 倒薄后，安玛请远在东北的亲戚邮来了一些当地微博的评论，其中有： “薄熙来始终把群众利益作为工作的第一目标，真正体现了‘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铮铮傲骨”； “薄书记的工作作风是‘老百姓是天，老百姓是地 ，老百姓是共产党生命的源泉，永远的牵挂’的一个典范”。 7）胡锦涛的担忧 在胡锦涛的眼里，薄熙来目无上级的强势但有效的工作作风虽然会带来一些烦恼，但是对于经历了储君十年有着小媳妇终于熬成婆磨练的胡锦涛，世人早就习惯了胡在无论外交还是内政上的有具备的百忍成金的忍功了。因此如果仅有烦恼，胡锦涛是会继续忍耐保持彼此和谐不会与薄翻脸的。 但是，随着近年重庆成功的声望越来越响，同时丝毫都不改变其高调强势勇往直前作风的薄熙来，加上十八大的临近，不禁让胡锦涛在烦恼之时又新增加担忧：目前的胡温体制可以勉强和薄熙来合作，十八大后将进入的习李体制，能驾驭人气不断抬升的薄熙来？ 站在胡锦涛的立场，政治局集体决策机制是保证党的集体领导，保证国家能安稳的迈步前进的主要基石，一个目中无人但却又是民望高企的新政治强人，对于党的集体领导体制无疑是有害无益的。因此，在十八大即将召开的“当前形势下”，为了党的事业和国家稳定的“大局”，胡锦涛经过了“慎重考虑”，不得不使用破釜沉舟的勇气，在卸任前作出最后的大动作倒薄，目的就是捍卫政治局集体领导体制平稳交接和交接后的顺利运作，使用中共的政治术语就是倒薄是胡锦涛为习近平顺利接班作出“扶上马送一程”的一个具体安排。 胡锦涛是一位忠诚的共产党人，谋划政治大动作的出发点和着眼点全站在党的立场和国家利益的“大局”来考虑的。然而，这一次胡锦涛却踢到了铁板，错在哪里？错就错在胡的思维与中国的社会实际和广大人民的意愿脱节了，以为政治局集体投票通过的决议就一定代表广大人民的利益了，胡锦涛这次还错在了他布局的有关具体维护政治局集体领导的作法显示了胡的格局和视野太狭小了首先需要“改革”式的与时俱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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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 27th, 2012, 1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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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熙來的「重慶模式」和中國大陸最高權力的政爭
（YST2000 的網誌） 台海兩岸最近都有一個非常熱門的話題，它們是台灣的「美牛事件」和大陸的「薄熙來事件」。它們之間唯一的相似處是都牽涉一個閃亮的政治明星，馬英九和“大陸的馬英九”。 其實把薄熙來說成是“大陸的馬英九”對薄熙來而言是不公平的，雖然二人都外表英俊，但是薄熙來的聰明、才智、魄力、幹練和政治手腕都遠在馬英九之上。 如果一定要拿一位台灣的政治人物來比擬薄熙來，那麼宋楚瑜是一個更恰當的選擇。薄宋二人都是高幹子弟，都英俊瀟灑，都恃才而傲，都有口才，都深深瞭解媒體，都有中心思想，都有燃燒的政治熱情，都有強烈的企圖心，都有行政手段，都有亮麗的政績，都有民意支持，都不服中央，都被中央整，下場恐怕也都非常類似。 「美牛事件」是一個相對而言很簡單的事件，只因為馬英九的無能把這個簡單的經濟事件演變成複雜的政治事件。 「薄熙來事件」是一個相對而言非常複雜的事件，只因為薄熙來太能幹把這個非常複雜的經濟和政治事件上升到了動搖大陸最高統制階層權力結構的層級，不但震驚整個大陸，也驚動了世界。 「美牛事件」再怎麼鬧也是茶壺裏的風暴，「薄熙來事件」則影響中共十八大政治局常委九人小組的組成分子和中國大陸未來施政的方向，這就茲事體大了，全球矚目。 今天YST就來談談「薄熙來事件」。 （一）從什麼樣的角度看「薄熙來事件」？ 薄熙來早在二十年前做大連市長和十年前做商業部長的時候就引人矚目，因為他風度翩翩又能言善道非常不同於一般的共產黨官員。但是真正震動世界政壇是今年二月六日，薄熙來的屬下王立軍投奔美國駐成都領事館尋求保護，重慶和中央所屬的武警單位派出大量（據說有七十多輛，照片上看非常壯觀）裝甲車輛包圍了美國領事館和美國進行交涉。第二天王立軍在中央大員的陪同下走出領事館，然後解送到北京。 王立軍是薄熙來的左右手、重慶市警察局長兼副市長，是薄熙來打黑運動最得力的助手，據說武功了得，一生出生入死，是全國聞名的打黑英雄。由於薄王關係密切，王立軍投奔美國領事館的原因就有許多不為人知的內幕，有說是薄王反目，有說是薄王聯手要脅中央，有說是中央壓迫王立軍演出這一幕把薄熙來拖下水就不能入政治局常委，再加上沒有人知道王立軍交給美國領事館的機密資料是甚麼，於是各種流言都出來了，製造更多的八卦新聞。 YST一直非常猶疑不決，該不該談論「薄熙來事件」，原因是「薄熙來事件」的主調已經變成「陰謀論」，而YST不是大陸人，也不是“消息靈通人士”，因此沒有什麼著力點，不願意跟隨大眾去臆測中共高層的權力鬥爭，更不願意去評論中共高層人物的個人腐敗問題。YST認為這些八卦也許可以吸引大量讀者，有娛樂價值，但都不是核心問題，沒有論述價值。 YST決定把重點放在大陸的民生問題和國家未來發展的方向。 如果是從上面這個角度來看「薄熙來事件」，那麼YST非常認同薄熙來和他的「重慶模式」。 （二）薄熙來這個人 薄熙來是個非常有魅力的政治家，這不僅僅是外貌可以獲得的。YST最喜歡薄熙來的談吐，直率、活潑、幽默、生動、有趣、有內容、而且神采飛揚。 YST認為薄熙來是目前大陸政壇最有智慧和最有才幹的領導人，非常像台灣的宋楚瑜，幽默和風趣甚至還好一點點。 面對薄熙來，中共政治局的九人小組顯得弱智； 面對宋楚瑜，台灣府院的一大票人也顯得弱智。 薄宋都是鶴立雞群，因此在官場也都非常孤獨和遭忌。 中共的九人小組不敢讓薄熙來進入政治局常委； 國民黨集團也不敢讓宋楚瑜進入最高權力圈子； 中共的九人小組也不敢讓宋楚瑜做湖南省長，這是有趣的交叉比對。 想想看，堂堂大國，擁有二十二個省，卻容不下宋楚瑜做一個省的二把手，這個九人小組能有多大的器量和出息？ 共產黨的領導人一般來說給人非常刻板的印象，撲克牌的臉、公式一般的刻板講話、文宣式的唸稿演說，連拍手都是制式的。但是薄熙來完全脫離這種現象，他為什麼能做到呢？ YST認為薄熙來能夠與眾不同，因為他有堅定、清晰和具體的中心思想而且充滿熱誠。 薄熙來和宋楚瑜都可以隨時在記者面前不看稿子侃侃而談，隨時可以講故事，隨口可以舉出生動有趣的例子。由於他們的政治理念和中心思想已經融入政治活動，渾然一體，所以可以隨心所欲。 薄熙來的治國理念已經形成融會貫通的中心思想深深存在他的腦中，所以很自然地就從他的談話和肢體語言中流露出來。不要小看「融會貫通」這四個字，只有把中心思想完全融會貫通後才能在談話的時候輕鬆自信，才能在應對的時候隨機應變和妙語如珠，才能在施政的時候拿出不離開原則而又千變萬化的辦法。這一點溫家寶做不到，胡錦濤就差得更遠了。 上面「融會貫通的中心思想」是一個政治家非常重要的品質，我們會用不同的例子來說明。 （三）薄熙來的經濟政策 由於薄熙來「打黑唱紅」，台灣人（包括一部分大陸人）把薄熙來看成是把中國推回毛時代的極左人物，溫家寶更公然用「避免文革災難」這個理由解除了薄熙來重慶市委書記的職務，並佈局進行下一步的政治清洗活動，這是非常錯誤的，完全不能服人。 薄熙來的經濟政策走的是鄧小平改革開放的路線，這和胡溫政府的路線並沒有任何違背，唯一的差異是他的市政治理成效，不論是大連還是重慶，效果遠比其他地方成功。我們用實際例子來印証。 薄熙來的治國理念外表看似用了強烈的政治手段，其實是以經濟為主體和最終目的。 薄熙來在大連市長任內是第一個提出「城市形象工程」的人。這個看似粉飾表面的政客操作其實有經濟上的實際效果。薄熙來說“我認為城市建設基本上是一個經濟問題，而非所謂形象工程或面子工程”。薄熙來認為中國瞭解並做了很多農村改革但並不瞭解城市也需要改革，這對企業的發展不利。其實城市不僅是企業的載體，同時也是招商引資的依托。一個城市的形象好了，不僅可以使國家政府在土地轉讓的時候獲得更大的收益，也可以使企業以平等身份和國際企業對話談判。 上面這個觀念看似平淡無奇，其實非常深入，但是為什麼以前的政客都想不到呢？ 因為薄熙來對商業行為是觀察入微的，已經進入心理層次，比其他人高出不止一個等級。 有理念還需要有方法，薄熙來在美化大連市上進行綠化和廣場，於是草地多和廣場多成為大連最被人稱道的景觀。大連市到處有大片草坪和大大小小八十多個廣場，綠化面積達到41％，是全國城市絕無僅有的。 這個“浪費”土地的景觀給大連帶來什麼呢？ 答案是：大連的競爭力逐年上升，土地價值在十年內增高十倍，遠遠超出它的投資，並且贏得東北地區唯一獲得世界衛生城市的稱號。想想看，這對招商引資產生多大的吸引力？ （四）薄熙來的「重慶模式」 2007年，薄熙來被中央政府下放到重慶市做一把手（市委書記），這是明升暗降，國務院放出話薄熙來的政治生涯就到此為止了，也就是說，進入政治局常委已不可能。 薄熙來這個時候的處境有點像宋楚瑜被李登輝趕到台中去做台灣省主席，遠離政治核心的台北。李登輝認為一個外省人做地方父母官是幹不出名堂的，宋楚瑜的政治生涯就到此為止。 薄熙來和宋楚瑜都是有強烈企圖心的人，當然不會就此罷手，他們都在地方官的任上幹出一番天地和大事業並且驚動京師。這是他們二人的相似之處，共同點是得民心。薄宋的另一個共同點是得民心者未必得天下，即使是在有選舉制度的台灣也不行。知道為什麼嗎？因為選戰最重要的力量來自組織和財力而非民意。 薄熙來面對的工作遠比宋楚瑜困難。重慶市面積八萬兩千四百平方公里、人口三千萬，分別是台灣的二點三倍與一點三倍，事實上是一個小省（大陸標準），而且是地形複雜、生活窮困、多民族、多語言的複雜小省。重慶市和陝西、湖北、湖南、貴州、四川五個省接壤，幅員之大和人口之眾都不是台灣人記憶中的國民政府的陪都。 薄熙來到了重慶不改其志，把大連的經驗搬到重慶，但是他知道這遠遠不夠，重慶比大連複雜和困難太多了。 薄熙來是善於動腦筋和運用方法的，他注重實際效果，就是英文中說的pragmatic，這是為政者非常重要的特質。薄熙來實事求是的精神（pramatism）表現在他在任上首先做的事，那就是為重慶定位。 薄熙來把重慶定位為「內陸改革開放的高地」。 看到沒有？薄熙來的政治路線強調的是改革開放，不是保守封閉的文化大革命。溫家寶胡亂扣帽子、自由心証加罪薄熙來是非常醜陋和黑心的政治鬥爭。 薄熙來這個重慶定位是非常抽象的，令手下不知所措。但是YST認為這個定位非常高明，因為把方向確定了，卻把高度放到有無限想像的空間來激勵手下動腦筋。這就是領導（leadership）！ 薄熙來沒有等待，不久就提出「五個重慶」把重慶定位中的“高地”清楚地刻畫出來，它們是：宜居重慶、暢通重慶、森林重慶、平安重慶和健康重慶。 看到沒有？薄熙來的施政全部圍繞和聚焦在民生問題，非常明確地表達經濟是主軸。 薄熙來的「五個重慶」要解決的問題都是中國大陸每一個大城市都亟待解決卻一直未能解決的大問題，它們牽涉到最令大陸人詬病的住房問題、交通問題、環境問題和治安問題。 宜居重慶就要讓人民買得起房子，薄熙來從改造舊城開始著手，在3~5年內投入一千億人民幣全面改造舊城，同時也拆除了所有的危樓。 暢通重慶就要建設交通，這不但有利招商，也有利平民大眾的日常工作。 森林重慶就是大量種樹，而且是種漂亮的好樹。 薄熙來說：“對一個城市來說如何做到「以人為本」和「立足長遠」？我看就是要種樹，而且要多種、早種，現在就要組織千軍萬馬上山種樹”。 薄熙來又說：“不要小看種樹，樹長得漂亮、乾淨，城市就顯得有精神。要選擇優良的樹種譬如銀杏、水杉、香樟等”。 平安重慶就要打黑，這可不是小事，更不是輕鬆的工作。四川的黑社會是非常有組織的，而且歷史悠久。YST記得以前的重慶市委書記打黑都不成功，但是薄熙來卻成功了，當然是動用了非常手段，這是對的。 健康重慶就要做到環保和健保，這又是一項大工程，是中國大陸所有城市都未能解決的大問題，但是薄熙來做到了。 不到五年的時間，重慶市煥然一新，成效斐然。 重慶政府修建大量住宅，成功打壓建築商的暴利，使升斗小民，譬如計程車司機，都可以買到房子，有了安居才能樂業。 重慶市的高級公路增加了七千公里，高速公路增加兩千公里。重慶四十多個縣和區，除了最遠的城口縣，其他所有的縣區全部實現了四小時到達主城區。想想看，重慶八萬多平方公里的面積，重慶的主城區位於最南端，這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 重慶市的森林覆蓋率高速成長，預計十年內完成造林一千一百萬畝。 重慶市的治安更是令人稱道，基本上搶劫、收保護費等事故根本絕跡。 在「五個重慶」的建設下，重慶市的經濟突飛猛進，人民生活水平顯著地提高，GDP平均每年增長10.2％，經濟成長連續三年在全國前三名，2011年躍居全國第一。 重慶市的高速經濟成長不是靠借貸造成的，重慶市政府的負債是GDP的20％，在地方政府中屬於偏低的。 想想看，胡溫政府頭痛的各種內政問題重慶市基本上都解決了，這就是「重慶模式」。 不過這麼一來，坐鎮中央的胡錦濤和溫家寶反而不高興了，就像坐鎮台北的李登輝不高興在台中幹得紅紅火火的宋楚瑜。這就是政治。 北京的胡錦濤和溫家寶要除掉薄熙來，就像台北的李登輝要除掉宋楚瑜。 （五）「重慶模式」是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重慶模式」絕不是毛澤東式的作法，強調土法上馬、一切公有、吃大鍋飯。 「重慶模式」是國營企業、私有企業和外國企業全部並進，它們各有各的角色和作用。 薄熙來在發展重慶經濟的時候是多頭並進的，大力引進外資企業，譬如知名的惠普，同時也擴張民族企業和發展國營企業，這其中國營企業所扮演的角色是非常關鍵和不可取代的。舉個最簡單的例子，重慶市崎嶇多山，建造公路成本高但是使用的密度低，這種高投資和低回報的工作私人企業是不肯幹的，是國營企業挑起這個非常重要的建設擔子。 重慶的國營企業除了繳納稅金，利潤的30％還要上繳財政局，如果上市，10％要用作社會安全保障，這種要求私人企業不可能答應。 重慶的國營企業在穩定物價、穩定交通、穩定能源上作出貢獻，每年無償讓利30億，私人企業根本不可能辦到。 YST認為能源、礦產、水電、交通、通訊等基本民生工業必須國營，避免寡頭壟斷，更不能讓外國壟斷。「重慶模式」做得非常好，這就是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六）貧富差距的問題 2005年五月，宋楚瑜來到中國大陸進行「搭橋之旅」並且在北京清華大學發表演說。宋楚瑜是個非常務實的人，他的演說主要傳達兩岸的感情、政治使命和台灣經驗，其中就特別提到貧富差距的問題。 宋楚瑜說，創造台灣經濟奇蹟的經驗是同時維持「一高兩低」。「一高」是高經濟成長；「兩低」是低通貨膨脹和低失業率。最後政府通過稅制和教育讓窮人有翻身的機會，達到均富。然後宋楚瑜就用一連串的數字說明。 宋楚瑜指出在蔣經國先生執政台灣十六年當中（1972~1988），台灣每一個國民所得從482美元成長到5829美元，成長11倍。但是台灣在整個成長的過程中，家庭所得最高的1/5和最低的1/5一直維持在四到五倍以下。 宋楚瑜強調台灣經濟奇蹟真正的意義不是在於「富」，而是在於「均富」。YST認為宋楚瑜的說話是柔性的和善意的暗示，當年鄧小平「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政策現在需要適度的檢討和修正了。可惜的是，宋楚瑜的建言胡溫政府顯然沒有聽進去。 今天大陸貧富差距之大令人咋舌，而且還在不斷地擴大，是所有問題中最嚴重、也最危險的問題，基本上已經威脅到中共政權的生存，必須盡快解決否則肯定會出大事。 薄熙來非常瞭解貧富差距對國家帶來的災害，他有兩句話特別具有深意： 薄熙來說，“三個差距，特別是貧富差距拉大，會導致人心渙散，侵蝕黨的執政基礎。” 薄熙來又說，“即使百分之五十一的人先富起來了，還有百分之四十九，也就是六億多人仍處於貧困之中，國家也不會有穩定。中國搞資本主義行不通，只有搞社會主義，實現共同富裕的社會，才能穩定，才能發展。” 上面這兩句話聽在胡錦濤和溫家寶的耳裏當然不是滋味。 薄熙來不是光說不練，重慶的國營企業是全國首先實行高級管理人員的薪資不得高於低階人員薪資的十倍。 今天中國大陸維穩的經費已經超過國防經費，YST認為這完全是國家錯誤的政策造成的。 想想看，國家一方面放任貧富差距變大，一方面加強武警維穩，這是何等的愚蠢！中央政治局的九人小組要負完全責任，溫家寶則要負主要責任。 大陸的歷任總理以溫家寶最差，但是他最會表演做戲。大陸網友譏諷溫家寶為「影帝」，這個綽號相當傳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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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r 30th, 2012, 0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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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在这里： http://boxun.com/news/gb/china/2012/...03221904.shtm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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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y 2nd, 2012, 1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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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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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y 7th, 2012, 0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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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忧岛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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