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冀鲁豫战场上的“哥萨克骑兵”--ZT西西河〔王外马甲

[老酒]

冀鲁豫战场上的“哥萨克骑兵”（续二十七）
那些年·那些事 之五

都说,“战争让女人走开”.可是，战乱中的苦难，女人们又何尝躲避得开呢？
经常协助八路军行动的地方干部，有一位冯大姐（其实是她丈夫姓冯，她是“老冯家的”），是个很刚强的中年妇女，能说会道，办事既果断又有条理。在敌后活动，无论环境多危险、条件多艰难，她毫不示弱，甚至从来不会显得疲倦，大家都很佩服她。
冯大姐的丈夫很早就参加了抗日组织，帮八路军跑交通。有一年鬼子清乡，正值河里涨大水，敌人把渡船封锁了。她十四岁的儿子知道父亲水性不好，就抱了一串葫芦泅到对岸去接人，结果这一去就没回来，几天后在河边见到尸体，父子俩搂在一起，身上除了枪眼，还捆着那串葫芦……
冯大姐原本是家庭妇女，这以后就参加了抗日活动，先是在村里工作，凭着自己出众的能力，逐渐到区里、县里担任了领导职务，后来成为地方工委的委员。据说参选区干部的时候，冯大姐还创造了一个记录，当时是搞“投豆选举”，候选人坐在前面，后面桌子上放一个碗，投票人列队从背后走过，中意谁就在相应的碗里投一颗豆子。结果，其他人的碗里还是空的，而冯大姐碗里的豆却已经盛不下了。
然而，这么一个能力出众、深受群众敬佩的干部，在抗战胜利后却突然辞职不干了，原因是她仅存的女儿嫁给了一个商铺伙计，她要去和自己的孩子生活在一起。当时，各级领导都做了工作，拦不住。
解放后，冯大姐的很多同事都在河南省担任领导，可她在开封的女婿家里，乐呵呵地带外孙，当家庭妇女，没提任何要求，非常满足。
冯大姐舍弃荣耀，选择了天伦之乐（这使得在后来的政治运动中，许多战友都非常羡慕她），或许，经过了战争的女人才明白，安宁的生活，是她们最大的愿望。刘大爷的那位堂姐无疑也是期望安宁的，但她走错了路，她不够坚强，她不知道，丧失了尊严的生活，是不可能有真正的安宁的。有时候，追求安宁和追求荣耀，同样需要坚强的意志。

刘大爷从武工队回到骑兵团，已是43年开春。刚进团部报到，况政委和李主任就猛夸奖他，原来，军区的报纸上登载了他的英雄事迹。
有段时期，武工队在枣强县活动，大扫荡之后，刘大爷在这里养过伤，对当地的感情很深。这里的群众也很好，虽然在敌人的严厉控制下，老百姓自己也缺吃少穿，但总要想办法千方百计地帮助八路军，经常是，几户人家凑上十多斤粮食、三五个鸡蛋，偷偷找到武工队，一定要他们带回根据地去，“休息好，养壮身体，早点打回来啊”。有一次，夜间宣传离开村子，一个老头追了好远赶上来，递给刘大爷一个小包后转身就走，打开一看，里边是三个半窝头，这分明是人家明天的口粮啊……
当地有俩汉奸，米先恩、米先盛兄弟，无恶不作。临过春节，有户人家娶亲，米氏兄弟去喝喜酒的时候，看见新娘子漂亮，就借口枪被偷了，把新人拖到了炮楼里。新媳妇第二天回来以后就疯傻了，新郎家也要死要活过不下去。群众们都很气愤，寄希望于武工队撑腰，可是又觉得“八路军只能在晚上活动，大白天保不住人……”。
刘大爷闻讯气炸了，立刻向地方干部申请除掉米氏兄弟（当时，除奸目标要区以上干部决定，部队战士不能随便杀人）。米家兄弟天黑后都住在炮楼里，刘大爷不管不顾了，决心在白天动手。第二天上午，带着游击小组的两个民兵到米先恩、米先盛经常出现的地方去找人。刘大爷心想：反正我的伤是在这里养好的，上次大难不死，这回为了群众，把命丢在这里就是了。
中午，在一处干涸的河床边，迎面遇上了米先恩和一帮人，经过民兵指认清楚，刘大爷走过去就开枪。第一枪打在腰上，汉奸歪倒在地，接着再补一枪，他就完蛋了。米先恩只有一个带枪的跟班（周围其他人都是老百姓），可自始至终， 那跟班都吓傻了没敢动。刘大爷缴了他的枪，大声宣布：“八路军武工队奉命除掉米先恩，谁再敢当汉奸，和他一样下场！”然后扬长而去。
米先恩死了以后，米先盛小心多了，轻易不出门，即使出来了也带上一大帮伪军护驾，很难下手。有一天赶集，群众报告说，米先盛在集上喝酒。估计到伪军纪律差，散集时各走各的，米先盛有可能落单，武工队决定动手。观察地形以后，安排刘大爷带四把短枪躲在路边的断墙后面，另外四杆长枪埋伏在百米外的院子里，预防敌人冲过去了再阻击。区干部带几个人到集市上去，跟在敌人后面出来。
散集的时候，米先盛来了，慢腾腾赶着一驾马车，他坐在车辕上，车上堆了乱七八糟一些东西，还坐着四个伪军。恼火的是，马车前后还有十几个老百姓一起跟着走，有的还把手里的东西搭在车帮子上，图省劲。这要是打起来，群众难免会受连累。
在后面远远跟着的区干部很聪明，看见情况不对，他就在后面喊“喂！今天你们村里的几个半大孩子被疯狗咬了，有这事么？”。你说，哪家屋里没有个“半大孩子”呀，一听这话，老百姓全不走了，呼啦围起来问个东长西短，区干部借机就把散集的群众和预设战场隔开了。
马车到了跟前，刘大爷扬手扔了颗手榴弹，战斗开始了。巧的是，这手榴弹正好就落在米先盛怀里，可又不巧的是，这手榴弹没有响。米先盛反应挺快腿脚也快，跳下马车就往路边的地里跑，刘大爷不管别人，闷头就追，边追边开枪。打了两枪没打上，米先盛吓慌了，在庄稼地里摔了一跟头，爬起来再接着跑，刘大爷就离他近了。追到跟前，正想打枪，米先盛突然止步朝旁边侧身一滚，俩人一错身，米先盛躺在地上，枪口就指着刘大爷，老刘心想：“完了……”。
但是，枪没响。刚才，米先盛摔跤的时候，手枪枪管插到土里，堵上了。事到如今，他也只有哀嚎一声，被刘大爷枪毙了。这时候，咱们的老刘也是一身冷汗，说不清楚是因为跑步累的还是别的什么原因，反正腿肚子有点哆嗦……
马车上的伪军也知道武工队是冲着米先盛来的，他们用不着陪着玩命。所以，除了一开始就被打死的一个，其余三人都蹲在路边抱着脑袋，缴枪投降了。
武工队连续在大白天的大胆活动，震动了日伪军。他们认为这次八路军的游击力量一定比较强，于是出动了搜索队，在一无所获之后，敌人要求每个村子晚上都要派“值更组”守夜，发现八路军后立刻点篝火报信，哪个村放走了武工队就处罚哪里。
本来，刘大爷他们八九个人，队伍精干，要撤走很容易，但如果这么一走了之，有几个“重点治安村”的群众就难免会受牵连，必须要想个办法。
于是，那天半夜里，所有的村口都有了动静。先是噼噼啪啪地敲东西，再就是“值更组”的大呼小叫，接着报信的篝火都点燃了……夜里，炮楼里的敌人看见周围十几个村都点了火，吓懵了，哪里还敢出来，只好朝着大马路上乱放枪了事。第二天，各村都来诉委屈，“昨天八路从我们村口过，老总们怎么不出来支援啊……”。
这次去枣强县活动，武工队里有一个宣传干部，以前没参加过战斗，初上战场很兴奋。他回去后就写了篇文章发表在军区报纸上，题目叫做《战斗的喜悦》，很是把刘大爷吹捧了一番。老刘先前并不知道，回到部队这才看了文章，虽然得意，心里也难免有点犯嘀咕：战斗就是战斗，还喜悦？要不是运气好，当场就报销了，喜悦个啥呢？

真正喜悦的是，上级任命刘大爷当二连二排长了。曾玉良团长问：你认为怎么才能当好排长？刘排长回答：一是打仗多动脑子；二是带头打冲锋。团长很高兴，说出去学习了一次，效果不错嘛！
这经验还真是学来的。轮训的时候，有一次学习组织连续爆破，学员这边轮流当排长，对面坡上就是几个教员站在那里，他们说谁死了谁就算死了。
有个“排长”，设计的是两人组，连续派出了三个爆破组都没有成功，又接着派出第四组，刚冲到一半，裁决教员（现在叫“总导演”）突然把旗一挥，说：把“排长”撤了，他不及格。这“排长”想不通，说：前面的人派了六组不成功都没事，我才派四组……教员讲评道：一、你连续派四组突击，走的都是相同路线，没有总结经验，不动脑子就不能及格；二、最重要的是，你派出的前三组战士都已经牺牲了，第四组你还想不到自己上，不能身先士卒，你不配当排长！
从此，刘大爷明白了八路军的指挥员应该怎么做。

从团部出来，遇到周开树，这才知道他调到骑兵团了。四连长李树茂受伤以后身体一直很虚弱，骑在马上都坐不稳，周开树就担任四连副连长，协助他工作。（周开树14岁参加红军，外号“周二虎”，在冀南八路军中也算有名的人物。他后来从骑兵团调到二十旅任营长，解放战争中牺牲，当时，刚新婚第4天）。
回到二连，战友们都很高兴，刘大爷办完正事就去看自己的战马。找来找去没找到，问谁谁也不说，他不由得有些冒火，嗓门也大了起来。指导员赶紧过来把他拉到一边解释，叮嘱他不要闹情绪，还说，保卫部的特派员正在连里呢。
保卫部特派员？刘大爷知道他们是干政治审查、防奸、保密教育的，专门处理违纪违法、叛逃、破坏事件。骑兵团是红军团队，政治素质顶刮刮，很少麻烦他们。现在，保卫部派人来干什么？而且，从刚才见到的生面孔来看，这次来的保卫干事还不少呢！

指导员，出啥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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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酒]

冀鲁豫战场上的“哥萨克骑兵”（续二十八）
那些年·那些事 之六

演义小说中经常叙述“粮草断绝，军心大乱”的故事，或许，实情正是这样。八路军若是缺了粮食，事情也难办。
42年冬天，根据地军民是在饥饿中度过的，到了43年开春，粮食更紧张了。粮食、粮食，一时间，粮食成为了党政军各级部门最棘手的问题，区委和行暑公开强调：“粮食问题是目前一切工作的重点”，“粮食征集是抗敌斗争的关键”。彭德怀副总司令甚至说：“今天，谁有了粮食，谁就会胜利”。
可是，征集粮食，谈何容易。大扫荡之后，根据地的面积和人口大量减少，即使是在八路军能够活动的区域，敌人也建立了密密麻麻的封锁线。到处是炮楼，到处是一丈深、一丈宽的路沟，小伙子空手翻越深沟都困难，更别提负重通过封锁线了。在这种情况下，能弄百把斤粮食进来都是奇迹。在征粮困难的情况下，我们就强调坚壁清野，八路军得不到的，也不能让鬼子抢了去。
那时候，共 产党、国民党和日伪政权都缺粮。日伪占领的经济区比较广，日子好过些，加上日本人也狠，发现贪污、囤积粮食的人，无论当官的当兵的或是大小商人，一律严惩，所以，基本能保证伪军士兵每个月有四十斤口粮。国民党也有军粮渠道，但他们大官贪污以后小官接着贪，层层刮，到当兵的头上就没多少了，于是就哗变。从42年到43年，华北国民党军纷纷叛变，特别是43年春，吴化文（伪第三方面军）、庞炳勋、孙殿英（伪第二十四集团军）、荣子恒（伪第十五军）军心大乱，接连投敌，主要原因都出在粮食上。
比如伪二十七军的杜淑，原是国民党的师长，杂牌部队。国民党不按章程发军饷，而是每个月出五万块大洋，承包给他，再另外按人头划拨军粮。杜淑手下有三千人，报了七千人的编制领粮食，还要贪污。他们和八路军搞摩擦的时候，士兵饿得跑不动，等到被打败了，商行仓库里却堆着近五十万斤军粮，没来得及变卖也来不及运走。这样的部队，遇到灾荒，能不叛变么？
八路军没人贪污（私拿五斤小米就枪毙，谁敢贪污），确实是没有粮食。骑兵团更加困难，人饿肚子还可以勉强顶着，可战马没东西吃，做什么思想工作也没用，塌背、拐腿、患软骨病，病倒了一大批。战士们成天守在马跟前，眼睁睁地看着它蔫下去。
好容易开春了，粮食虽然没有，但杨树、榆树长出了嫩叶，地里也长出了新草，骑兵们于是就牵马出去放牧，同时自己也挖野菜充饥。可是，这时，老百姓也把树叶当成了主要的食粮，各种无毒的野菜、树叶、地果都拿来当饭吃。几天以后，军区政治部特意为此下了文件：部队单位不能在村庄附近采摘树叶和野菜，要留给群众。战士们服从了命令，但心里却难过极了，“当兵打仗，到了这个地步，要和群众抢野菜吃……”。于是，当天就有人开了小差。
最严重的的是一连的胡彦明排。他那个排补充兵多，彼此不大了解，有一天出去找食物，走了十好几里地，旷野里遍是挖取野菜的男女老幼，硬是没寻到符合上级规定的采摘场地。胡彦明缺乏经验，就把人员分散了，结果，白天出去二十六个，晚上回来十三个，正好跑了一半，胡排长急得满嘴是泡，找了两天也没把人找回来。要说，骑兵开小差的确是不好找，一是因为单独行动时象通讯员，不容易引起怀疑；二是骑马跑得快，你上哪里追去。
骑兵团正在开会教育防止开小差，上面突然又来了命令，说是杨得志司令员恢复组建冀鲁豫支队，要从骑兵团抽调七十匹马。一开始，军区来的干部也太随意了点，他们直接下连队去号马，看见合意的就系上条布带子，准备过后拉走。战士们顿时不干了，有的人拎着马刀坐在马槽里，谁拉他的战马就和谁拼命。四连更是炸了营，韩永正烈士的“猛子”也被做了记号，这下，连李树茂都不愿意了，差点没和人家打起来。团领导一边稳住大家的情绪，一边去和上级商议，最后决定马匹由团里自己选送，军区不插手。于是，骑兵团重新编成四个连和一个徒步大队，刘大爷的战马也就是这时候被调走了。（可是，过了些时候，杨司令带着部队去延安了，那批马匹也跟着去保卫党中央。骑兵团战士立刻又后悔了，后悔先前没有把最好的战马都送上去保卫毛主席。刘大爷的坐骑去了延安，他因此十分得意）。
刘大爷回部队的头两天，二连又出了事。本来，骑兵喂马时，各匹马的缰绳拴的长短应该要一致，因为缰绳拴得长，马的活动范围大，抢吃的食料多；反之，拴得短的就吃亏了。晚上喂料的时候，有个战士偷偷把自己战马的缰绳放长，被别人发现了。这要在平常，最多也就是拌嘴吵架的事，可这段时间人们火气太大，结果竟发展到动刀杀人，出大事了。
保卫部特派员来了，一经调查，他认为骑兵团成分复杂。的确，当时在华北，马匹是个贵重牲口，一般贫穷老百姓平时接触马匹的机会很少。因此，除了那些老红军，一般战士当兵前有乘骑基础的，都有些跑江湖的阅历，部队的战斗骨干也有不少是富裕户子弟出身，或者，起码象刘大爷这样，在外面跑过腿当过伙计，社会关系复杂。特派员觉得问题严重，立刻就调了一帮干事过来，开展政治审查、防奸除奸，一时间，弄得全团上下人心惶惶。
刘大爷这个新排长上任，首要任务就是防止叛逃。晚上，各班长睡觉都把铺位安在门口，房门用绳子拴着，另一头系在自己手上，连排长一天要查几次人数，出任务时更是紧张得眼都不眨一下。有个战士偷偷来找老刘，说“你让我走吧，我不带枪、不骑马，保证不去当汉奸。我回家吃几顿饱饭就回来接着打鬼子”。刘排长回答“你讲的这些我都相信，可是如果你敢逃跑，我一样开枪打你……”。
就在这紧张的气氛中，又传来了一个很让人沮丧的消息：120师的骑兵团在大青山解散了，129师骑兵团也要下马改成步兵！这个消息是确切的，因为，上级有人认为，骑兵消耗太大了，养不起。的确，养骑兵困难，算一笔帐就知道：当时，八路军士兵的口粮已经降到每天六两杂粮，其中，留一两作为应急储备、拿出二两支援群众，实际上只剩下三两左右；而由于没有草料补充，战马的豆料降到每天三斤就不能再减了。这样一来，一匹马的消耗几乎是一个战士的十倍。解散一个骑兵团，可以多供应四五个步兵团。
还有个消息说，骑兵解散后，大部分战马都将被宰杀。这更让部队军心大乱。 团领导没办法向下做工作，只好去找上级提意见，说明“骑兵团从红军时期保留到现在不容易；再说，把马匹都杀了也没有多少肉，解决不了大问题”。战士们也提出：“如果嫌骑兵消耗大，我们宁愿到敌占区去活动。到那里战马可以吃草，我们也能和鬼子拼一下”。七七八八的意见反映上去，上级领导也犹豫了，正式文件就拖着没有通知下来。
过了些天，冀鲁豫四分区的张国华政委突然跑到骑兵团来，笑嘻嘻地东看西看。原来，上次骑兵团派人配合四分区到河南卫辉抢粮，虽然没成功，但骑兵的作用给张国华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这回听说骑兵团面临解散，他就提出意见，认为：其他根据地都有山地作为战略依托，只有冀南和冀鲁豫完全是平原，在这样的地形开展游击作战，保留骑兵作为机动兵力是必要的。张国华还保证，四分区有办法解决骑兵的供给，如果别人觉得难办，他们要！
上级经过协商考虑，同意将129师骑兵团从冀南调到冀鲁豫军区，由四分区领导。当时，四分区的正规部队只有一个二十一团（也是趁灾荒缺粮刚要去的），现在又白拣了一个红军底子的主力团，张政委能不高兴么？
骑兵们也很高兴，能保住部队、保住战马，大家都松了口气。骑兵团长期在冀南征战，现在要到河南去了，战士们也感到新奇和兴奋。
部队到了范县（冀鲁豫军区所在地），区党委书记黄敬和四分区司令员赵承金来看望大家，在干部大会上传达了一个新任务：到沙区去帮老百姓种地。原来，因为旱灾，老百姓大部分逃荒去了，地没人种。为了不耽误春耕，军区、行署和区党委机关都要派人去参加生产救灾。黄敬书记是个很开朗的人，他告诉干部们“你们执行任务之前，要做好战士的思想工作，犁地可能要伤战马。我在冀中工作时是有体会的，伤了马战士们可想不通了，哭鼻子，难办啊难办”。况玉纯政委当即表示“豁上一个连的马也要完成生产任务”。当时，其他人都没接嘴，黄敬书记见状也挺明白，笑笑说“任务要完成，也要做思想工作”。
思想工作是在加强党的组织生活和政治教育基础上进行的，主要是反对盲目的单纯依赖上级的错误情绪；同时，号召全体同志爱护病号，爱护身体，爱护马匹，加强生活管理，宣扬先进单位，增强官兵团结，克服认为参加生产是“额外负担”的思想。另外，犁地伤害战马是不可避免的，但曾玉良团长和边乔参谋组织大家想办法，争取把损失降到最低点。
部队出发前，发了几大车粮食。马匹和人的伙食一样，全是黑豆。黑豆这东西，虽说是杂粮，也比不了小米，甚至不如山药蛋和荞麦面。它一般是用来喂牲口的，即使最穷的人家，也不会拿它当正经粮食。刘大爷当兵前，家里是开豆腐坊的，见到的豆子多了，可说什么也不会想到要吃黑豆。这玩意炒着吃，又苦又涩，难以下咽；下锅一煮，出来的是黑红色的稀汤，气味难闻，本来饿得很，闻到那味道，还是猛翻胃，简直吞不下去。
刘大爷参加革命后，从没有当过逃兵，可确实，有两次动过开小差的念头。
第一次是当兵不到一年的时候。当初刚参加八路军时，还谈不上有多少革命觉悟，更多的只是受到干抗日工作的荣誉的吸引，觉得光荣。再加上和伙伴们一起，跟着队伍走，有人管吃住，既不受长辈的约束，也没有掌柜的催着干活，扛枪骑马，十分痛快。可时间长了，新鲜劲一过，就有些想家了。有一天在村口站岗，看见个六岁的孩子哭哭啼啼地回家。那孩子大概是到哪里捉鱼，掉到水里了，衣服破了个口子、浑身满是泥汤，他妈妈拎着个小棍跟在后头，走几步敲一下，那孩子咧着嘴大哭，被敲一下走几步，再敲一下又走几步……刘大爷开始的时候看着笑，可看着看着就突然想起自己妈妈了，想家得不行，于是把步枪挂在了树上，准备开溜走，可最后，还是没有动身。
再一次，就是这次去沙区的路上。当时，刘大爷作为收容后卫，远离大部队有十多二十里，慢腾腾地走着。这时候，路边岔道上过来两个生意人，边走边开心地说着话，年纪大的那人带个礼帽，年轻的头上包着白毛巾、穿着小褂，一看就知道是河北老乡。俩人干净整洁，见人就热情地打招呼，很有礼貌，这让刘大爷一下子就想起了自己在石家庄饭馆里当伙计时的情景。“如果不当兵，现在自己也在跑买卖了吧，也许成家了吧……”这么想着，就动了开小差的念头。可这次也只是痛苦地想了想，没有行动。
为什么没有行动？是因为看见了老百姓。“群众热情地冲着我们笑，打招呼、问好，他们那么尊敬军队、相信八路军，怎么好意思去当逃兵呢”。
虽然如此，但到沙区去的路越走越穷困荒凉，部队的情绪也越来越低落。以往行军的目的是去打仗，对周围景致并不在意，可这次是去搞生产，战士们对地理条件就比较关心，走着走着，四边逐渐全是荒地了，连路人都看不见，大家于是越发敏感起来。领导们也觉得气氛不对，一个劲地鼓动打气，可效果不大。
到最后，大家都是阴沉着脸赶路。

[老酒]

冀鲁豫战场上的“哥萨克骑兵”（续二十九）
那些年·那些事 之七

所谓“沙区”，是指内黄、濮阳、滑县之间的黄河故道一带。43年，这里早已没有了滔滔河水，四周只剩下些大大小小的沙丘。领导们说，骑兵团的代耕地在内黄县，那里原来是群众基础较好的根据地，并且盛产花生和大枣。可是，一路上，战士们只觉得人烟稀少，看不到有什么粮食作物。
经过几天的行军，部队到达了沙区中心的井店集，发现这里也是冷冷清清，毫无生气。以往，八路军到老根据地，路口总有男女老少迎接，热情地张罗着安排住宿，可这次，等了好久，才出来一个人，病歪歪的，虚弱得有气无力。曾团长和况政委一面和他交谈，一面安排干部们分组进村探访百姓。
进了村，发现四处房屋破败，大门半掩，十室九空。有的院子里停着尸体没人管，即使有活人的屋里，也只剩下个把老人，灶里的火早熄灭了，人饿得皮包骨头，奄奄一息。还有间房子里，床上躺着饿死的母亲，怀里还抱着死去的婴儿……幸存的百姓看见八路军队伍来了，象见了大救星，泪留满面、不停地作揖，却哭不出声音，要隔上好一阵才能出声说话。
村里的惨状，让久经沙场的战士们都禁不住捂住了眼睛，大家回到村口集合，汇报情况，很多人都哭了。
原来，就在去年，日军独 立第一混成旅团在汉奸地主孙步月的配合下，对沙区进行了6天的大扫荡，为制造“无人区”，敌人施行了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进行残酷的大屠杀，无论男女老幼，只要遇上，无一幸免。仅在南张堡等十五个村子，就有1872人被害，有的人家因此绝户；杨固村有7口水井，其中6口填满了被害的群众。
汉奸孙步月，是鲁西豫北一带的大地主，挂过“千顷牌”。他不仅帮着鬼子杀戮抢劫，还把沙区的枣树都砍了，有的木料拉走，其它的就放火烧掉，试图断绝群众的生活来源，逼迫人们搬走。汉奸的手段和鬼子一样的毒辣、一样的疯狂，以至于灾区的好多百姓听见孙步月的名字就发抖。
自然灾害和敌人的抢劫使得当地粮食断绝，大屠杀又使得许多村落成为了废墟。大批群众被迫外出逃荒，留下的老人和孩子身体虚弱，大多冻饿而死，昔日的乡村，如今到处是残垣断壁，土地荒芜、人烟稀少，如果再不及时把春耕春播搞好，沙区的一些地方就真的要变成了“无人区”。
日军的罪证是最有力的反面教材，惨不忍睹的的现状胜过了十次思想教育报告。骑兵团战士们的拳头捏紧了，握枪握刀的手捏紧了，满腔的激愤化成了无穷的力量，也化成了战天斗地的实际行动。所有的人，原先软弱的想法消失了、埋怨的情绪消失了、动摇的思想消失了，大家都明白，如果不坚强地战斗下去，就会当亡国奴，就会有沙区百姓一样的悲剧再重演。
《铁骑报》连续发出了动员号召，曾玉良团长说的是“洒尽全身血，还有硬骨头，拼死和日寇干到底”，况玉纯政委提出“变沙区为绿色原野”。有个新战士，外号叫“皮皮”的，提了个口号，还被政治部写在了墙上——打仗勇敢杀日寇，生产勤劳救群众！
部队分散到各代耕点，首先打扫卫生、掩埋尸体，再分发粮食、修理房屋，帮助老百姓重建家园。八路军的军粮也很紧张，支援群众以后，自己就挖野菜、吃树皮。由于先前敌人把死人塞到井里，上面压上磨盘，使得生活用水遭到破坏，所以吃水饮马也都要另建设施……这么忙碌了五六天，才开始耕种。
团里规定，每人每天至少耕种一亩地，但干部和党员都纷纷给自己加任务，政治处也开展了“看谁耕地多，看谁贡献大”的竞赛活动。刘大爷原先在家里时并没有怎么种过地，团里象他这样的战士也不少，可大家都咬紧牙关、勒紧腰带拼命干活。每天，各班留一人准备饭食（挖野菜），其他的人则牵马下地，早出晚归，抢种粮食。为了保护战马，人和马一起拉犁；那些有战伤的干部战士，自动结成小组，互相鼓励。每个人手上都打起了大血泡，每天都有同志因饥饿劳累，晕倒在地里，但谁都没有怨言，依然你追我赶地进行生产。三连指导员赵有金每天能耕二亩地，被评为模范；团长曾玉良天黑了还在地里忙活，被称为“铁汉”，成为大家学习的榜样。
经过了二十天的劳动，沙区的耕地补种上了粮食。与此同时，地方政权组织也重新建立起来，当地群众得到了救济，体力有所恢复，村庄也又呈现出了生气。骑兵团告别了沙区群众，又接到命令，星夜赶往鲁豫交界处的莘县，支援八旅完成生产任务。
在莘县，八旅的旅长李聚奎和政委肖永智指定了任务。骑兵们到了代耕地以后发现，这里和沙区一样，也是“无人区”。赤地一片，满目凄凉，部队住进房子，先要清除杂草和灰尘，还要清理床边屋角无人掩埋的尸骨残骸。耕种开始没多久，有人病倒了，一检查，才发现是霍乱。团领导立即报告上级，八旅旅部闻讯也吓了一跳，赶紧设置疫情观察哨，还送来了一大批烧酒，派人到处喷洒。同时，也通过当地土顽齐子修的关系，去济南搞防疫药。
当时，从敌占区弄药品一般都很困难，惟独治瘟疫的药是例外，不仅不会受到查收、限制，还免费。那一次，防疫药品运来的时候，竟然还跟来了俩日本医生！刘大爷说，当时大家都恨透了日本人，而这两个医务人员敢跑到“无人区”来，胆子真够大的。他们好象是姐弟俩，弟弟是大夫，叫都筑敦（有这种名字么？），姐姐是护士，叫什么不清楚，俩人都懂中国话，但很少说什么，只是忙着打防疫针、给人看病，还到处消毒，等疫情缓解以后就走了。
当初，马甲我曾经表扬这姐弟俩是“日本白求恩”，刘大爷不同意，他认为白求恩是国际主义，而这俩人只是人道主义，差远了。

莘县的代耕任务完成后，骑兵团立即回到冀鲁豫四分区归建。这时，春耕时节已过，八路军要打仗了。

[老酒]

冀鲁豫战场上的“哥萨克骑兵”（续三十）

大小索庄歼灭战（上）

春耕生产结束以后，骑兵团回到昆吾，向四分区报到。这时候，部队的番号虽然还是叫“129师骑兵团”，但事实上已是属于冀鲁豫军区四分区领导下的一支机动兵力。
四分区的主要活动区域是东明县、长垣县、濮阳县和滑县一带，这里，除了一部分日军以外，在濮阳驻守着伪军孙良诚部、东明有伪赵云祥部、长垣则是顽军邵鸿基。以前，四分区的武装力量比较弱，不仅分区机关所在地总是需要转移，对敌作战也只能是采取游击策略。二十一团和骑兵团来了以后，机关住所稳定了，可军事上还是习惯于“小打小闹”，经常是把正规部队分散了去搞偷袭。刘大爷他们刚到分区时，曾经组成手枪队，化装到东明县的临濮集，随随便便就击毙了十几个前去赶集的赵云祥部军官。分区领导因为这个战果高兴得不得了，可骑兵们私下里却觉得动作太小，没意思。
当初，张国华政委之所以敢拍胸脯，保证能够负担骑兵团的供给。一方面是因为四分区的一些区域靠近黄河，受旱灾影响不严重；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这里的游击区正在逐渐扩大，新建立的地方政权有征粮的余地。
43年春节，长垣县成立了抗日民主政府，可是，由于敌顽的骚扰，县政府花费了好多功夫，一直进不去。一天，曾玉良和况玉纯到军分区去找张国华政委商量事情，正巧遇到长垣县委的一帮人在他那里抹眼泪告状（张政委兼任地委书记，也管地方上的事情），原来，他们又被邵鸿基赶出来了，除了两位女同志，其余的都挨了顿板子，屁股都被打肿了。曾团长见状很气愤，立刻就提出申请，要求出兵保护县政府。
第二天，分区下达命令，派二十一团和骑兵团“到滨河地区侦察敌伪作战意图”。当时，战士们都很奇怪：派两个主力团到滨河一线去，到底要侦察什么情况？曾团长笑了笑，私底下对干部们说：估计，这次侦察的目的，就是找机会教训一下邵鸿基。
二十一团那边也是心照不宣，两个团不约而同，径自就开到了长垣县，转悠着，等邵鸿基出来。
说起这个邵鸿基，是个很复杂的人物。他是个旧官僚，从北洋政府时就当县长，可是不贪污也不坐轿子，骑个毛驴到处跑；他受过新教育，却又是旧做派，喜欢升堂判案，还有跟班举着棍子板子，旁边还放着虎头铡；他是文人，偏又乐意弄武，军事本领不怎么样，早年被“红枪会”抓住打了一顿，从此就佩服上了江湖好汉，他的部队都是会道门底子，什么“赵元帅”、“丰县虎”、“沛县狼”是他的几员大将，他则自诩儒将，仿佛宋公之明、诸葛之亮；他坚持抗日，拥护老蒋，却又同情理解汪精卫，使劲地帮伪军辩护，说什么“曲线救国也是有道理的”；他在前些年和共 产党合作过，还当过边区政府的专员，可后来又极力反共，凡是八路军的主张他都要唱反调，写文章说“共 产党的那一套我都懂，我都有办法对付”，因此，他被敌人吹捧为“反共专家”。
严格地说，邵鸿基并没有以武装与八路军摩擦，但他就是不让共 产党政权进入他的地盘。他说自己是正宗官老爷，八路军是流寇，可地方上的老百姓偏偏也就相信了那一套，对他敬畏有加。不打掉邵鸿基，抗日民主政权真没办法在长垣县立足。
过了些天，有消息说邵鸿基部一千四百多人要出动了，曾团长马上派人通知二十一团，常仲连团长和参谋长魏文建都来了，商量以后都说要打。于是曾玉良动员部队，说顽军邵鸿基侵犯我根据地，要到大小索庄抢粮食，反动气焰十分嚣张，“我们不打则已，打就要狠狠把他打痛了”。干部们听了直乐，三四月份，青黄不接的，抢的哪门子粮食？大家心里也明白，这大索庄和小索庄都有会道门基础，邵鸿基此番大概是想去收编门派、扩大武装呢。不过，“反共专家” 邵老爷一直以来就很惹人讨厌，现在要教训他，战士们也都挺乐意。
邵鸿基的军事头衔是“国民党冀察战区挺进第二纵队司令”，其主力是赵子安（“赵元帅”）支队。第二天，邵司令和赵支队将进驻大索庄，其他两个支队将去小索庄附近。情报很准确，来得也很容易，因为邵老爷事先已经派人在村里拉条幅、搭戏台、预备饭菜，广而告之了。
八路军计划，骑兵团主攻大索庄的赵支队，二十一团打小索庄方向。等战斗打响后再去通知地方政府，免得人家担责任。
这一仗打得很轻松。
战斗开始前，骑兵团本来还在等一连（当时一连正在外面出任务，况政委连夜去把他们带过来），没想到二十一团侦察队那边先打响了。大索庄里的敌人听见枪响，乱哄哄跑出来看情况，恰好遇见了正在向村北移动的骑兵二连，二连立刻开火，机枪步枪一阵猛打，把敌人撂倒了一片，剩下的赶紧往回跑，二连顺势就跟进了村子。
早就在北边准备好了的三连和徒步大队看见这情况，心说：不对啊！我们才是主攻部队，怎么能让二连先进村了呢？于是马上吹号，也冲进了村子。
八路军进村快，可人家“国民党冀察战区挺进第二纵队”的“赵元帅”支队真不愧是主力，动作更快。一见对手从北面攻进来了，不用长官吩咐，立即就从南面跑出了村。这下，可把二连和三连都搞了个“措手不及”。本来，为了吸取南李庄巷战的教训，应对恶劣的突发情况，部队事先准备了几套战斗方案，可现在，战士们下马、分组、抢占要点……，正布置火力准备“打攻坚战”，可突然发现敌人都跑不见了，什么方案也用不上……懵了好一会，才跑回去把刚刚归拢的战马又分开，气急败坏地直骂赵支队不给面子。
四连没得到主攻任务，在黄河大堤上坐着，怪不高兴，听见村里响枪了，也只能够伸着脖子瞧热闹。没想到，才没过多久，庄子里忽啦啦涌出来好多人，乱七八糟地就在自己眼皮子底下瞎跑。曾团长楞了一会，赶紧下令：“上马，追杀啊！”。大家高兴坏了，连忙列队，从大堤上冲下来，一时间，战马奔腾、军刀闪亮，真是痛快极了。
不过，跑出来的敌人实在太多，四连来回冲杀也忙不过来。在平地上乱跑了一阵的“赵支队”也醒悟些了，急忙向东面大堤上冲，想抢占制高点。曾团长连忙命令部队改变突击方向，争取截断他们，可是，要求骑兵在冲锋过程中重新列队，也不是一时半会能做到的事。
眼看敌人就要上大堤了，堤上突然出现了一支队伍——那是况政委带来的一连！敌人一下子就被压下来了，这时，二连和三连也汇合赶到，把“赵支队”压到了一块洼地里。于是，500多顽军全在这里投降了。
二十一团在西边打小索庄，那附近有邵鸿基的两个支队，比“赵支队”更差劲。早晨的时候，团侦察队化装成买柴草的，接近村子，想先搞掉敌人岗哨，不料被顽军识破了（人家是当地人，不象日本鬼子那么好蒙）。双方一交火，二十一团只好发起总攻。“国民党冀察战区挺进第二纵队”一交战就跑，虽然没什么战斗力，但毕竟有两个支队，人多，二十一团又围又追，实在忙不过来，结果就赶了鸭子，让他们跑了不少。

刘大爷没有参加大索庄的战斗，当时，他正在外面扭秧歌呢。
骑兵团刚到长垣的时候，这里的老百姓对八路军不了解，他们见到部队一来就跑到荒野里去，即使没有跑走的，也是躲躲闪闪，搞得我们的工作很不好开展。况政委认为要发动群众，就要先从消除群众顾虑、活跃气氛、加深了解做起，因此派出团秧歌队，由宣传干事带领着，走村窜户去演出。
秧歌队分男女两组，那时侯骑兵团没有女兵，都由男的扮演，刘大爷面貌秀气，就装扮成了大姑娘。每次到了村口，就敲锣打鼓开始演出，男的挥舞霸王鞭（一根竹竿，两头系上铜钱，挥舞起来哗啦啦响），“女的”端着荷花灯，手舞足蹈一阵，接着开唱：
新年到，隆里格隆！新年到，格里格隆！
男女老少大家好，嗨，大家好！什么好？身体好，什么好？团结好，团结好来打败日寇立功劳。隆里格隆，格里格隆！
新年到，隆里格隆！新年到，格里格隆！
人人拥护抗日军，嗨，抗日军！什么军？新四军，什么军？八路军， 八路军来打败日寇立功劳。隆里格隆，格里格隆
…………
部队扭秧歌的时候，地方干部也跟着，县政府、妇救会和青抗先都借机发动群众。老百姓觉得八路军亲切可爱，也就消除了戒备心理，高高兴兴地从这个村尾随到那个村，不仅开心地看，有的也跟着唱跟着学。刘大爷脸上的胭脂口红被汗水洗掉了，还会有小媳妇嘻嘻哈哈地抢着帮他抹上。
骑兵团打大索庄，事先没有通知地方政府，秧歌队的这四五十个人也就不知道。那天早上，大伙化好妆刚开始表演，骑兵团派人来向县长报告情况，说是大小索庄战斗已经打响。“演员”们一听这消息，哪里还顾得上再唱歌，连妆也不卸，骑上马就走。
跑到小索庄附近，发现几十个逃出来的顽军，骑兵立刻组队冲击，有个家伙刚把机枪架到沙丘上，就被刘大爷策马上去，一刀砍了，其他的吓得举手抱头不再敢动弹。紧接着，前面又接连冲出来几伙敌人，八路军就摆成阻击线卧马射击，打了一会，对面的敌军官从枪声中听出了名堂，说“没办法，遇到老部队了”，于是缴枪投降。
秧歌队押着七八十个俘虏赶到大索庄，战友见面都哈哈大笑。俘虏兵们也奇怪，这花里胡哨的队伍是些什么人物？涂脂抹粉、穿红着绿的，还很能打仗！
战斗结束后，县政府的人员才赶到大索庄，骑兵团把缴获的装备，包括9挺机枪都移交给了县大队。地方干部很激动，说“我们没赶上打仗，却得了这么多战利品，真不好意思”。况政委解释说“敌人想要扼杀新生的人民政权，八路军就应该消灭他们，用敌人的武器来武装抗日政府！”。战士们也说“邵鸿基的部队太窝囊，这些武器给他们拿着也是浪费，不如趁早交给县大队，对抗日民主更有帮助”。
话虽这么说，但干部们心里真有点犯嘀咕。这次打邵鸿基，事先没有请示上级，全凭的是团长政委们的主观理解，既不知道该不该打，也没想到会打得这么大……唉，这也怪邵鸿基太没用，本来是想教训一下，谁知道一不留神，就变成歼灭战了。真不知道这老小子以后又要怎么去造谣告状。
渐渐地，县干部也觉得这里面似乎有点不大对头，笑容也尴尬起来了………………

[老酒]

鲁豫战场上的“哥萨克骑兵”（续三十一）

大小索庄歼灭战（下）

大索庄战斗一结束，骑兵团就给军分区领导发电报，简要报告了情况，大致是说：敌顽邵鸿基部进犯我索庄地区，骑兵团和二十一团配合地方政府予以还击，俘虏若干，击毙若干、缴获若干……我团受伤一人、阵亡一人。
这次战斗，骑兵团只牺牲了一个人，而这个人却正是一连的排长胡彦明。当时，一连到达战场后，立刻展开冲锋，敌支队长赵子安发觉大势已去，就护着邵鸿基突围。胡彦明看见两个人骑着马拼命向南逃跑，知道一定是当官的，就孤身去追。没想到赵子安枪法很好，回头打了一枪，胡排长当场就牺牲了。当时其他战士正把大批敌人往洼地里赶，发现这情况连忙再追着去报仇，但由于距离太远，没有追上。
胡彦明是和刘大爷一起参军的河北老乡，立过大功，是个很爱面子的人。前段时间他的排里面有人开小差，影响了集体形象，这个当排长的就一直惦记着挽回荣誉，结果，这次抓俘虏心切，反而遭遇了不幸，这让全团干部战士都十分惋惜。
胡彦明这人，打仗勇敢，也很爱学习，一张报纸到了他手上，翻来覆去看上一天都舍不得放下。他家里穷，很小就去给别人当伙计，财主家儿子的腿有残疾，他天天背着少爷上学，因此也就跟着认字，有了些文化。有次战斗中，拣到了一本北平陆军大学的小册子，叫什么《航空判读》，他高兴得不得了，一有空就抱着书看。问他那上面讲的是什么，回答：“是说怎么在飞机上看地形的”。大家就笑，“连飞机都没见过，学这玩意有啥用”。胡彦明也不反驳，自己接着看。
“可惜了啊，多好的一位干部，要是能活下来，现在兴许真能坐着飞机看地形了呢”。

接到骑兵团的电报，军分区不置可否，只是通知况玉纯立刻回昆吾去。
到军分区驻地去说什么好呢，况政委有点抓瞎了，只好先带着人进大索庄调查情况。看见村里场坝上摆着一只大羊，刚杀死，还没有料理完毕，还看见院墙下有东一堆西一堆的鸡毛，可是没有发现鸡。况政委说“不能，去找找”。果然，在锅里找到了二十几只鸡，于是，这都成了顽军欺压百姓的罪证。不一会，又有战士来反映说，邵鸿基这次来，借口要收“子弹费”，强行收缴了四十七袋粮食抵帐，乡亲们苦不堪言……好家伙，邵鸿基还真是来抢粮食的啊，团长做动员时的分析还真没有错！
地方政府的干部也有自己办法，他们和群众拉家常、讲道理，解释民主政权的“合理负担”政策，这下子，老百姓都觉悟起来了。“小鬼子坏，杀人放火，要我们缴九十斤粮食当税收（当时，当地亩产约四十斤）；邵鸿基来了以后，征收七十斤，缺一斤就打人。现在人民政府待人和气，宣讲合理负担，每年只负担三十斤。共 产党真是青天啊！”。于是，群众纷纷起来揭发邵鸿基的恶行，地方干部就拿小本子一笔笔记下来，交给骑兵团。顿时，况政委心里更有底了。
部队在打扫战场的时候，传来一个新闻：通信员大鹏一个人抓了九十多个俘虏！这叫所有的人都大吃一惊。
大鹏（真名就不说了）其实并不大，当时才17岁，是个烈士遗孤。他父亲是顺直军委（北方军委）早期的干部，30年和张兆丰等人一起搞兵运时，被晋军陈长捷部杀害了。大鹏母亲改嫁后，年幼的他就跟着舅舅和舅妈生活，元城战役后，舅舅老舒调到骑兵团当供给处处长，大鹏也就跑来要求参军。
大鹏从小就跟着长辈闹革命，颠沛流离、见多识广，特别能说会道，活象个半截秀才，高兴的时候说“笑得不亦乐乎”，辛苦时说“累得呜呼哀哉”，让大家听了直佩服。有一次吹牛，他向大伙比划：地球怎么围着太阳转、太阳又是怎么转、月亮又怎么转，还说星星也都在打转转……在场的人都不相信，心说：天上星星那么多，要是都转圈岂不是乱套了，碰到一起掉下来怎么办？于是大家起哄不认帐，把“半截秀才”气哭了，直到边乔参谋跑过来主持公道才作罢。
“半截秀才”的文化水平也是半截。别看他说话挺“文”的，念报纸也能够从头到尾毫不停顿，可让写字就完蛋了，很简单一个字，握着笔半天写不对，他自己说这叫做“提笔忘字”，大家却很怀疑：“不对吧，你念报纸的时候，小嘴皮吧嗒吧嗒挺利索，那些字兴许是瞎蒙着读出来的”。因此，他又得了外号，叫“皮皮”，意思是说就只有嘴皮子厉害。
“皮皮”这外号，多少有点不太好的意思，大鹏虽然不乐意听，可也没有办法，谁叫他自己有毛病呢。他的毛病是“掉马”。
说起来，大鹏骑马的技术原本很不错，上马下马一溜烟，乘骑冲刺、越障的动作也很利索。可就是在打仗的时候，听见枪响，他总是从马上掉下来。在骑兵看来，作战掉马是胆小惊慌的表现，可大鹏不承认，他说自己是“兴奋”。
“兴奋是啥玩意？是害怕么？”
“不害怕，兴奋是高兴！！！”
“高兴？你高兴了从马背上下来干啥？”
“……，……，呜呜，哇哇哇……”
刚开始的时候，大鹏分在四连，后来四连不要他了，又调到二连刘大爷这个排，结果枪一响，还是从马上掉下来。刘大爷受不了了，跑去找领导“你们把大鹏弄走吧，免得以后出了什么事，我对不起老舒处长”。团长没办法，只好把“皮皮”调到团部当通讯员。
大索庄战斗打响以后，曾玉良团长派“皮皮”去找二十一团的参谋长魏文建通报情况，说：“我们这边的敌人出村子比预想得要快，有可能会逃往小索庄方向，请他们有所准备”。“皮皮”接到指示，打马就走。
骑马赶到小索庄，二十一团已经四处追击敌人去了，没找到参谋长，“皮皮”就信马由缰在野地里乱转。
离河堤不远有一片瓜地，这里稀稀疏疏地长着些枣树，还有几处被水冲毁后废弃的房子。“皮皮”路过这里的时候听见里面有声音。本来，换了别的战士遇到这情况，起码要先侦察一番再做打算，可我们的“皮皮”不管这些，直接策马就过去了。到跟前一看，呀！好多敌人……
好个“皮皮”，关键时刻一点也不含糊，嘴皮子照样利索。大声宣布“我们八路军，开来了十个团，现在已经把你们包围了。不投降没好处，投降才是聪明人！我们八路军是宽大俘虏的，现在我给你们讲政策……”。
那些顽军倒也爽快，赶紧表态“小长官，我们明白，我们投降……”。
“急什么？！不要吵闹，先听我把政策讲清楚！”
对方只好老老实实坐着，听“皮皮”长官做报告。
“……，……，都听清楚了么？”
“清楚了。我们把枪缴到哪里？”
“皮皮”这才想起来，枪还在敌人手里攥着呢！连忙指了块空地作为缴枪地点。敌人几个老兵带着大家把枪摆放整齐、指挥俘虏们排队坐好，还抽空告诉八路军长官：缴上来的枪要把枪栓拆下来放在旁边，这样才算合规矩……有个糊涂俘虏手脚慌张，从裤腰里掉出一卷钞票，吓得站在旁边不敢拣，老兵拾起来帮他塞回去，还说“共 产党最讲仁义的，只要缴了枪就行，私人钱物是不侵犯的……”。
“皮皮”觉得这几个家伙真不错，就好奇地问“你们怎么知道这些？”
“以前我们几个在路南（陇海路南）被李先念的队伍抓过，这些政策都明白……”。
噢，难怪，是老俘虏兵了，经验丰富。
缴枪完毕，俘虏们按规矩坐好，大伙就闲聊天。
“长官年纪不大，俨然已是骑马挎刀（通讯员使的是盒子枪），真是少年英雄，前途无量”。
“我不是什么长官，我在团部工作”。
“在团部，哦，那是副官，一样的，也是长官……”。
“你们缴来的怎么都是枪，有没有炮啊？”
“我们没有炮……”
“哎呀，要是有炮就好了，缴获了炮我就能登报了”
当时规定，缴获轻武器和五发子弹获表扬；缴获重武器记功；缴获火炮可以登报表彰（集体也跟着有荣誉）。
“是呀，实在不成样子，装备不好，我们支队没有炮，就连赵支队也没有……”俘虏们也很替“皮皮”惋惜，好象他没能够得到登报表彰，应该怪邵鸿基配合得不够。
正聊着，从外面跑过来一个小兵，“登登登”地窜进俘虏群，找了空位置就坐下了。
这怎么行！不懂规矩，不打个招呼就想当俘虏？没门！
“出来出来，谁让你进去的？你的枪呢？”
“我是马弁，没有枪，只有军棍……”
“那军棍呢？”
“丢在那边房子里了，我去拿来”
说完，小马弁“登登登”地又跑走了。
过了一阵回来了，问“八路，那边还有人，也想投降，你这里还要人不？”
“要，你去叫过来吧”
好家伙！一下子又过来几十号人，办完缴枪事宜再一数人头，总共九十八名俘虏！
小马弁坐在“皮皮”旁边，看见他老是摸头，就问：“八路，你老摸头干什么”。
“昨天睡觉把脖子给崴了”
“来，我帮你捏捏”
于是，小八路就让小俘虏兵掐他脖子。别说，捏得还挺舒服。
“小马弁，你多大了？”
“我十七，你呢？”
“哈，咱俩一般大。你是怎么当兵的？”
“我本来是学剃头的伙计，有天来了个长官叫我去兵营里剃头，我进去了以后就不许走了，就这么当了兵……”
“那你来咱们八路军干吧”
“行啊，你帮我说说，到哪里都是吃饭”。
俩人聊着，旁边还有人插嘴。这些俘虏中有的是逃跑途中被打回来的，受了伤。哼哼唧唧地叫“长官唉，我挂彩了，怎么办啊”。
“别急，等会我们部队有医生给你治”
“长官唉，我口渴，有水喝么？”
“呸！我今天从早晨到现在都没喝水呢，你还是忍着吧”
………………
这时候，外面突然响起了枪声。有俘虏说“是不是赵支队过来了？”皮皮赶紧喊“都别乱，逃跑了对你们没好处！”
小马弁脱下自己的衣服给皮皮披上，说“穿上衣服，别叫人发现了你”。自己又跑出去看情况。
不一会回来了，说“是你们的队伍在追着人跑”。又叮嘱说“八路，你可要指挥好，不要让你们的人把咱们给打了”。
“皮皮”赶紧骑上马出去喊叫“喂！我是骑兵团的。这里面都是我们团的俘虏”。

二十一团派人帮着“皮皮”把俘虏押送回大索庄。曾玉良团长问“你把情况送到了？”
“我没找到他们的指挥部和参谋长”
“没找到人？那你都干什么去了？”
“报告团长，我带回来一个连！”
回头一指，九十多个俘虏正排着队过来，有的扛枪、有的拎枪栓，走得整整齐齐……曾团长的嘴都合不上了。
从那以后，再也没有人喊“皮皮”这个外号，大家都亲热地称呼这个小战士为——大鹏。

[老酒]

冀鲁豫战场上的“哥萨克骑兵”（续三十二）

开辟滨河根据地（一）

大索庄战斗之后，况玉纯政委赶到冀鲁豫军区，司令员杨得志、区党委书记黄敬和政治部崔田民主任都在司令部等着。况政委汇报了各方面的情况，首长们开会研究，一致认为这一仗打得好，并且表示：对邵鸿基这种“反共专家”，就是要坚决消灭他。
开会的时候，黄敬书记翻看骑兵团带去的宣传材料，突然指着一篇文章，笑着问“知道么？这篇文章是在把你们比作曹操呢”，这顿时让大家吃了一惊。原来，大索庄住着一个老学究，战斗结束后，地方干部希望当地老百姓写个文字材料，群众就推举了他。于是，这老先生写了篇骈体文，咿咿呀呀的，满是“仁义之兵，吊民伐罪”之类的好话，大家觉得水平挺高，就送上来了。
黄敬说：“这文章是借用了官渡之战，河上老人箪食壶浆的故事，地点差不多，意思也不算坏。只是，我们八路军不是什么真命天子，也不会相信殷馗那样的神仙道士……”。大伙听得目瞪口呆，李庭桂主任更是十分羞愧，“黄敬书记真不愧是才子，要不是他把关，这篇文章登到报纸上，可就出洋相了”。从此以后，骑兵团送交宣传材料，审核得仔细多了。
这里一波未平，那里一波又起。军区参谋长阎揆要接着给骑兵团做战术指导，平常不爱吱声的作战参谋边乔突然要求发言，反驳他说“军区的打法不对，骑兵团应该自由回旋于内外线，沿交通线进行侧击，主动寻找利害转变点；现在要求骑兵和步兵一样沿中心轴线向外推，只能是短促出击，效果不好”。
阎揆要参谋长是黄埔一期的，边乔是东北讲武堂九期的（他和滨海支队司令员万毅是同学，比骑兵团的顶头上司四分区司令员赵承金还要早一届），两个军校生辩论了一会就吵起来了，西北军东北军互不买帐。阎参谋长说“打持久战就是要稳守渐进”，边参谋说“你的那个不是持久战，是消耗战”；阎参谋长说“十多年前我就带过骑兵了”，边参谋说“你那是骑马开仗，不懂骑兵战术……”。
黄敬书记看这样吵下去不是办法，他和边乔在冀中就认识，因此劝说道“我看军区的思路是可行的，根据地已经明显壮大了嘛”。没想到边参谋吵昏了头，一句话就给黄敬顶回去“现在开辟根据地就象鸡拉屎一样，东一摊西一摊，中看不中用……”。
这句话可就惹祸了。本来先前争论骑兵战术，首长就已经不大耐烦了，但还勉强忍着，现在居然批评到根据地建设上来了！于是立刻就拍了桌子。杨得志气得直嚷“撤职！撤职！你们带回去处理！”边乔也真犟，敬了个礼，就走出了会议室。
大家都奇怪，边乔平时闷头闷脑的，怎么一开口就点这么大的炮仗，把团长和政委都吓得不轻。他俩说：还好是遇到了黄敬书记和杨得志司令员，这要是放在红四方面军，有那句话都够枪毙几回了……要知道，冀鲁豫的根据地建设是刚受到党中央表扬的呀。
不管怎么样，边乔的职务是没有了。当时，作训参谋和供给处长是营级干部，其他参谋（侦察、通讯、管理、团直政指）是连级,干事（组织、宣传、民运、卫生）是排级.于是，五连（徒步大队）连长李华珍（离休前任济南军区作战部长）接替边乔担任作训参谋，而边乔则去背电台、摇发电机，直到44年黄书记和杨司令员去延安了以后，他才复任侦察参谋。
其实，边乔的战术意见是否正确姑且不论，不过他说根据地的分布象“鸡拉屎”，还真有点形象。
当时，日伪在华北地区，以碉堡、据点、道沟、隔离网，建立了密集的封锁线，把广大乡村分割开来。据统计，四二年，冀中地区有炮楼一千七百五十三个，把八千个村庄分成了二千六百七十块，冀鲁豫地区的资料马甲我没有查到，但估计也差不了多少。这些区域，除被日伪占领以外，还分别被国民党军、土顽（国民党的反共地方势力）和土匪（见谁打谁的）控制，共 产党的政权也交错建立其中。滨河的一些地方，名义上有我们的政府，实际却只掌握了方圆几公里的地盘，被戏称为“一枪打穿根据地”。这些地方没有防御纵深，部队也呆不住，地方干部出来办事要化装，运送物资要武装护卫，骑兵团就经常当保镖队，来回穿插，各种小摩擦不断。
有一天，新任作训参谋李华珍，带着二连护送“建设干部”过平汉路（那时候，去延安的人无非是讲政权建设、军队建设，所以被称为“建设干部”；反之，留在敌后根据地的人成天喊咬牙坚持、咬牙顶住，也就叫做“咬牙干部”），这任务骑兵们干得多了，以往也就是出动一个班、一个排，这次却格外慎重。到了集合地点一看，整个护送队有便衣有军装，加起来起码有两个营，把刘大爷他们都唬了一跳，心说这一定是个不得了的大干部，跑去问李华珍，他还保密,不肯说，直到任务完成回来，才悄悄告诉二连长张起旺：那是新四军的陈毅军长，要到延安去开会。
刚回到驻地，骑兵团就接到命令，准备出动，截击庞炳勋的伪四十军。
４３年５月，庞炳勋在豫北陵川地区投敌，那汪精卫也有意思，给他的番号与官职保持不变。还是第二十四集团军司令，下辖伪第四十军、伪第二十七军、伪新五军。
6月，蒋介石把胡宗南部调离河防，向陕甘宁根据地进攻，发动了新一轮反共高潮，就在这时，庞炳勋的伪四十军突然离开新乡，向长垣县方向开来，而同时，国民党第十战区也派人来找八路军部队联系，要求放庞部过黄河。为此，骑兵团立刻请示上级，军区的回答是“坚决截击”。
原来，就在这个月初，蒋介石不知怎的，撤了 “苏鲁战区总司令” 于学忠的职，于司令一生气，立刻率部离开防区开拔，搞得接任他的嫡系第二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李仙洲来不及入鲁接防，这样，连同胡宗南部原来的部分防区，在苏鲁豫就出现了一些空白区域。蒋介石本着宁愿送给伪军，也不让给共 产党的意图，一边责令李仙洲第二十八集团军北上，一边暗示庞炳勋伪第二十四集团军南下，抢占地盘。针对国民党的这个阴谋，冀鲁豫和鲁南军区连续发动两个战役：截击庞炳勋、礼送于学忠、顶住李仙洲。
其实这时候，伪四十军只剩下个空架子，只有三十九师还有些人马，却也是兵无斗志。而八路军在战前动员时则再三强调，庞炳勋是历次反共摩擦的急先锋，现在又投靠了日伪，是个双料大坏蛋，战士们顿时群情激愤，个个都想杀敌立功。十六团和二十一团首先伏击了敌先头部队，骑兵团则奔袭东明县沙窝村，截击企图从侧翼迂回的三十九师直属特务营。
特务营是三十九师保存最完好的一支部队，骑兵团到达离沙窝四五里外的狼旺村时，遇到了敌人的前卫连。他们一看见八路军，转身就跑，曾玉良团长立刻命令骑兵超越追击。在平行超越的过程中，骑兵各连队都实施马上侧射，打得敌人不断地趴下躲避，跑乱了套，很快就被接着赶上来的徒步大队分割消灭了。
沙窝的敌人正在村口准备列队出发，完全没有想到骑兵会突然杀到，纷纷往村里撤。于是，冲在前面的四连追着敌人杀进了村里，二连在曾团长的带领下也趁乱跟进去，一连和三连在外面当二梯队。当时村里面混乱极了，骑兵们策马抡着马刀砍，膀子都甩木了，伪军有的往屋里钻，有的就顺着路跑，刘大爷听见连长在不断地提醒“一路杀过去，不要往胡同里追”，从东口杀到西口，正准备再杀回去，发现敌人开始往街上丢手榴弹了，团长喊着“开枪压住房顶，大家都出村去！”大家就退了出来，把村子围住了。
出来了才发现，不知道怎么搞的，村子着火了，6月份，正是干燥的时候，不一会就烧得很大了，还引起了爆炸。八路军守在外面，敌人几次冲出来，都被打了回去。刘大爷他们不停地喊“快缴枪投降就让你们出来”、“快投降，我们帮着救火啊”，“都是中国人，别害了老百姓呀”……就这么喊了好一阵，敌人投降了。
这次战斗，开创了骑兵团乘马攻克村庄的先例，曾玉良团长十分高兴。在八路军打特务营的时候，赵云祥的一个800多人的军训大队就在附近，却始终不敢来救援，因为赵军长吩咐过“骑兵团惹不得”。

在萨苏老大的包子里提到过四十军的装备，马甲也就把这次战斗的缴获清单照抄如下，以供参考。不过，需要说明的是，该部队有投降前砸毁随身武器的习惯。
平射炮一；掷弹筒一；重机枪二；双筒机枪一（这是什么枪？）；轻机枪五；步枪五十四；短枪六；刺刀、戒刀一百二十四；炮弹十六；掷弹筒弹三十六；步机枪弹一万六千六百五十；战马十二；望远镜七；平射炮镜一；钢盔四十二；钟表十；军用尺一；皮鞋、军衣、军帽、雨衣、手套、饭盒、水壶、油布、帆布、擦枪油、皮箱、子弹壳……

在统计清单中，手榴弹一般是不上报的，另外，还有一些东西也可以不登记或少登记。
这又是为什么呢？…………

[老酒]

冀鲁豫战场上的“哥萨克骑兵”（续三十三）
开辟滨河根据地（二）

在沙窝村，刘大爷负了伤，不过，不是被枪弹打的。
伪军投降后，八路军就冲进村里，分派一些人收缴武器，大部分则去救火。当时，刘大爷他们正在一户人家厢房里忙着泼水，旁边院子里的牲口棚烧起来了，于是，有个二百五就想用手榴弹把火炸灭。“轰隆”一声，牲口棚没什么，厢房却震垮了，把一伙人全埋在里面，刘大爷的肩膀和脚都受了伤，给抬了出来。
伤员都被送到村外空地上，等担架队。刘大爷看见身边躺着一位，熏得黑乎乎的，认不出是谁。就问“你是哪位啊？”。回答：“二连二排长”。
咦？不对啊！刘大爷心说：二连二排长应该是我自己呀，这到底是谁被烧糊涂了？
再仔细一想，明白了，呵呵地笑起来——敢情这位是特务营的二连二排长，当时，四十军三十九师穿的还是原来的军服，被火一熏，看上去就和八路军的打扮差不多。那个“二排长”也是在救火时受的伤，被刘大爷笑毛了，不高兴地说“有啥好笑的，要不是为了救火，你们也打不进村子”，还说当初台儿庄战役时,马法五带着他们在临沂守阵地，三天三夜不睡觉……刘大爷反问道“你这么能打，怎么还当了汉奸？”那家伙就不吭声了。
地方干部带着担架队赶来了，把伤员们往后方抬。可是，过道沟的时候，担架突然垮了，把刘大爷甩到沟底，脑袋也摔破了，卫生员赶紧跑来抢救，勤务队长也气得直骂。原来，这俩担架员为了图轻便，找了根细木棒子当抬杠，加上装运的东西太多、太重，走路一晃悠，担架杠子就断了。
那时侯，八路军打仗清理战场，除了武器弹药和文件资料必须由部队收缴以外，也允许战勤民夫拾拣其它一些战利品（一般是衣物、粮秣之类），这应该算做是物质鼓励吧。说到这事，刘大爷有点个人体会，他说：河北人爱面子，一般不大好意思拣破烂“发洋财”，要先由干部搞个评比，戴朵红花，再把东西领回去，弄得挺复杂；山东老百姓胆子大，部队在前边打，他们就在后面剥衣服翻口袋，搞急了还和八路军一起往上冲；河南的群众会过日子，什么东西都有用，什么东西都想扛，家具、工具、锅碗瓢盆，连门板都敢拆了搬回家。
不过，这也不绝对，哪个地方都有爱贪小便宜的人。南李庄战斗后，李树茂受伤昏迷在担架上，怀表和自来水笔都被人摘走，这就有些过分了。当然，也总有手脚苯的老实人，转悠了半天，什么玩意也没拣到，怪可怜的，八路军也就酌情分给他们一点，安慰情绪。比如大索庄战斗，部队伤亡小，担架队就漫山遍野去拣东西，有个姓付的老头，啥也没找到，很不甘愿，骑兵团就把自己的战利品摆出来让他挑，老付选了个洗脸盆，满意了。没想到过几天，这老头背着二百斤电线,来部队还人情，原来他和家里人跑到几十里外去砍了鬼子的电线杆子，真够亡命的。
因此，骑兵团战报的缴获清单中，被服、布匹、粮油和生活用品的数量一般都不写实了，要留出余额以备战勤（毕竟不是所有战斗都能有战利品的）；手榴弹和子弹也是不报或少报，除作为战斗储备以外，还要留出一部分支援民兵，打仗的时候，这些东西可都是“硬通货”，总不能让别人白帮忙吧。缴获的伪币也不写在战报里，专门有个帐本登记移交，先前打回隆镇时，骑兵团缴了五筐银圆和许多财宝，有根一尺多长的金条，行署还摆出来展览过。

骑兵团沙窝一仗，把三十九师打痛了，他们过不了黄河，就退了回去。后来，王瘦吾（四十军参谋长）到国民政府告状，说伪四十军本来准备南下“反正”投奔他，被八路军挡了路。这完全是造谣吹嘘。当时，连马法五（原四十军军长、三十九师师长）打了无数个电报都喊不动部队，三十九师怎么可能听他王参谋长的。这王瘦吾，原来是豫东专员兼保安司令，曾经摆过“火牛阵”对付鬼子的装甲部队。他学习古人的办法，在牛身上绑炸药和油布、牛屁股上挂鞭炮，再往日军的队伍里赶，思路的确很不错。可是，人家田单的“火牛”是用木棍把脖子连在一起的（这样“牛阵”就不能拐弯，只能直着冲），王司令读书不认真，忘了这一条，结果鞭炮一响，那些单个的牛就到处乱跑，反倒把自己的防线炸得个人仰马翻，“火牛”司令也就出名了。
说王瘦吾造谣，还因为庞炳勋二十四集团军下辖的伪第二十七军（杜淑）、伪新五军（孙殿英）也跟随四十军南下了，他们总不会也是来“反正”的吧。
于是，骑兵团首先参加卫南战役，和四分区部队一起打滑县、攻瓦岗集，歼灭了杜淑的独一旅，把伪军撵了回去。接着，又赶往鲁南，配合五分区反击李仙洲。
两个月里，骑兵们奔袭荷泽、定陶，抢占魏楼黄河大堤，雨夜血战，阻击侯镜如的九十二军。而就在这时候，日军也在山东开始了大扫荡，于是，八路军、日伪军和李仙洲顽军三方在山东相互开打。八路军鲁中军区和滨海军区打日军第5混成旅团（内田旅团）、伪军吴化文、厉文礼以及顽军秦启荣；而李仙洲则应对日军第59师团（细川忠康）和八路军鲁南、冀鲁豫军区，结果，秦启荣被打死，李仙洲的第二十八集团军也差不多快被打光，只好退出陇海路，到皖北去了。这场混战，被称为“鲁西南反顽战役”。
这场战役之后，于（学忠）走、李（仙洲）退，鲁省境内已没有国民党主力部队，八路军占领了山东战略制高点，根据地得到了扩大和巩固，而冀鲁豫中心区也与湖西区（微山湖以西）连成了一片，从此可以专心对付日伪（用罗荣桓的话说就是“了却了我们多年来的心事”），抗日政权建设和后勤供应立刻变得顺利多了。记得有一首歌谣唱：一九四三年，局势大改变……说的就是这个战略分水岭。
这次战役，刘大爷因伤没有参加，在医院，他先是听说冀鲁豫军区7团团长、11团政委先后阵亡，接着，竟又传来噩耗：骑兵团的团长曾玉良也牺牲了。
8月中旬，反顽战役已接近了尾声。曾玉良团长得到个情报：恶霸汉奸孙步月给鬼子送“慰劳品”，正住在曹县后张楼据点。曾团长恨透了这个残害沙区百姓的大坏蛋，立刻主动向上级要求攻打后张楼，除掉孙步月。由于当时部队还有其他作战任务，杨得志司令就答应从骑兵团抽两个连，再调派正在鲁西活动的昆张支队，一起去打后张楼。昆张支队有五个中队四百人左右，并且熟悉地形，两股力量合起来打下一个据点应该没问题。于是曾玉良亲自带领一、三连出动了。
骑兵按时间到达了指定地点，等了好久也不见昆张支队到来，这时候侦察员报告说后张楼据点里有人马出来了，大家不知道那里面会不会有孙步月，都很着急。曾团长远远地观察后张楼，觉得这据点是建在坡地上的几座高房大院，如果趁敌不备实施骑兵突袭，应该可以拿下。于是他决定由三连乘马直接冲进后张楼，一举夺取制高点；一连先截击出来的敌人，并防止敌人突围逃跑，等昆张支队到来后作为二梯队进攻。
命令下达，一、三连立即出击，四五十个伪军看见八路，赶紧往回跑。骑兵追到离据点二百多米外，才看见地埂上都长满了十多公分高的红柳茬子，象刀插在地上一样，乘马根本无法接近。两个连只好挤在一条狭窄的道路上，人马都有伤亡。最后，只好由一连“守马桩”，三连下马徒步攻击，而先前出来的敌人也没追上，被他们跑回去了。
三连突击到阵前二十多米，敌人据点就在五六米高的坡上，那土坡就象墙一样陡，战士们挖脚窝搭人梯往上爬，伤亡不小，曾团长说“一定要打进去，占住一个角，昆张支队到来就有办法了”，一连看见情况紧急，主动派出一个排支援，打了一个多小时，部队冲进了据点。
据点里的高房大院，八路军占住了两个角,却再也攻不动了。孙步月的卫队是他收买的一群亡命徒，特别凶悍，他们和据点里伪军一起作困兽之斗，不断进行反扑。骑兵团没有携带破墙的工具，好不容易找到两个竹耙子做了架梯子，又太短了，离房顶差一大截，因此只能和敌人僵持着。
双方子弹飞来飞去，手榴弹也扔过来扔过去。我军的手榴弹是鲁南炸弹局土造的，而伪军用的好象也不是正规产品，丢在地上有时候响有时候不响。打了一阵，先是三连长吕兆清受伤了，曾团长就顶到了第一线，和三连指导员赵有金在一起。
赵有金身材高大、力气足（搞生产的时候他一天能耕二亩地），投弹技术也好，能把手榴弹准确地甩到敌人的院落中。渐渐地，敌人也发觉这情况了，就找了几个人和他对投。对方有颗手榴弹落在地上，当时没响，赵指导员拣起来准备扔回去，动作慢了点，还在他手上就炸了，赵有金当场牺牲。曾玉良团长和通信员大鹏上去救护他，这时，敌人又突然投来好几颗手榴弹，在我们院子里连续爆炸，造成多人伤亡，大鹏的脚被炸伤，而曾玉良胸腹部中弹，很快就不行了。
一连长万怀臣、指导员张生义跑步去见团长，曾玉良听说昆张支队还没有消息，就说“来不及了，敌人增援快要到了”随即命令立刻组织部队撤退，他最后还对张生义说“这次仗打得不好，部队的情绪会受到影响，要作好思想工作”。
一个多小时之后，红军干部、久经沙场的八路军战将、一二九师骑兵团团长曾玉良牺牲了，年仅29岁。由于当时部队正受到日军尾随追击，战士们只好把团长就地掩埋了。直到44年9月，军区要求把战功卓越的烈士集中安葬在万古烈士陵园，骑兵团才派部队穿越封锁线，把曾玉良的棺木从山东曹县移柩到河南滑县万古集。
曾团长临终前命令部队撤退是十分明智的。否则，以骑兵们当时的情绪，很有可能就会坚持再打下去，而之后不到一个小时，增援的敌人就上来了，八路军将会被围困。
一个爱护士兵的指挥员，用他生命垂危时的最后一道命令，减少了部下的损失。
43年9月，骑兵团召开追悼大会，悼念曾玉良、赵有金等烈士，军区、政府机关、地方群众代表都来了，刘大爷也提前出院归队。当时，况玉纯政委哭得念不成悼词，在场的人也无不落泪。
会上，四分区赵承金司令员宣布，况玉纯政委兼任骑兵团团长，万怀臣（原一连长）升任副团长。

[老酒]

冀鲁豫战场上的“哥萨克骑兵”（续三十四）

开辟滨河根据地（三）

在后张楼，曾玉良团长牺牲了，孙步月却又一次逃脱，沙区的人民闻讯愤恨不已。
过了不久，刘大爷护送一批缴获的油墨和纸张到滑县去（四分区的《先锋报》办在滑县，并且，分区党政机关材料的印刷也这里进行），当地干部很热情，刘大爷晚上就住在报社里。这儿本来是个财主大院，鬼子来了以后，老财主跑了，留下他的儿子女儿当共 产党抗日。于是，财主家的三少爷聂元昂当了政府干部，就把自己房子贡献出来当公家的办公机构。聂元昂留分头、穿皮鞋，身着人们从没见过的翻领衬衫，打扮十分洋派，刘大爷因此对他的印象很深（这位少爷还有个妹妹叫聂元梓，好象被萨苏弄到“婆婆妈妈的李先念”那里做军鞋去了）。

到底是财主的宅院，家里有汽油发电机，屋里还有电灯，亮堂堂地把刘大爷他们兴奋得睡不着觉。晚上，四分区的宣传部长也来了，他询问了后张楼战斗的情况后，当即就在报社起草文章，声讨孙步月，说大汉奸又欠下了抗日军民的一笔血债，我们一定要报仇什么的。这位宣传部长也是滑县人，刘大爷在沙区垦荒救灾时就认识他，只是当时没想到，以后他当了总理又当总书记，搞得名气那么大。

说起来，孙步月确实十分凶悍，从42年，冀鲁豫军民就一直想要消灭他，几年内，光是四分区（后改为九分区）的部队对孙匪核心据点（郭小寨）的围困攻击就不下十次，可是总也打不下来。就这么着，新帐累旧帐，仇恨越积越深，到最后，其他敌伪份子都知道八路军是真的跟孙步月急眼了，谁靠近他谁就会倒霉，于是都不敢和他打交道，把他当瘟神了。45年，冀鲁豫军区动员七、八、九分区集中六千兵力（其中有四个主力团），围攻郭小寨的一千守敌，如此大的阵仗，整整打了三天，浚、滑、内黄三县的各路伪军楞是装作不知道。孙步月拼命拍电报求援也没人理睬他，这真可谓是人鬼共弃。（详情请参见烤猪兄、子渊兄和flyingcatgm兄的说明）

不过，后张楼一仗确实打得不好，不仅没有实现预期的目标，反而损失了团长。上级在肯定了骑兵团战斗意志的同时，也指出其中的教训在于：一、战前对敌情地形侦察不够，是“无准备之仗”，导致进攻路线选择不适当，使部队在接敌运动中为阻碍地所断绝；二，战斗过程中的指挥位置选择不当。

指挥员作战时不遵守指挥位置原则，是八路军各部队的老毛病了，批评了多少回也不管用。这以后，军区明确规定，营一级单位实施战场外追击要有命令，团级单位作战要设指挥所。还规定了指挥所里要有观察哨、参谋室、通讯站。刘大爷他们这些基层干部也集中起来学习旗语，“原来光看见日本鬼子打手旗，现在咱们骑兵团也会了”。

八路军的作战经验是在战斗中逐渐丰富起来的，主力部队如此，地方团队也是如此。比如昆张支队，后来是一纵五十八团，在解放战争中曾获刘邓首长全军通令嘉奖，成为了战功显赫、独当一面的王牌团。可在43年，他们还只是本事有限的地方部队，是名副其实的“土八路”。

“土八路”的底子也多是正规八路。比如昆张支队，就是以115师教三旅（旅长杨勇）的四个排为基础发展起来的，他们原属于鲁西军区。大扫荡之后，敌人切断了鲁西和鲁南的联系，使得鲁西和冀鲁豫军区孤悬于山东各军区之外，于是，42年底这两个军区合并（统称冀鲁豫军区），从罗荣桓手下划归刘邓首长指挥。129师骑兵团进入冀鲁豫之后，就时常和昆张支队协作。当时，冀鲁豫军区的各部队多是115师系列的，干部也以中央红军的为主，而曾玉良、况玉纯和昆张支队的吴忠却都来自四方面军红三十军，而且，况政委当军部政治秘书时，比他小八岁的红小鬼吴忠，正担任团政治干事，俩人很熟悉。骑兵团的其他干部和吴忠相处得也很好，一则是因为吴支队长年纪轻；二则是由于他总是笑嘻嘻的，很爱说话，让人觉得挺随和。

43年的时候，和骑兵团相比，昆张支队还是“土八路”。之所以说是八路，是因为他们受八路军领导，有正式部队番号，可以穿军装、征收军粮；而说是“土”的，则是因为他们尚没有进入正规的战区部队序列（按当时老蒋政府的规定，地方政权守土有责，最高可以颁发纵队、支队、独 立团之类的番号，算做是地方军，但只能在当地活动，出那个地盘就不认帐了）。

当然，县一级政府也可以授权组织“特务大队”，但这是更“土”的队伍，甚至不属于正式部队，只好算做游击队、义勇军，还够不上“土八路”的资格。

“土八路”是八路军的地方部队，“老八路”当然就是野战主力。其实，大家都是共 产党领导下的抗日军队，也不指望老蒋政府授衔、发饷，番号是什么倒也无所谓。可是，打仗的时候，这“老”的和“土”的有什么不同呢？

要说差别，首先是部队的作战任务有所不同。野战部队的任务是保持主动，集中优势兵力歼敌。因此，老八路就避免和日军的无谓接触，经常采取大范围机动，适时跳到外线，寻找有利战机；而地方部队的主要任务是倚靠根据地与敌周旋，这就使得他们必须经常处于内线，与敌人保持接触。所以，“土八路”的作战与民兵的联系更为紧密，如果游击队不能有效地袭扰敌交通线，内线作战就会极为疲劳和被动，时常有被合击的危险。在“大扫荡”中，地方部队也就因此损失较大。

在战术原则上，“老八路”强调集中力量，团以下单位很少分散作战；而“土八路”迫于环境，则经常需要分散，进行连排规模的突围和游击，因此他们的大行李很少，也几乎没有重武器。

部队人员构成，“老八路”中党员比例一般在30%以上，政治自觉性较好；“土八路”一般在10%左右，组织纪律弱一些。另外，“老八路”以工农干部为主，军事经验丰富，文化修养较差；而“土八路”中虽然有一些老的军事骨干，但新干部、知识分子干部相对较多（军政大学的学生大多都分到了地方部队），这是因为地方部队要承担更多的宣传群众、发动群众的任务，也就更需要具有政治理论和文化素质的人才。土八路比老八路爱唱歌，那时候新出来的抗日歌曲，都是土八路先会唱，然后老八路再跟着学。

在战争中，日军总希望捕捉到八路军野战部队进行决战，而每当这时候，我地方部队就总是缠住他们进行袭扰。敌人若是搜索还击“土八路”，“老八路”就机动走了，若不还击，又被敲打得挺难受。小鬼子有劲使不上，对“土八路”真是十分头疼、不胜烦恼。

其实，“土八路”和“老八路”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在抗日战争过程中，八路军就多次精简野战部队、充实地方武装。比如大青山、冀东等根据地，由于环境恶劣，难以实施外线作战，就干脆完全取消了野战部队，大家都当“土八路”去，连120师骑兵团都下马当步兵了。

说实在的，在游击战争中，“土八路”的作用一点也不亚于“老八路”野战部队。骑兵团和地方武装配合，最常见的是破袭作战，比方说，破铁路——“老八路”守在交通要道上警戒和打援，“土八路”负责把附近的车站或者据点围困住（一般都攻克不了，只是围着打枪，吓唬住敌人不让出来就是了），民兵专门拆铁轨，其他的老百姓就去扛东西。正太路是小铁轨，好办，七八个人就能抬走一根。而平汉路是大铁轨，十几个人也难以搬动，不用大车根本没办法，只好烧掉。那铁路的设计倒也科学合理，下面的枕木架起来点燃刚好够把上头的铁轨烧红，民兵们拿大铁锤砸几下就敲弯了，一点不费事。如果敌人援军来了，地方干部就组织老百姓撤退，八路军死多少人也得顶住，坚决不能让群众吃亏，这不仅是军事任务，也是政治任务。

43年下半年以后，日军的扫荡越来越少也越来越无力，根据地建设发展很快，八路军的作战样式也随之有所改变，从以前的破袭骚扰为主转为以拔点攻坚战为主，地方部队也就经常参加大规模作战。“土八路”和“老八路”一起打正规战，差距立刻就显现出来了。

首先是“土八路”的枪法不准，远射是浪费弹药，只有抵近射击（一般打上三枪左右，敌人就差不多到面前了，所以又叫“三枪八路”。董存瑞在电影里打阻击，能把九颗子弹全放完，说明他执行的是“老八路”的标准）。44年骑兵团配合第十一分区在微山湖以西作战，看见一个鬼子兵抱着个无线电话机跑过分区直属团的阵地，“土八路”那边四十多杆枪劈劈啪啪响了好一阵，人家居然还安然无恙地回到据点里去了，把十一分区司令员王秉璋气得脸发青。其次，不大懂得利用地形地物。野战的时候喜欢往开阔地上跑，冲进村镇后又爱站在房沿边上东张西望，被别人一打一个准。

再就是夜战动作不熟练。晚上找不到目标，经常自己打自己。一个夜间穿插下来，营长找不到连，连长找不到排，战士全跑乱了，甚至连通讯员都转迷糊，见人就问“看见我们团长在哪儿么？”。有一次骑兵团早晨集中，行李队发现多出来一匹马，原来是那边的“土八路”在路上打瞌睡，战马跑到骑兵这边来了都不知道……马甲我原先以为八路军都是天生的夜精灵，其实不然。夜战是最考验部队的指挥组织能力的，不经过磨练，没有严格的战术纪律，就不会有过硬的“夜猫子部队”。七八个人走夜路和成百上千号人搞夜间穿插作战，绝对是两码事。

[老酒]

冀鲁豫战场上的“哥萨克骑兵”（续三十四 补）


开辟滨河根据地（三点五）

前面这些，大都是由于训练不足所反映出来的缺点，“土八路”嘛，集中整训的机会少，可以理解，以后多练练就提高了。但有类毛病却难改，“土八路”在内线打游击时间长了，无论老战士新战士都带上一种“游击习气”，即使变成了正规野战军，不下大力气也改不过来。刘大爷他们因为没在游击部队干过，所以对这些特点十分敏感，掰着指头能数出一大串来。

举典型的说吧：

一是时间观念不强。这一点在部队行军时就能看出来，“老八路”经常长距离行动，都知道走路就是打仗，不仅卡着时间往前赶，也懂得要节省体力，所以队伍走得既整齐又安静；而“土八路”往常总是在家门口打转，走哪歇哪，无所谓惯了，行军起来喊号子、唱歌、打快板，热闹非凡。可正规战是要长途行军的，走道远了他们就容易散架，掉队的、走错地方的特别多。并且，这些“土八路”报告个时间也经常是晌午、下午的说个大概齐，没有几点几分的概念。不过，话说回来了，他们也缺手表。

二是爱瞎咋呼，乱报告情况。一看见汽车就喊鬼子来了，既弄不清敌人的来路，也不侦察其种类和数量，瞎估计，三百五百的乱说。有一次，新四路（这是一支受共 产党改编的地方武装，原先叫“四路军”，才一个团的人马，却和八路军帽子一样大）和敌军接触，刚一交火，迎面飞过来一炮，新四路就说对方“有炮队，是鬼子大部队”，立马就撤退，结果战斗伤亡才三人，匆忙过卫河却淹死二十多个。由于情况来得太突然，牵动得军区机关都准备转移，紧急派骑兵团驰援阻击，才发现那不过是从浚县出来的一个清乡分队，所谓“炮队”也只是几个掷弹筒而已，被骑兵们几马刀就砍回家了。

对上级乱咋呼，对友邻却不联络。比如，本来协同作战中二梯队应该主动保持与一梯队的联系，特别是夜间作战更要缩短距离，因为二梯队不是预备队，要把握时机、扩大战果。可经常是，“老八路”攻坚，好不容易冲上去了，“土八路”在后面欢呼却不及时跟进，结果遇到敌人反冲锋，大家又都被打回来，白辛苦一场。

再比如，不打招呼就自动转移、放弃阵地。“老八路”打仗，发现有利地形一定会抢先抢占着以防万一，没有命令不会放弃。可“土八路”游击惯了，不喜欢守窝，哪里热闹就往哪里跑，想冲就冲、想撤就撤，也不打个招呼。44年双村营战斗中，南面的朱照村本来有二十一团的部队防守，那个连是新编进的地方部队，看见主战场上情形惨烈，觉得自己没事干不合适，就自动转移阵地参战。结果，敌人援军乘机跑到朱照村的西楼上架起几挺机枪，骑兵团负责断后的四连毫无准备，顿时被打得趴在沟里动弹不了，阵地上仅剩下十四个人。幸亏况玉纯团长派三连拼死冲击小西楼，四连才趁乱把重伤昏迷的连长李树茂抬了下来。

一般，运动战采取横宽队形、阵地战采取纵深队形，必须有秩序有组织，严格遵守战斗分界线，才能够有利于战场观察判断、实现配合夹击。“土八路”单独守一个阵地还行，可就是对分界线什么的蛮不在乎。在滑县焦虎集，鬼子炮弹把柴草打着了，引起好大的烟雾，有人打了几个喷嚏，地方部队就嚷嚷“鬼子放毒气”了，一会上风口一会下风口地躲，带动着民兵也瞎跑，冲乱了友邻阵地。

还有一次，打伪四十六师师部，骑兵团忙活了一晚上，好不容易进入了预设阵地。敌人的尖兵刚靠近，却不知道从哪里钻出来几个昆张支队的战士，劈啪打了几枪就扬长而去，杜淑的兵立刻就往据点里缩。骑兵的伏击部队和迂回包抄部队都来不及动作，紧赶狂追才截住了两辆大车，其中一辆满载着雨衣、另一辆运着两台抽水机。况玉纯气急了，派人把大车和物资都给昆张支队送去，当作给他们的战利品。吴忠支队长被臊得受不了，就找到那几个越界捣乱的冒失鬼，罚他们在操场上站着，穿着雨衣晒太阳。

其实，索庄战斗中，大鹏在小索庄抓的那九十多个俘虏也是越界收获，应该归二十一团的战果才对。当时大鹏不懂这个，人家二十一团看他是个小孩也没计较，反而帮着他送到大索庄这边来了。曾玉良团长知道了情况赶紧又把人和枪都还回去，于是二十一团那边又替大鹏请了个功。这就是“老八路”的做派，多少讲究点面子，要是换了“土八路”就不管这些了。

“咱是老资格部队嘛，轻易不越界。即使越界也是看你有困难了主动帮助你，那些看见小便宜就往上抢的，都是土八路、新部队，没见过世面”。

当然，部队的性格也是会变的，比如昆张支队，虽然现在形象不咋地，可到了解放战争，人家五十八团成了王牌。吴忠团长绷起老部队的“派头”来，那场面也是十分的热烈哦……这事以后再说。

[老酒]

冀鲁豫战场上的“哥萨克骑兵”（续三十五）
开辟滨河根据地（四）

说起来，“土八路”作战的勇敢精神一点也不比“老八路”差。政治思想工作做得很好，战士觉悟高、立功的愿望迫切，一听到冲锋号令就嗷嗷叫，挺着身子往前跑，比老部队的动作还要快。
有个现象（不一定有代表性），老八路冲锋时，起先也都是干部们带头上，可跑了一阵，在前面的多半就都是战士了。这是因为干部要观察环境进行指挥、老兵们遇到情况会本能地做躲避保护动作，都会改变冲击速度，而越是新兵越是要一根筋地往上冲。新兵不会借助地形掩护，你还不能随便喊他，万一提醒得时机不对，他就站在那里了，反而更容易死。
按刘大爷的说法，一支部队能不能打，关键看班、排、连三级干部的水平。地方团队的经验不足，基层干部控制能力弱一些，就只能更多地发挥“示范作用”。冲锋前，先指定一个目标，跑到位置就算完成任务。冲锋号一响，干部们举着手榴弹跑在最前头，腰都不弯一下，给后面跟着的战士当榜样。这样一来，部队的作风硬朗了，但基层指挥员的伤亡也特别大。二十一团在双村营战斗前刚分配来十个抗大学生，结果一仗下来就只剩一个了，牺牲的人连背包都还没来得及打开。
追击的时候，老八路都尽量采取平行追击或捷径超越追击，因为这样既可以实施火力压制，也不容易遭到后卫阻击。可“土八路”偏喜欢尾随追击，在宽阔的平原上撵着敌人屁股到处赶，遇到阻击不在乎，甚至几个人追到敌人人群中去了也不害怕，勇敢极了。为什么这样？主要原因是尾随追击更容易缴获战利品。一路追一路拣“洋落”，越追兴趣越大。上级虽然多次指出单纯使用尾追战术，动作迟缓，总体上不利于战局，但有些部队就是不愿意改（现在想起来，后来那些所谓“两头冒尖”的部队，其实也就是沿袭了土八路的习惯）。
在山东魏楼黄河大堤打击侯镜如九十二军，骑兵们打扫战场时拣到一付机枪架子，却总找不到其它部件，正觉得奇怪，万怀臣说：“不用问，肯定是地方部队干的事”。把枪架子送过去，果然，是他们的两个战士发现了一挺高平两用机枪，自己搬不动，又不愿意别人拿走，就把枪拆散，光把枪管子扛上接着追，别的就不要了。结果，导致这把枪的零件始终也找不齐，最后还是没法用。
战场撤退的时候，老八路能熟练使用行进交替掩护或者后卫阻击掩护战术，象骑兵团这样的机动部队，事先通知好大集合地点和小集合地点，一般都能顺利地撤下来。而地方部队在不利情况下撤退，就不大注意相互掩护，比较容易分散，因此经常需要设置撤退拦阻线。
43年9月， 五分区司令员朱程在山东曹县与扫荡的日伪军遭遇。其实，开始的时候敌人兵力并不多，而跟随朱程行动的除了军分区直属机关，还有民一团5个连以及一个骑兵连，如果不慌乱应该能够撤得下来。可是，朱程司令员率领后卫进行阻击，先撤出来的连队却不懂得交替掩护，一个劲地跑，结果就散了，甚至骑兵连突围后也不作逆袭干扰，人马全部跑乱。朱程的战马被打倒，眼镜也碎了，行动不便，被闻讯赶来的日军快速部队堵在王厂村。民一团的政委魏明伦和朱司令员一起，守住一个土围子，苦战八个小时，没能支撑到天黑就牺牲了。
当时，骑兵团受命赶到战场附近的时候已经是晚上，先收容到一些散兵，然后就到处去接应朱程司令员，第二天才知道他已经阵亡了。朱程司令的日语很好，八路军和日军作战时，常听见他向日本人喊话，有时四分区缴获了日军的文件，也送去给他看。朱程是山东最早组织民军的抗日领袖之一，声望很高，他的牺牲，对当时的冀鲁豫抗日战场、特别是对鲁西方面的震动很大。七分区政委赵基梅接任五分区司令以后，总结经验教训，立刻着手提高部队军事素质，并要求主力部队加大对五分区的支援。
冀鲁豫部队军事素质的真正提高，是在46年大练兵以后。
举个例子:经过整个抗日战争，刘大爷都当上连长了，还弄不清参谋长到底是干什么的。依照他的观察，平时行军吧，参谋长管着大行李，而军旗是跟大行李队在一起的，这参谋长就象是个掌旗官；打仗的时候，团长政委都跑前面去了，指挥部里留一个人，这参谋长又象是个守电话的；晚上，别的领导都休息了，参谋长四下里检查警戒情况，却正象是个放游动哨的。
主力部队好歹还有个参谋长，“土八路”部队里有许多根本就没有参谋长这个职位。经过46年大练兵，大家才知道参谋长需要操心的事情也挺多的，这才又有了“副参谋长”。人民军队的正规化建设，就是这么一点点发展起来的。

转眼到了44年的5月，骑兵团从浚县移营到滑县，部队分散驻扎开展“整风运动”，批判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二连住在高平集。
这时候，杨得志司令员带部队去延安保卫毛主席了，冀南和冀鲁豫军区合并，成立新的冀鲁豫军区。黄敬任政委、宋任穷任司令员，杨勇和王宏坤任副司令员，原四分区也改称为第九军分区。杨勇副司令员对骑兵团挺重视的，他不仅来看望大家，还让供给部用钢轨打造了400多把新马刀，全是日本样式，刀鞘是傅家选部长亲自设计的，既合用又美观，战士们高兴极了。
5月20号的白天，骑兵团各连的机枪都被抽调走，去协助二十一团清除双村营据点。
当时，日军正集中主力，进行旨在“打通大陆交通线”的豫中会战，郑州、许昌已被敌人攻占，到处都在传言蒋鼎文跑了，洛阳也要陷落了……这期间，原本驻扎在汤阴的伪孙殿英部也配合日寇的行动，突然窜入浚县和滑县，其前锋暂八师的一个营进入了双村营，着手把民房改建成据点。九分区张国华政委（司令员赵承金去延安了）决心趁敌人立足未稳，消灭掉这股先头部队。据情报说，这时孙殿英的其他部队都远在浚县，由扩编后的二十一团完成战斗任务应该问题不大。
刘大爷记得那天晚上，他正结合整风运动的体会写检查，到点了还没睡。
前些日子，骑兵团在浚县黄辛庄打援，消灭了日军40多人。战斗结束后部队回营，刘大爷带着二排作为前卫，搜索前进。转过一片青纱帐，迎面遇到十来个伪军，于是发生了遭遇战。二排的尖兵在战斗中牺牲了，而伪军们都被骑兵砍翻，就在这时，刘大爷看见前面有个胖子正拼命往村子里跑，他策马就追。
追了一阵赶上了，八路问：“你是什么人？为什么要跑？”
那胖子跑得上气不接下气，说不出话来，一会点头一会摇头的。
看见胖子挎了一个包，担心里面有武器，让他交出来。说了两遍没反应，刘排长就伸手去拽。那胖子也不知吃错了什么药，抓住挎包带子一挣，反倒把骑马的人扯到了地上。当着部下的面，刘排长的脸丢大了，情急之下，挥起马刀就把胖子的胳膊砍断了。
事后一查，挎包里装的是钱和帐本，这胖子也就是附近村子里的人，和汉奸并没有关系……这下，八路犯错误了。
给个记过处分，结合整风运动检讨自己主观主义的错误。

夜里快11点钟，刘大爷正点着油灯写检查，听见通讯员在外面喊：“紧急集合！政委有命令，快到双村营去打阻击”。

[老酒]

冀鲁豫战场上的“哥萨克骑兵”（续三十六）
保卫根据地（一）

双村营战斗，按最初的设想只是一场规模不大的攻坚战——即以八路军的一个主力团（二十一团），歼灭深入我滑县根据地、立足未稳的伪军一个营。当时，日军正在实施“豫中战役”，忙于进攻洛阳；而孙殿英部其他部队尚远在浚县，冀鲁豫第九分区的领导因此认为，组织这样一次战斗是可行的。
但是，其他的一些情况却影响了战局。
从敌人方面来看：首先，进驻双村营据点的这个营，属于孙殿英的“王牌”二十二团，兵力足武器好、意志顽固、战斗力较强；其次，20日白天，一位参加过支前会议的地方干部违反纪律，携带会议记录进入游击区办事，结果被伪军杀害，随身物品被搜走。孙殿英在得知我军的作战部署后，立刻命令浚县的暂八师各部驰援双村营，同时他还向日军求救，因此，途经浚县白道口的一个日本步兵小队和一个炮兵小队（有两门炮）也参加了这次行动。
再看我军的情况：九分区司令员赵承金随杨得志去延安，二十一团常仲连团长也跟着走了，一时间，上上下下都没有军事主官。军分区张国华政委当时的主要精力是在抓整风学习，作战准备得不够细致。
骑兵团各连分散驻扎开展整风运动。团参谋长王玉珂、作战参谋张玉臣、李华珍、侦察参谋边乔以及三连长、五连长等十名连以上干部被派往太行山参加政治学习（有的学习完毕就调走了），副团长万怀臣也带人到范县（军区所在地）去学习。守家的况玉纯政委（兼团长）和政治部主任李庭桂，主要工作也是在搞整风，全团都没有要打仗的准备。
二十一团那边，刚从地方上补进了三个连，扩编成了一千多人的大团，可就是人增加了装备却没增加，所以打攻坚战要临时从骑兵团借机枪。他们的政委也带队去整风了，其他干部有的上太行山有的去军区，走了好些，各连队只留下个把看家的。恰好20号这天团里分来十个抗大七分校的学生，听说要打仗，一路从甘肃赶过来的学生官们怎么坐得住，强烈要求上一线。连队正好缺指挥员，结果，除了一个学无线电的，其他人全下了连队。这些学生刚放下背包，连上级下级是谁都认不全，夜战攻坚只能带头冲，很快就牺牲了。

44年5月20日夜里11点钟，刘大爷正借着油灯写检查，听见通讯员在外面喊：“紧急集合！政委有命令，快到双村营去打阻击”。
原来，二十一团当天晚上发起攻击，一开始还算顺利，清除掉外围工事后，只剩下中心的几处大房子和一座小楼。夜里10点，敌人的援兵突然到了，伪二十二团团部及特务连冲进去和守敌汇合，使双方陷入了对峙。八路军把包围圈放开了缺口，可敌人并不逃跑，二十一团于是意识到守军有可能是在等待增援，就立刻向上级报告，并请求骑兵团进行阻击。
况政委得知情况后立刻派出通讯员，命令各连尽快赶往双村营设伏。
二连的驻地在高平集，距离双村营约四十华里。大家一路快马加鞭，刘大爷心里还有点犯嘀咕：这伪军连夜长途增援，真是件少见的事情，别是二十一团搞错了吧？
连队到达离双村营不远的付集，况政委团长站在路口，通知部队把“马桩”设在这里，李庭桂政治部主任也抓紧时机进行战前动员，说：一连已经上去了，表现得很好，大家要发挥勇猛顽强、不怕牺牲的作风，坚守阵地……正说着，一连长廖振美的遗体被抬下来了。
一连和团部住在一起，因此是最先到达指定位置的。他们顺着道沟摸着黑往前走，心里却和刘大爷一样地不大相信伪军会搞夜间长途驰援。可是不曾想，敌人的第二批援军已经到了。
道沟里有些积水，挺滑。一位姓康的班长走在最前头，走着走着突然大喊一声坐在了地上，连长跑上去问怎么了，回答说是踩到蛤蟆以为是蛇，惹得大伙都笑。副指导员王克（一连指导员开会去了）说“要不我陪你走前面吧”。走没多远，康班长又是一声大叫摔倒了，王克紧跑几步想去扶他，却也跟着惨叫一声。战士们都嚷“怎么回事”？连长廖振美有经验，立刻掏出驳壳枪朝前面猛打，大家这才明白俩人是被敌人刺刀给捅了。
夜间遭遇战，双方都不清楚对方的情况，混战下来，八路军把敌人打回去了，还缴获了一挺重机枪（意大利造花眼机枪）。可一连也伤亡了三十多人，其中就包括他们的连长。廖振美是接替副团长万怀臣担任一连长的，由于是在黑暗中，没有人看清他牺牲的过程，但可以肯定，他是与敌人肉搏到了最后一刻。
一连的重伤号陆续抬往“绷带所”，现场的气氛顿时紧张起来，二连布置二十个人守马桩，其他的人立即上前线。就在这时候，一群战马疾驰而来，在前头的是九分区参谋长胡乃超，他弯腰向况团长问了几句话，就打马接着奔往双村营。胡乃超参谋长是二十一团的老团长，他是听说情况有变，紧急从昆吾赶过来指挥部队的。

阻击线距离双村营将近三里地，六百多米长，旁边有座大庙，侧面是朱照村，二十一团派了一个连在那里防守。

二连到达阵地以后，连长张起旺就跑到一连了解情况，大家都看见阵地后方摆放着一排烈士遗体。双村营那边枪声响得很紧，战士们一边挖单人掩体，一边期盼着二十一团赶快把敌人解决掉。
刘大爷检查完排里的工事，就趴在自己掩体里架上枪，再把手榴弹和马刀摆在旁边。他是排长，虽然有支驳壳枪但一般很少用。一则是因为那枪太旧，子弹打出去以后就开始翻滚，最后竟然横着拍在敌人身上，没多大杀伤力；二则是子弹也少，手枪子弹本来就难缴获，再加上团里那些连长指导员和参谋干事们一见到小排长就问：“有子弹么，拿几颗来”，孝敬完领导，自己就没剩下什么了。所以打起仗来宁愿用步枪。

一连和二连的轻机枪都借调出去了，刚才缴获的那挺“意大利大花眼”就成了唯一的重武器，从连长那头传话过来说“第一轮，打五枪”。这么黑的天，至少要放到五十米以内才能开火，每人开五枪，射击频率是很高的，大家于是知道面对的敌人数量不少。

刘大爷把弹药准备好。子弹都是事先挑选过，那时侯弹药来源复杂，有的是缴获的有的是自己造的，“品相”也各不一样。平时要经常检查，打仗的时候，“歪瓜劣枣”先打，看上去靠得住的后打。因为前面的卡壳了不要紧，敌人还离得远，如果最后时刻出问题可就麻烦了。

夜里一点钟，敌人上来了……

[老酒]

冀鲁豫战场上的“哥萨克骑兵”（续三十七）
保卫根据地（二）

夜里一点，敌人上来了。
黑暗里看不见人，只听见正西方向不断有枪打过来。枪声比较零乱，能判断出是在行进中射击。隔了一阵，七十米外出现了影影绰绰的人群，刘大爷就对左右两边传话：“检查马刀和手榴弹”。
马刀、手榴弹应该放在身边趁手的地方。夜间趴在工事里，人一紧张，这些东西就经常会滑落到一旁。即将开战之前提醒一下，一方面能够缓解战士们的紧张情绪，另一方面也可以再熟悉一遍战斗程序。
敌人刚露了点影子就不前进了，接着就用机枪扫过来。老兵们都知道这是火力试探，想引诱防御阵地上还击，刘大爷赶紧吩咐：“别动，别打枪，等信号”。
伪军试探了一会就往前走，能看出大约是300多人的一个营。他们走十几米又突然趴下猛打一阵枪，看看没动静，以为阵地上没有人了，就端着枪以密集队形往上冲。60米、50米、30米……战士们手心都捏出了汗，连长那边的枪响了。
一百多杆步枪同时射击，敌人顿时象“麦个子”一样倒了一片，接着又是第二排枪……敌人乱了一阵就退了。刘大爷打了四发子弹，听见连长喊：“冲锋，追上去”，大家就跳出掩体，冲入敌群。抓了十多个俘虏，又缴获了一挺意大利机枪。
往前追了八九十米，在夜色中看见前面有一片麦田，有人问“还追不追啊？”，连长张起旺说“不追了，回去”。刚往回走，从后面麦田里飞过来一排子弹，把张起旺打死了。
张起旺是二连的老连长，陕西清涧人，和刚牺牲的一连长廖振美一样都是老红军。张连长在战斗中头部受过伤，所以说话有点结巴，耳朵也有些聋，要大声喊才能听得见，有时候别人和他谈工作，他笑咪咪直点头，其实什么也没听清，人家只好再去找指导员张存有说一遍。刘大爷自下连队就跟着张起旺，和他感情很深。把张连长往下抬的时候，战士们都哭了。指导员张存有（他和张起旺是同乡，49年4月牺牲）说：“同志们，不要哭，守住阵地、多消灭敌人，为连长报仇”。
况团长和李主任也到阵地上来鼓舞士气。他俩审问了俘虏，知道我军当面的是伪二十二团的两个营，由于连夜急行军掉队了不少，所以人员并不完整。但据说，伪暂八师的其他部队也正在赶来。况团长告诉大家：分区胡乃超参谋长正指挥部队攻打双村营，只剩最后两个堡垒了。骑兵团三连和四连马上就要到达，大家一定要有信心守住阵地，保证二十一团完成攻坚任务……就在这时，听见双村营那边“轰隆”好大一阵爆炸声响，战士们都说“好啦好啦，又干掉一个大堡垒”。
其实，这个爆炸声并不是什么好事。当时，二十一团准备清除敌人工事前的鹿角障碍，再对一所石头房子进行爆破，现成的炸药包填药量不合适，战士们就拿来四五个炸药包临时分包改装。不巧遇到敌人冲出来反突击，扔过来一颗手榴弹引爆了炸药，当场把周围的指战员全部炸死，二十一团也不得不暂时停止攻击。

凌晨三点，四连进入了防御阵地。他们的驻地距离双村营最远，所以最后到达。在此之前赶到的三连被当作预备队，五连则负责守马桩。四连的五挺机枪都还在手里（这也是因为他们住得远，机枪没有借出去），况团长指定四连长李树茂统一指挥阵地上的三个连，并再三交待追击时不要追得太远，能消灭多少算多少，关键是要守住阵地。
四点多钟，天已蒙蒙亮了，四百多名伪军从正西方向开始进攻。这一次敌人很小心，采用了交替前进的方式，端着枪走几步就跪下观察，让后面的再往前走……机枪不停地掩护射击，还有“特级射手”朝阵地上打冷枪。不管敌人怎么弄，八路军依然是沉着冷静等待着。
敌人靠近到五六十米左右，李树茂命令“打！”，机枪、步枪立即同时开始射击。伪军往后退了一段距离，又在督战队的压迫下返回来，冲到离阵地三十米处。八路军再次以密集的火力压制住了敌人。
刘大爷正在甩手榴弹，指导员张存有跑过来推着他喊：“快到一连那边去！”，他不知道怎么回事，急忙带着人就走，跑了一截才看见，西南方向又上来了伪军一个营，正以密集队形向一连冲击，并且已经接近了阵地前沿。团长况玉纯不知什么时候也来到了最前线，挥舞着手枪高喊：“不能退，不能退！共 产党员带头冲上去！把敌人打回去”。
二连汇合到一连和团警卫排中间，拼命与敌人搏斗，刘大爷手榴弹扔光了就跳出战壕拼马刀，马刀插在敌人身上来不及拔出来就用驳壳枪打，手枪子弹打光了又拣起步枪拼刺刀……等终于把敌人打退了，才发现自己嗓子已经哑得说不出话来。一回头，看见指导员张存有也累得吐了血。
清点人数，阵地上一连和二连加起来只剩下63人。李庭桂主任问况团长要不要把三连调上来，他摇了摇头，只是命令后面的连队送一些弹药来。
四连也把敌人打退了，李树茂见了团长还说：“就是你吩咐的不让追远，结果害得我们连没缴获到机枪”，大家都笑了。
战士们立即进行伤亡人员的救护和后送工作，这场战斗骑兵团没有后勤支援，这些工作都要靠自己完成。轻伤员可以不下去，但重伤号是一定要送走的，否则会影响部队情绪。
这期间，双村营那边的枪声一直很激烈。骑兵们嘴里不说，心里确实有些着急，觉得二十一团进展得太慢了。不过，通过刚才的战斗，大家也意识到孙殿英的这个“王牌”二十二团，的确比一般伪军的战斗力要强。
早晨六点多，天已大亮，敌人又开始了新一轮进攻，这次，从西面和西南面总共上来了一个团的兵力。他们还是老一套，先用机枪掩护着，再从麦田里走几步蹲一下地往前拱。八路军依然是不动声色，放近了再打。这伙敌人明显不如刚才的伪二十二团，骑兵团一顿猛烈的密集火力打击，他们立马就败退了下去。
就在这时，日军炮兵小队的两门步兵炮响了，这完全出乎八路军的预料。据刘大爷说，当时部队根本没想到要防炮，机枪全都集中在了侧面。日本兵的炮打得很准，“卡—孔”一声就掀翻了机枪工事，连续“卡孔”几下，我军的火力点就没有了。
败退下去的敌人在炮火的掩护下反攻了回来。一连、二连抵挡不住，逐渐后退，伪军一步步追上来，并越过了四连的前方，这样，八路军的防线就成了个“Ｌ”的形状。看见伪军已经冲上了阵地，日军的炮火就转而轰击双村营去了。这时候，四连开始实施侧射，并趁着敌人慌乱迅速冲杀出来，把伪军切成了两截。一、二连也立刻转为进攻，夹击前面的敌人，骑兵用仅剩的一挺机枪猛烈压制后面的敌人。激战之后，八路军抓了三十多个俘虏，伪军们丢下七十多具尸体四下逃散了。

日军的炮火持续炮击着双村营。七点过钟，况玉纯团长和李庭桂主任召集干部们开会，通知说：双村营的敌人除小股还在固守以外，大部分已被消灭，但分区胡乃超参谋长也受了重伤。军分区首长已命令攻坚部队撤出战斗，要求阻击部队进行掩护，保证胡参谋长安全转移。
况团长说，在攻坚部队顺利撤出前，我们不能让敌人越过阵地，但阻击部队也要分批撤退。他命令：一、二连先撤，四连负责阻击。
团长让四连把阵地收缩到道沟一侧，靠近那座大庙，并且说侧后方的朱照村有二十一团的阻击部队，可以进行交叉掩护。四连的干部说：“放心吧团长，无论用枪打用马刀砍，我们决不能让敌人通过阵地”。况玉纯很高兴，又交待了好些话，这才带着刘大爷他们撤了下来。
八点钟左右，阵地上又打响了。付集这里的绷带所和重伤号已经撤走，大家都在焦急地等待着二十一团那边的消息。九点钟，李庭桂主任从电台室出来喊：“可以了！任务完成了”。大家都很高兴。
可就在这时，四连通讯员马珠捂着受伤的肩膀跑过来，交给团长三个公文包，说：“我们连被敌人包围在道沟里了，李连长受重伤昏迷。马副指导员要我向团长报告情况，四连就是只剩一个人，也要守住阵地”。

况团长急了：“不行！一定要通知他们撤下来，一定要把他们撤下来！”

[老酒]

冀鲁豫战场上的“哥萨克骑兵”（续三十八）
保卫根据地（三）

四连被困在大庙西侧的道沟里了。
四连的阵地是南北走向、不到100米的道沟，位于大庙以西，距离付集大约二、三华里。上午9点，敌人展开了新一轮攻击，战士们顽强阻击，给予伪军很大杀伤，但敌人也察觉到我军防守兵力不多，所以受到打击之后并不完全退下去，而是粘在前沿附近爬着打枪，再从后面不断地发起进攻。四连经过近一个小时的激战，只剩下不足三十个人，逐渐退守到道沟的尽头。
道沟的尽头是大庙前的广场，穿过这个小广场向东不远，可以进入另一条通往付集的道沟，四连计划在这里坚守。部队刚往下退，突然打来一阵机枪，把道沟口的几个战士打倒，连长李树茂起身观察情况，也被子弹击中头部，立刻昏迷过去。
子弹是从南面的朱照村打来的。朱照村本来有二十一团的一个连防守，那是新编进的地方部队，缺乏战术协同观念，竟然没有通知骑兵团就转移了阵地。敌人援军得知八路军撤退，就乘机迂回到朱照村，在小楼上架起几挺机枪，用侧射火力，居高临下地封锁住了我南北道沟。四连毫无准备，顿时被打得趴在沟里难以动弹。
班长李元海想把受重伤的连长送下去，才到大庙广场边上就中弹身亡，战士白冒又赶紧跑过去把连长抱回来，刚进道沟，还没来得及放下伤员也被机枪打倒，牺牲了。副指导员马书龙说：“同志们，情况大家都看见，退路已经断了，现在我们只有一条，就是横下决心、死守道沟，寸步不退”。战士们都喊：“和敌人拼了！”
马书龙把连干部的公文包交给通讯员马珠和张致新，嘱咐说：“向团长报告这里的情况，四连就是剩下一个人，也要守住阵地”。阵地上集中了全部火力压制住小楼上敌人的火力点，两个通讯员趁机往外冲，结果，张致新被打死，马珠肩部受伤，突了出去。

况玉纯团长立刻派三连进攻朱照村，要求他们拼死冲击小楼，无论如何也要给阵地上争取十分钟时间。他自己则带着警卫和通讯员进道沟去接应四连，刘大爷和一二连的几个干部骨干也赶紧跟在后面，大家都清楚，如果担任后卫的四连今天真的覆没在阵地上，给骑兵团士气和声誉的打击将会是致命的。
到了大庙的东面，听见四连正在对面道沟里激战，况团长命令团部通讯员小张去通知四连抓紧时间撤下来，还特别强调一定要把李树茂带下来。这小张，因为发型怪异得了个外号叫“小钢盔”，非常聪明灵活，他趁着刘大爷他们开枪吸引敌人火力的当口，一溜烟就跑进西面道沟里去了。
过了一会，三连在朱照村那边打响了，小楼上伪军的机枪立刻熄了火。刘大爷他们迅速向四连靠拢，一通手榴弹把阵地前的敌人打退，再交替掩护着往回撤。这时候，四连阵地上仅剩下十四个人了。
李树茂被抬了下来，刘大爷看见他头部右侧流着血，在耳边喊了几声，他睁开眼睛，嘴唇动了动却说不出话来。团长赶紧派人往下送，还吩咐卫生员专门跟着李连长。“要保住他的命，他是四连的老人”。
听见这话，刘大爷不由得心里一缩。他想起自己三八年入伍时还没有四连呢，他们是在漳河店伏击战以后，改编“新兵独 立营”成立的新连队。从那时候算起，四连初创时期的指战员，到现在真的只剩下李树茂一个人了！
（48年李树茂副团长牺牲。这意味着抗战前期在四连战斗的八路军战士已全部阵亡。也因为如此，马甲我在叙述骑兵系列的时候，虽然很想多讲讲骑兵四连的事迹，却总是苦于找不到第一手资料。我只知道，在抗战期间，曾经担任四连连长的有：特级战斗英雄李树茂，一级战斗英雄韩永正、姜福占和周开树。他们牺牲时，年纪最大的27岁，最小的21岁。）
四连的人撤下来，刘大爷他们三个在后面掩护着，最后撤出阵地。大刘先通过广场，马书龙和“小钢盔”跑在后面，马副指导员刚跳进道沟，身边的“小钢盔”却被一颗子弹打中后脑，一头栽到沟里，当场就牺牲了。团长正在前面等着，见面就问：“背的是谁？”，刘大爷说“通讯员小张牺牲了”。况玉纯立刻就要背“小钢盔”，大家抢着不让，况团长说：“他跟了我两年了，让我最后送他一次吧”。于是一直把小通讯员背了下去。

骑兵团退回到高平集，发现二十一团把这里当作了伤兵站。
二十一团也许是事先没预料到战斗的严酷性，所以只准备了中心救护站（绷带所），没有设置伤员转运站。这时候，场院上已躺着二三百位伤号，并且担架队还在不停的往里送。轻伤员还好办，救治以后就可以分散转移到群众家里，而重伤员却不行，老百姓不敢收，必须由医疗队照顾。没有床，伤员就成片地躺在露天场地上，鲜血染红了身体下面铺着的麦秸，染红了大地,有的战士不声不响就牺牲了。乡亲们烧水、洗绷带、抬伤员，儿童团的小孩子也忙着抱麦秸，运柴草，到处是鲜血和眼泪，气氛十分悲伤。
过了不久，刘大爷又听说，二十一团的老团长、军分区参谋长胡乃超也牺牲了。
刘大爷有个堂弟在二十一团，俩人一见面，堂弟就说：“唉，这一仗，可把咱们二十一团打残了……”。

其实，这一仗，也把骑兵团打惨了。
虽然在我看见的回忆文字中，没有一个骑兵战士愿意承认这一仗是失败了。我以为，这是老人们的固执。毕竟，他们在这场血战中拼搏出了全部的毅力，他们在精神上是正义者，在历史上是最终的胜利者，回顾往事，他们有权利保持自己的骄傲。
我尊敬老战士们的情感，但实事求是地说，双村营战斗，八路军两个主力团确实是败在了伪军的两个主力团手上。尽管从潜意识上讲，我总觉得，八路军在日军面前吃点亏还可以理解，但对付伪军或国民党杂牌，应该摧枯拉朽才对。可是，事实并不总是如此的。伪军也有能打的时候，八路也会犯错误。
双村营战斗之后，骑兵团开往黄河西岸灰池一带休整，经过补充，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而二十一团则被调到滨河区去打游击了。

刘大爷有个堂弟是二十一团的（就是他那位“犯错误”的漂亮堂姐的弟弟，原来叫刘金树，后来叫金树），所以马甲我以前大致听说过该团的一些情况，但并不十分清楚。前段时间，夏翁指示我整理一下八路军团级单位的沿革情况。我于是托人找了一点相关资料，先把这二十一团来龙去脉的线索报告如下：

………………

[老酒]

冀鲁豫战场上的“哥萨克骑兵”（外一篇）


说起来，这二十一团原先的底子是吕正操司令的部队，最早是东北军第53军130师691团一营，37年成为冀中人民自卫军一团，38年改编为八路军第三纵队七支队二十一大队，39年扩编为八路军冀中军区二十一团。40年，编入程子华领导的南进支队，到冀南参加讨伐石友三，从此就基本上留在冀南活动。二十一团参加了百团大战，在当时是很能打的老部队。
43年1月，二十一团被张国华从冀南要到了冀鲁豫军区第四军分区（和骑兵团的情况一样，只不过时间稍早个把月），还是叫二十一团。可这以后的一段时间，二十一团有时候却表现得不大象一个老牌的主力部队，说起原因，刘大爷的意见是团长换得太频了。
21团到冀鲁豫军区之后，先是副团长胡乃超升任团长。这胡乃超是东北军出身，指挥作战刚毅果敢，走的是勇猛的路子，奔袭南清店、强攻古云集、伏击南清路、激战东北庄，号称 “惹不起的胡司令”。但这么一来部队伤亡当然也大，后来就换了常仲连当团长。
常团长红军出身，擅长以军事活动联系地方工作，注重打游击。经常施展诱敌深入、化装偷袭的战术（索庄战斗打邵鸿基时，二十一团团长就是常仲连），还时不时把部队分散了配合地方武装活动，拿主力团当武工队用。有一次打地方土顽，常团长把部队放到村外设伏，自己带着几个人化装成伪军官去勾引敌人，结果被识破了，被打成重伤。于是又换团长。
这回换了李亚峰。李团长也是东北军53军691团出身，只是比胡乃超更加勇猛，处处打硬仗。没多久（1943年8月），他在卫南战役中牺牲了，常仲连再来当团长。
常团长接着打游击，并陆续吸收了一些地方武装，几个月时间，把二十一团扩编成了千人大团。双村营战斗前，常仲连团长去延安保卫毛主席了，胡乃超临时过来指挥，才发现诺大的一个主力团怎么攻坚能力这么差。一仗下来，把老团长打死了。
（常仲连是55年的大校，64年的少将，最后当到沈阳军区空军副司令员。记得多年以前，常将军写了篇文章，说他在总书记的指挥下，带领二十一团驱逐了滑县和滨河的日伪势力，稳固了根据地。刘大爷看见了很不高兴，说：常仲连离开河南以后我们还在滑县苦战，他稳固了啥根据地？那个赵……被邵鸿基捉住了打屁股，又哪里会指挥作战了？）
（以上这段，纯属传言，仅供在河里一乐。想转贴的朋友麻烦你发发慈悲，一定把这段删了。因为人家常仲连老将军还健在呢，要让他老人家知道了，马甲我可就完蛋了。常将军老当益壮，离休后又发明了“颐康常氏口服液”，送给世界冠军喝，用了都说好！不信？上网查一下就知道了）
44年，二十一团的一部分去了湖西根据地，还叫冀鲁豫军区二十一团。留下来部分骨干和伤员，于44年6月（双村营战斗后一个月）改编为冀鲁豫军区九军分区十六团（老十六团去了延安教二旅）。
九军分区十六团的发展比较简单。45年编为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一纵队第三旅十六团，即后来的二野一纵三旅十六团， 49年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六军47师141团，一直是师主力团。因此，我们可以说：16军47师141团，是老八路二十一团的延伸。

刘大爷的堂弟刘金树，去了湖西根据地的冀鲁豫二十一团，这一路比较复杂一些。
抗战胜利后，八路军、新四军派兵去东北，冀鲁豫军区只去了一个团，就是这个冀鲁豫二十一团。它由邓克明带到东北，先是扩编为冀鲁豫八路军第25旅，接着又改为东北民主联军吉东军区警备第二旅（旅长邓克明、政委袁克服、副旅长邱会魁、刘建平）。
当时同在吉东军区的还有两个旅，一个是第24旅（旅长王效明，政委袁任远）；另一个是警备第一旅，首任旅长金光侠(后来当了朝鲜的大将、外相)，继任姜信泰（后来当了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长），政委是唐天际。这两个旅的骨干都是老抗联战士。三个旅都使劲招兵、扩编，可那地方是延边呀，所以招来招去，都招了不少朝鲜人。
47 年2月，赖传珠组建东满独 立师，规定从第24旅及警备第一、第二旅各出一部。唐天际（升任东满独 立师政委）知道底细，就跑来找邓克明，说“多给我点老八路骨干吧”，于是邓克明就编了个第四团给他，人员主要是冀鲁豫八路军干部和在沈阳以西招收的地方游击武装。这个四团就成了东满独 立师第四团，随后编成四野10纵30师，为89团，也是后来的47军第141师422团，抗美援朝时出了个英雄罗盛教(哦,罗盛教应该算师直的)。因此，我们可以认为，47军的这个422团也是老八路二十一团的延伸。

可是别急，刘大爷的那个堂弟刘金树没去东满独 立师，他留下了。
第二年（48年2月），警备第二旅的部队和吉南军分区独 立团合编为独 立第六师（师长邓克明、政委钟人仿），接着，独 立六师配属第43军，改称第156师。全师1.1万人进关解放全中国。刘金树也就随部队打到了江西南昌。
在南昌，156师脱离43军系列，留下了差不多一个团参加组建江西军分区。从道理上讲，这个团也应该算老八路二十一团种下的树，可我确实不知道它最后的发展怎么样，要不，去问问冰冷雨天？他看过江西军分区的部队搞武斗。
那么156师的其他人去哪里了？上朝鲜了。
156师朝鲜人多。其实到底是朝鲜人还是朝鲜族人，大家也弄不清楚，因为大部分人都出生在中国，家庭也在中国。首长们开会一商量，466团划出两个营算朝鲜人，467团也划出两个营，468团算来算去划出一个连，这些是非走不可的。可是，离上级的要求还差得远，于是朝鲜同志就开始做工作。当时正宗的朝鲜人都有些不愿意回北方，何况其他人，师里面的主张是不动员，不欢送，谁乐意去谁去。
刘大爷的堂弟刘金树本来是怎么也挨不上朝鲜人的边的，可他是炮兵营副营长，属于技术兵种，所以就倍受拉拢。他那时候也没个国家地理观念，只觉得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南下和北上差不多，再加上一路往南边走总是吃大米，很不习惯，于是就问：“你们那里有白面么？”“有，有，当然有”。好吧，上朝鲜吃白面去！（没想到，到了朝鲜还是吃大米）。
156师组建了两个团和一个炮兵营，由副师长全宇带领着去了朝鲜。临走的时候只说他们有新的任务，谁也不知道是要去打仗。
到了朝鲜就开打，一直打到洛东江。156师被编为人民军7师（战争开始后改为12师），在洛东江突出部战役时拼得只剩不到2000人，所以先行后撤休整，结果刚好躲过了美军的反攻。50年志愿军入朝时，由四野部队组建的三个朝鲜师，只有156师改编的12师没被打散。
80年金日成访华，纪念抗美援朝30周年。刘大爷的堂弟也回家探亲，听说他改了名字叫“金树”，政府还用外宾的规格接待他。村里人很纳闷：都是一个祖宗出来的，怎么他就成外宾了？

马甲我也揣摩不定：这朝鲜人民军的12师，该不该算是老八路二十一团种下的树呢？

[老酒]

冀鲁豫战场上的“哥萨克骑兵”（续三十九)
扩编反顽

双村营战斗后，骑兵团开往黄河西岸的灰池一带休整，伤员也在陆续归队。
44年6月中旬，团领导召集干部开会，宣布将骑兵二连并入四连，新的四连成为红马连，也成为了红军连。周开树任四连连长，原二连指导员张存有调到团部任总支书记，刘大爷也到四连任二排长。
刘大爷虽然对这样的变动感到有些莫名其妙，但看到领导们很兴奋的样子，凭直觉认为一定是有什么好事。
果然，第二天来了一彪人马，刘大爷认得领头的是十分区骑兵连长李明德，于是就问李连长来这里干什么，他回答说：“来参加骑兵团呀”，大伙顿时高兴极了。这以后的一些天里，到骑兵团来报到的人员络绎不绝，有成编制来的，也有零散来的；有骑马来的，也有步行来的。很快，团里就有了上千号人。
骑兵团以往一直是五个连的小团，这一次终于成为了货真价实的主力大团，人员一千五，战马上千匹！扩编后的团队，除团部以外，还包括：
第一营：一连（原红一连，黑马连），二连（原十一分区骑兵连），三连（原红三连，白马连）；
第二营：四连（原红二、四连，红马连），五连（原九分区骑兵连），六连（原十分区骑兵连）；
特务连（七连，原骑兵团五连，现在上马了）；
第三营（步兵营）：八连，九连（原军区直属队一连、二连）。
冀鲁豫军区随即宣布命令：况玉纯任骑兵团团长，李庭桂任政委，万怀臣任副团长。刘大爷所在的二营，营长吕兆清（原三连长），教导员王凤翔（原五连指导员），副营长是李树茂。
整编之后，骑兵团兵员增多、战马增多、武器装备也增多了。新编进的部队中装备最整齐的要数十一分区骑兵连，一色的蒙古马、一色的新马鞍，一色的八一式步枪，这种枪是咱们军械所自己造的，比日本马枪长点，又比普通步枪短点，无论乘马射击或是下马步战都挺合适，这让大家都羡慕得不行。（刘大爷说，后来发现这枪有个毛病：开始的时候射击精度还可以，可把它那个折叠刺刀打开、合上一番，再打枪就没谱了）。
新来的人员都没有马刀，于是就赶紧通知供给部。没想到这回军工厂弄糊涂了，他们找了把普通尉官军刀当样板，结果做出来比正规马刀短了10公分（日军骑兵军刀全长102厘米；其他兵种军刀93厘米）。于是，骑兵团就出现了一个特殊现象，挎长马刀的是三个老红军连，其他连队则挎短刀，这无形中给老连队的战士们增添了不少荣誉感和使命感。
部队扩编后，需要经过实战进行磨合，领导们正琢磨着找谁练手呢，有人就自己送上门来了。

6月底的一天，骑兵团召开全团干部大会，总结整编工作。下午，因为天热，大家就改在团部所在地村外的一片柳树林里集中。会议刚开到一半，两个侦察员从南面疾驰而来，报告说邵鸿基的部队正在南岳集大小金寨一带抢粮。况玉纯问有多少人，回答说有四五百。
况团长李政委商议之后，决定停止开会，准备打仗。大家听说要打仗，喜得一蹦老高，都上马回驻地去带各自的部队。况玉纯喊过二连的连长，说你们连队在南边，先过去把顽军抓住，不要让敌人跑了。二连长全福盛一边答应着一边就跟着一营长黄斌去做准备，他俩都是刚从十一分区来的，当然想让二连打个“开门红”。
到大小金寨来的顽军是邵鸿基何冠三的六支队。这何冠三是西北军出身，他原先在高仲勋那里当团长，后来队伍被日本鬼子打垮了，就带着几十个人投奔邵鸿基（何与邵曾经在石友三部共过事），旋即被委任为副司令兼六支队长。可是，邵鸿基自己不懂军事，兵权都在赵子安（“赵元帅”）手上，这让何冠三很不痛快。在索庄战斗中，骑兵团痛歼了赵支队，何冠三就假意“安慰”赵子安，陪他抽大烟，偷偷派卫兵把“赵元帅”打死在炕上，夺了他的兵权。何冠三的手下虽然人不多，可全都是征战多年的老兵痞，很精干，没多久就把邵鸿基原先的会道门骨干都挤走了，然后又招兵买马，掌控了实权。事到如今，邵司令后悔也没用，气急了只有到洛阳去诉苦（他是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嘛），回过头来还得帮何冠三副司令筹粮筹款。
这何冠三的确是抗日的，曾经袭击长垣警备队，打死一百多日本人，也算得上是条好汉。可他受邵鸿基的影响，坚决反共，号称要“打走日本人，赶走共 产党，成为华北领袖人物”，所以，八路军逮着机会就教训他一下。
刘大爷他们赶回驻地，紧急带队伍上战场，可是到金寨以后，却看见战斗已经结束了，各连队正到处抓俘虏。
原来，二连先赶到小金寨北边，本来也是想等后续部队到达再动手，可是有一个战士的下马动作不熟练，枪管子戳到了马脑袋上，那战马顿时惊了，嘶叫着朝前面乱跑。一营长一看情况不对，立刻命令展开进攻。邵鸿基的队伍是知道骑兵团的厉害的，遇见战马就望风而逃，从小金寨一直跑到大金寨，二连也跟着追下去。大金寨的敌人发现骑兵人数不多，就出来增援，双方搅在了一起。这时候，三连赶到了，举着马刀一路砍过去，顽军很快就投降了。
这一仗消灭敌人四百多，可骑兵二连也伤亡二十多人，还牺牲了两个班长。
四连没捞着仗打，很不甘愿，就四下分开来抓俘虏。二排在树林边遇到一个老乡提供情况，说是先前邵鸿基和何冠三往东跑了，刘大爷马上报告连长，周开树一听高兴坏了，命令二排赶紧先去追，“不顾一切疲劳，一定追上把他们歼灭掉”。
刘大爷带领全排催马加鞭猛追了一个多小时，不见敌人的影子。几个班长都说：“连长他们没有跟上来，会不会是情况有变呀？再说我们追了这么长时间，人累马乏的，天也快黑了，干脆算了吧”。刘大爷也有些犹豫，但又一想：任务没完成，到时候挨骂的肯定是自己这个当排长的，可不能轻易算了。于是商量了一番，决定再追一阵，到天黑才回去。
又狂奔了二十多分钟，前面有人向骑兵开枪。这下大家可高兴了，都说：“天老爷呀，总算是追上了！”。于是迎着枪声冲上去，战马奔腾，枪击、刀砍，不到十五分钟就解决了战斗，毙敌十人，俘虏三十二人。这些顽军一路逃跑，累得都站不住了，实在也没有什么战斗力。
八路军挨个辨认邵鸿基和何冠三，没找到。发现一个人背了个大包，里面装着换洗衣服、钢笔毛笔、书籍本子，还有一把银色的左轮手枪和邵鸿基的私章。刘大爷看这家伙年纪轻轻的不象是邵老夫子，就问他是什么人，他说是邵鸿基的勤务兵，刚才邵司令和何司令命令他们在这里顶住，自己却骑马跑远了。这时候，天色已晚，刘大爷他们也就只好就此收兵。
收兵回营，可是却迷路了。这一片是河滩荒地，到处是芦苇丛和柳树茬子，天黑了以后分不清方向，怎么走也走不出来，叫俘虏带路，他们也糊涂，同样找不到路，这可把八路军急坏了。人、马，又累又饿，俘虏也捣乱，躺在地上喊走不动，拽也拽不起来。刘大爷说：“起不来，那就地处理”。这么一讲不打紧，俘虏们立刻一骨碌爬起来求饶，说“能走、能走，这就走”。
缴获的长枪，把枪栓卸了以后交俘虏扛着，可一两百颗手榴弹实在太重，就分几批引爆销毁了。接着摸黑往前走，走着走着发现远处有火光，大家高兴极了，立刻向有光亮的地方前进。
晚上九点多钟，走到了火堆跟前看见连长了，接着四连、二连和特务连的人都出来，把刘大爷他们“包围”了。周开树说：“先前听到炮响，认为你们遇上了大股敌人，可是又没听见枪声，不知道怎么增援，实在担心得很”。
“我们迷路了。那炮声是我们销毁带不了的手榴弹……”。

回来的路上，刘大爷和二连的人套近乎，“十一分区原来没有骑兵连呀，是什么时候成立的？”
“刚成立的。前段时间,敌人在济宁道设了一个训马场，派六个鬼子技师训练蒙古马。游击队逮着机会就去偷，第一次偷了四十四匹，第二次偷五十三匹，第三次偷了六匹马和八十二副马鞍，把训马场偷得关了门，分区就建立了一个骑兵连”。
（这事挺好玩的，以后单独蒸包子吧）

第二天，刘大爷拿着邵鸿基的左轮手枪去团部，请求多玩两天再上缴，况团长一看见这手枪眼睛就放光，立刻就夺了过去。这枪太漂亮了，通体锃亮，枪把子还是镶银的。况玉纯说：“这么高级的宝贝是你能玩的么？这枪连我都不敢用，估计到军区也留不住，要送到上级首长那里去”。
不过，况团长给了刘大爷一把崭新的九四式，那是一种能上七颗子弹的日本手枪，适合左手握枪，指哪打哪，骑兵使用起来很方便，比刘大爷原先的二把盒子强多了。
大小金寨战斗，邵鸿基又送给八路军二十六挺机枪，三十架马车，外带其他许多武器弹药，解决了骑兵团扩编后的燃眉之急。大家都表扬这老小子表现真不错。

部队休息了几天，上级传命令下来：骑兵团挺进苏北，支援新四军四师作战。

[老酒]

冀鲁豫战场上的“哥萨克骑兵”（续四十)
湖西反顽(上)

44年7月，上级下达命令，要求各部上报留守人员和病号名单。骑兵团是老部队，立刻知道又要机动作战了，虽然不清楚要去哪里，各连队都已着手进行出发准备。可是等了好几天，上级发了防暑药又发防病药，军医也把战马检查了一遍又一遍，可就是没有动身的消息，大家都觉得奇怪。
7月18号下午，刘大爷出去遛马的时候，听区政府的通讯员说一大早就看见几个主力团向东边开拔了，他立刻回到驻地把暂时用不着的东西都捆起来送到留守处去。连里战士弄不明白，刘大爷解释说：“步兵先走一天，战场肯定很远。大热天长途行军，带那么多累赘干什么”。听的人都觉得有道理，于是跟着照办。
四连把东西送到营部，李树茂说：“咦？我正要去通知各连轻装呢，你们动作倒快”。大家嘻哈一乐：“都是老兵了，谁能不懂这个”。
果然，第二天一早，团长就宣布出发，说是根据朱总司令的命令打击顽军，要求各部队保持行军军容和速度，路上如遇敌情，不可恋战，要勇往直前地冲过去。李庭桂政委也讲话：天气炎热，长途行军，要保证人马健康；穿越封锁线、通过游击区时，要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部队出发，穿过长垣、东明、定陶、成武、单县、丰县，向沛县方向集结。三个红军连交替担任团队的前锋，每经过一个地方，老百姓都涌出来看热闹：“哇！好漂亮的红马，呀！好多白马，啊，好漂亮……”，骑兵们于是十分得意。
骑兵走到哪里都经常被追着看，因此战士们也就爱漂亮，有了点虚荣心。肚子再饿，军服一定是整整齐齐的；裤子再旧，一定是干干净净的。每当进村庄、过路口之前，小伙子总要赶紧检查一下马镫亮不亮，鞋子脏了没有，然后扎好绑腿、整理军刀、系紧腰带，挺直身体昂起头，再把脸绷得紧紧的……你想啊，骑兵高坐在马上，人家大姑娘站在路边，眼光正好从马镫子往上瞄，所以，必须从鞋底到下巴颏都经得起检查才行。这时候，谁都愿意把自己的形象表现到最高水平。
行进了三天，骑兵团追上了步兵部队，骑兵在步兵面前总是装成一副轻轻松松、满不在乎的样子。就算是屁股磨得生痛、腰背累得抽筋，也得端着肩膀、斜着脑袋，做出十分逍遥自在的表情。人家步兵其实也不爱搭理骑兵，本来嘛，大热的天，正尘土飞扬地赶路，身边偏又来了些装模做样的家伙，谁能不心烦呀。也有些爱说话的会打个招呼：“喂，骑马的，你们行军一定挺痛快吧”。骑兵们就谦虚地回答：“哪里，还是比不上你们走路实在啊”。
又走了两天，骑兵团由后卫变成了前卫，于是就展开战斗队型，四连也和敌人有零星交火，迅速突破了封锁线。可打仗的时候，刘大爷却不在作战队列里，他被罚到炊事班去了。

事情是这样的：
八路军夜晚住宿在老百姓家里，第二天部队开拔后团部要派人逐户调查，如果群众反映有违反纪律的情况，部队必须把责任人叫回来赔偿并道歉。一天上午，团部宣传员追到队列里，说四连二排昨天住宿时把房东家的锄头弄断了，要赶紧派人回去赔。刘大爷问是谁干的，大家都摇头，说我们挑水扫地睡大觉用不着使用锄头，那老乡肯定是在讹人呢（这种情况也是有的），刘排长也就不理睬这事了。
团部总支书记张存有在村里等了好久也不见二排的人回来，只好自己掏钱赔了锄头，气乎乎地追赶队伍。
部队仍在行进，路边有个小孩，张着嘴瞪着眼傻呵呵地看呆了。刘大爷觉得好玩，掏出颗玉米粒顺手丢过去，没想到正巧扔进他嘴里，那孩子一惊慌就吸进了气管，差点没憋死。几个家长围着八路军又哭又闹，恰好被赶回来的张存有看见，总支书记气不打一处来，当即就罚刘排长去了炊事班。
据说步兵的人被罚去炊事班，要干的活是背大锅，这是不是真的我不知道，反正骑兵不背锅，刘大爷要干的活是担水磨面。到井里担水和推碾子磨面都最重的家务活，过去北方人说“缸里没面打婆娘，瓮里没水骂汉子”，表明这活确实没人爱干。
全村就一口井，排着队一桶一桶地提。有的地方干旱，一口古井老深，半天摇不上一桶来，等得不耐烦了先去趟茅房，蹲够了出来一看，咦？他还在那里摇辘轳呢。磨面也是这样，全村就一个石碾子，白天老百姓要用，部队只能晚上磨面，战马是不能干这活的，全要靠人工，转得头晕眼花还磨不出一斗面。你想，全连那么多人，一天得喝多少水吃多少面，真是累死人。刘大爷打小就没干过这种活，才干了一天就琢磨着换个工作，上灶做饭去。
那时候在河南，老百姓家里是“一天两冒烟”，可部队不同，一日三餐。早饭喝糊涂（也叫“俩头”。因为低头一看，碗里还有一个头）；午饭吃疙瘩；晚饭喝汤啃窝头，一般没有什么大的改变。一个星期吃一顿“高头饭”(小米干饭加上点菜浇头)，如果能再配上碗“蒸菜”，有盐有醋有猪油，大伙简直就高兴坏了。象电影里演的炊事员担着肉包子喊开饭，刘大爷那时没见过。
不过行军打仗时伙食确实是要好一点。好在哪里呢？早上加几个菜馍，晚上面汤改面条，中午没变化。不过窝头做的比平时多，可以管饱，有时还有菜窝头，于是不饿的人也揣两个，留着慢慢吃。
刘大爷毕竟是在大饭馆学过的，懂得配菜，试着做了一顿，战士们反映不错，于是免去了其他苦力活，专做菜馍菜窝头。这菜窝头之类的东西，就是在面粉、高粱、玉米面里头加上些红薯、萝卜、南瓜、葫芦、豆角之类，使它变得很大，吃起来有味，看上去也挺过瘾，其实不顶饿。
不过要做菜馍就必须有菜。刘大爷拎着两个大筐出门了，正琢磨着先上哪家去访一访，迎面跑来几个小孩。于是问：“你们家有新鲜菜么？”
“有啊，要多少？”
“把这两个筐装满”
小孩各自跑回家了，刘大爷就坐在旁边等。不一会他们就来了，搬个南瓜放进去，看看不够又去抱葫芦，再瞧瞧还是不满又去拿别的，一直到把两个大筐填得严严实实才住手。
刘大爷问：“多少钱？”
“不知道”。
刘大爷也不知道，只好去问炊事班长。班长看了看，说给一块大洋吧，孩子们拿了钱高高兴兴地跑了。为什么要给大洋呢？因为这里是游击区，给边币等于是欺负小孩，人家没法用嘛。
第二天一早，小孩们又哭哭啼啼跑来了，说是钱不见了。原来一块大洋没法分，他们就把它埋到河边滩地里，还做了记号。没想到晚饭后骑兵去刷马，把那一片踩得个乱七八糟，于是钱就找不到了。刘大爷陪他们到河滩去转了一圈，还真是难找。眼看部队就要开拔了，只好偷偷摸出一块大洋，说“在这里了，拿去吧”。其实那是他自己的受伤补助费（当时，伤员归队后可以享受一段时间的“细伙食”，如果不吃小灶，就可以换成钱）。
小孩欣喜地接过大洋，看一眼，嘴又撅起来了:“不是这个，我那个比这个大”。原来这光洋有大小之分，虽然价值一样，但外表个头不同。
“都是一样的，没关系”
“不一样，我就要大的那种”。接着就哭起来。
哎呀，没办法。只好回去找遍全连，好不容易才换了个大个头的。

白天行军过单县的时候，刘大爷知道这里羊肉好，就和副连长王元力商量，俩人凑钱买了好几斤。晚上大家都歇着了，刘大爷就支起锅开始炖。王元力搬个板凳坐在边上看，过了没多久，也不知道周开树是真查夜还是鼻子好，反正就摸到厨房里来了。
进来就说好香就要掀锅盖，俩人赶紧拦住他说“连长别掀别掀，再等半小时，现在掀了就不灵了”。周开树说好嘛我过半小时再来。不一会，听见连部通讯员快马加鞭出村去了，王元力直喊完蛋完蛋，刘大爷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
半小时过后，连长来了，还有指导员、副指导员和住在邻村的营长、教导员、副营长、副教导员……统统自带碗筷。进来就揭开锅盖猛整，连说好吃好吃。刘大爷这个“正主”忙活了半天却没捞到两筷子。
大家都说：“大刘啊，你这手艺不当炊事员真是太可惜了”。
“那好啊，我就留在炊事班算了”
“想逃避打仗？没门。赶紧再弄两顿好吃的，等到了集结地，你马上就回二排打冲锋去！”。

7月28日，经过九天的行军，骑兵团到达沛县，8月1日以前，其他各部队也都到达了集结地点。刘大爷一看，喝！冀鲁豫军区的好多主力部队都来了，七团、八团、九团、十团、十九团和骑兵团，加上十一分区的部队，这回是要在湖西打大仗了。
这些部队中，七团、十团和骑兵团都是红军团。十团资格最老，前身是井冈山工农革命军第1师第2团，就是王佐、袁文才的那支部队；那个老七团更不得了，前身是参加南昌起义的部队，井冈山红四军第二十八团，后来的红一军团二师五团，林彪当过他们团长、陈毅当过党代表！
十九团是“老瓶装新酒”，原来的老十九团跟杨得志去延安了。九团、八团和老七团先前都是教三旅的，号称“七团打，八团看，九团转”，转来转去的九团擅长打游击，是有名的“群众工作模范团”；而能打阻击的八团，就是以后的“水东八团”（关于这个团，咱们西西河的夏政委最清楚，马甲我就不罗嗦了）。

这么多部队聚集在一起，把原本是游击区的湖西整得比根据地还热闹，周围的敌人都慌了，不知道谁会先挨揍。八路军战士们也都急不可耐。
休整了几天，杨勇副司令员来了，他宣布，开打！

[老酒]

冀鲁豫战场上的“哥萨克骑兵”（续四十)
湖西反顽(上)

44年7月，上级下达命令，要求各部上报留守人员和病号名单。骑兵团是老部队，立刻知道又要机动作战了，虽然不清楚要去哪里，各连队都已着手进行出发准备。可是等了好几天，上级发了防暑药又发防病药，军医也把战马检查了一遍又一遍，可就是没有动身的消息，大家都觉得奇怪。
7月18号下午，刘大爷出去遛马的时候，听区政府的通讯员说一大早就看见几个主力团向东边开拔了，他立刻回到驻地把暂时用不着的东西都捆起来送到留守处去。连里战士弄不明白，刘大爷解释说：“步兵先走一天，战场肯定很远。大热天长途行军，带那么多累赘干什么”。听的人都觉得有道理，于是跟着照办。
四连把东西送到营部，李树茂说：“咦？我正要去通知各连轻装呢，你们动作倒快”。大家嘻哈一乐：“都是老兵了，谁能不懂这个”。
果然，第二天一早，团长就宣布出发，说是根据朱总司令的命令打击顽军，要求各部队保持行军军容和速度，路上如遇敌情，不可恋战，要勇往直前地冲过去。李庭桂政委也讲话：天气炎热，长途行军，要保证人马健康；穿越封锁线、通过游击区时，要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部队出发，穿过长垣、东明、定陶、成武、单县、丰县，向沛县方向集结。三个红军连交替担任团队的前锋，每经过一个地方，老百姓都涌出来看热闹：“哇！好漂亮的红马，呀！好多白马，啊，好漂亮……”，骑兵们于是十分得意。
骑兵走到哪里都经常被追着看，因此战士们也就爱漂亮，有了点虚荣心。肚子再饿，军服一定是整整齐齐的；裤子再旧，一定是干干净净的。每当进村庄、过路口之前，小伙子总要赶紧检查一下马镫亮不亮，鞋子脏了没有，然后扎好绑腿、整理军刀、系紧腰带，挺直身体昂起头，再把脸绷得紧紧的……你想啊，骑兵高坐在马上，人家大姑娘站在路边，眼光正好从马镫子往上瞄，所以，必须从鞋底到下巴颏都经得起检查才行。这时候，谁都愿意把自己的形象表现到最高水平。
行进了三天，骑兵团追上了步兵部队，骑兵在步兵面前总是装成一副轻轻松松、满不在乎的样子。就算是屁股磨得生痛、腰背累得抽筋，也得端着肩膀、斜着脑袋，做出十分逍遥自在的表情。人家步兵其实也不爱搭理骑兵，本来嘛，大热的天，正尘土飞扬地赶路，身边偏又来了些装模做样的家伙，谁能不心烦呀。也有些爱说话的会打个招呼：“喂，骑马的，你们行军一定挺痛快吧”。骑兵们就谦虚地回答：“哪里，还是比不上你们走路实在啊”。
又走了两天，骑兵团由后卫变成了前卫，于是就展开战斗队型，四连也和敌人有零星交火，迅速突破了封锁线。可打仗的时候，刘大爷却不在作战队列里，他被罚到炊事班去了。

事情是这样的：
八路军夜晚住宿在老百姓家里，第二天部队开拔后团部要派人逐户调查，如果群众反映有违反纪律的情况，部队必须把责任人叫回来赔偿并道歉。一天上午，团部宣传员追到队列里，说四连二排昨天住宿时把房东家的锄头弄断了，要赶紧派人回去赔。刘大爷问是谁干的，大家都摇头，说我们挑水扫地睡大觉用不着使用锄头，那老乡肯定是在讹人呢（这种情况也是有的），刘排长也就不理睬这事了。
团部总支书记张存有在村里等了好久也不见二排的人回来，只好自己掏钱赔了锄头，气乎乎地追赶队伍。
部队仍在行进，路边有个小孩，张着嘴瞪着眼傻呵呵地看呆了。刘大爷觉得好玩，掏出颗玉米粒顺手丢过去，没想到正巧扔进他嘴里，那孩子一惊慌就吸进了气管，差点没憋死。几个家长围着八路军又哭又闹，恰好被赶回来的张存有看见，总支书记气不打一处来，当即就罚刘排长去了炊事班。
据说步兵的人被罚去炊事班，要干的活是背大锅，这是不是真的我不知道，反正骑兵不背锅，刘大爷要干的活是担水磨面。到井里担水和推碾子磨面都最重的家务活，过去北方人说“缸里没面打婆娘，瓮里没水骂汉子”，表明这活确实没人爱干。
全村就一口井，排着队一桶一桶地提。有的地方干旱，一口古井老深，半天摇不上一桶来，等得不耐烦了先去趟茅房，蹲够了出来一看，咦？他还在那里摇辘轳呢。磨面也是这样，全村就一个石碾子，白天老百姓要用，部队只能晚上磨面，战马是不能干这活的，全要靠人工，转得头晕眼花还磨不出一斗面。你想，全连那么多人，一天得喝多少水吃多少面，真是累死人。刘大爷打小就没干过这种活，才干了一天就琢磨着换个工作，上灶做饭去。
那时候在河南，老百姓家里是“一天两冒烟”，可部队不同，一日三餐。早饭喝糊涂（也叫“俩头”。因为低头一看，碗里还有一个头）；午饭吃疙瘩；晚饭喝汤啃窝头，一般没有什么大的改变。一个星期吃一顿“高头饭”(小米干饭加上点菜浇头)，如果能再配上碗“蒸菜”，有盐有醋有猪油，大伙简直就高兴坏了。象电影里演的炊事员担着肉包子喊开饭，刘大爷那时没见过。
不过行军打仗时伙食确实是要好一点。好在哪里呢？早上加几个菜馍，晚上面汤改面条，中午没变化。不过窝头做的比平时多，可以管饱，有时还有菜窝头，于是不饿的人也揣两个，留着慢慢吃。
刘大爷毕竟是在大饭馆学过的，懂得配菜，试着做了一顿，战士们反映不错，于是免去了其他苦力活，专做菜馍菜窝头。这菜窝头之类的东西，就是在面粉、高粱、玉米面里头加上些红薯、萝卜、南瓜、葫芦、豆角之类，使它变得很大，吃起来有味，看上去也挺过瘾，其实不顶饿。
不过要做菜馍就必须有菜。刘大爷拎着两个大筐出门了，正琢磨着先上哪家去访一访，迎面跑来几个小孩。于是问：“你们家有新鲜菜么？”
“有啊，要多少？”
“把这两个筐装满”
小孩各自跑回家了，刘大爷就坐在旁边等。不一会他们就来了，搬个南瓜放进去，看看不够又去抱葫芦，再瞧瞧还是不满又去拿别的，一直到把两个大筐填得严严实实才住手。
刘大爷问：“多少钱？”
“不知道”。
刘大爷也不知道，只好去问炊事班长。班长看了看，说给一块大洋吧，孩子们拿了钱高高兴兴地跑了。为什么要给大洋呢？因为这里是游击区，给边币等于是欺负小孩，人家没法用嘛。
第二天一早，小孩们又哭哭啼啼跑来了，说是钱不见了。原来一块大洋没法分，他们就把它埋到河边滩地里，还做了记号。没想到晚饭后骑兵去刷马，把那一片踩得个乱七八糟，于是钱就找不到了。刘大爷陪他们到河滩去转了一圈，还真是难找。眼看部队就要开拔了，只好偷偷摸出一块大洋，说“在这里了，拿去吧”。其实那是他自己的受伤补助费（当时，伤员归队后可以享受一段时间的“细伙食”，如果不吃小灶，就可以换成钱）。
小孩欣喜地接过大洋，看一眼，嘴又撅起来了:“不是这个，我那个比这个大”。原来这光洋有大小之分，虽然价值一样，但外表个头不同。
“都是一样的，没关系”
“不一样，我就要大的那种”。接着就哭起来。
哎呀，没办法。只好回去找遍全连，好不容易才换了个大个头的。

白天行军过单县的时候，刘大爷知道这里羊肉好，就和副连长王元力商量，俩人凑钱买了好几斤。晚上大家都歇着了，刘大爷就支起锅开始炖。王元力搬个板凳坐在边上看，过了没多久，也不知道周开树是真查夜还是鼻子好，反正就摸到厨房里来了。
进来就说好香就要掀锅盖，俩人赶紧拦住他说“连长别掀别掀，再等半小时，现在掀了就不灵了”。周开树说好嘛我过半小时再来。不一会，听见连部通讯员快马加鞭出村去了，王元力直喊完蛋完蛋，刘大爷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
半小时过后，连长来了，还有指导员、副指导员和住在邻村的营长、教导员、副营长、副教导员……统统自带碗筷。进来就揭开锅盖猛整，连说好吃好吃。刘大爷这个“正主”忙活了半天却没捞到两筷子。
大家都说：“大刘啊，你这手艺不当炊事员真是太可惜了”。
“那好啊，我就留在炊事班算了”
“想逃避打仗？没门。赶紧再弄两顿好吃的，等到了集结地，你马上就回二排打冲锋去！”。

7月28日，经过九天的行军，骑兵团到达沛县，8月1日以前，其他各部队也都到达了集结地点。刘大爷一看，喝！冀鲁豫军区的好多主力部队都来了，七团、八团、九团、十团、十九团和骑兵团，加上十一分区的部队，这回是要在湖西打大仗了。
这些部队中，七团、十团和骑兵团都是红军团。十团资格最老，前身是井冈山工农革命军第1师第2团，就是王佐、袁文才的那支部队；那个老七团更不得了，前身是参加南昌起义的部队，井冈山红四军第二十八团，后来的红一军团二师五团，林彪当过他们团长、陈毅当过党代表！
十九团是“老瓶装新酒”，原来的老十九团跟杨得志去延安了。九团、八团和老七团先前都是教三旅的，号称“七团打，八团看，九团转”，转来转去的九团擅长打游击，是有名的“群众工作模范团”；而能打阻击的八团，就是以后的“水东八团”（关于这个团，咱们西西河的夏政委最清楚，马甲我就不罗嗦了）。

这么多部队聚集在一起，把原本是游击区的湖西整得比根据地还热闹，周围的敌人都慌了，不知道谁会先挨揍。八路军战士们也都急不可耐。
休整了几天，杨勇副司令员来了，他宣布，开打！


冀鲁豫战场上的“哥萨克骑兵”（续四十一) [王外马甲]
湖西反顽(中)

八月的夜晚，闷热得很，所以每到一个地方宿营，各单位都抢着去占村里的戏台(那里凉快)，其他骑兵则在老百姓的院子里打地铺。湖西是游击区，情况复杂，部队进村就放双岗，还放游动哨，对陌生人一般是许进不许出。刘大爷半夜查哨回来，看见房东还没睡，在门口探头探脑的，问有什么事他也不说，就起了点疑心，悄悄告诉哨兵注意点。
第二天是8月4日，天刚亮战士们就起来做马厩勤务，打扫卫生、清理马蹄、给马喂料。早上时候战马除了喂草料，还需补充些豆料和食盐，另外还要饮马（马匹比人类需要更多的饮水，水分不足时会引发马匹腹痛），把马匹都喂饱之后，战士们才能够吃早饭。这一天，团里又通知部队要“整理军容”，大家就知道要有上级领导来检阅了，于是赶紧擦皮具、擦刀、擦枪，用碎砖块石块把马镫和马衔铁磨亮，再换上干净衣服。
刘大爷正忙着，那房东捧着床毯子过来，说是要送给他搭马鞍子用，刘排长哪里敢要，没想到房东就哭起来了：“老总，你行行好，把我的牲口留下吧……”，把刘大爷弄得莫名其妙，立刻去调查情况。
原来，这房东家有匹骡子。昨晚部队给军马喂料时，为避免骡子受伤害（烈马容易欺负骡子），就把它牵到外面去了，由于是晚上，战士们没有及时向老乡做解释，结果就闹出误会来了。刘大爷连忙把骡子拉回来，登门赔礼道歉，进屋看见房东一家人的模样，不禁乐了。大热的天，他们把所有的好衣服都套在身上，塞得臃臃肿肿的，这是怕当兵的抢东西呢。刘排长知道他们对八路军不了解，于是就给他们讲了一番人民军队的规矩。
吃完早饭打扫场院挑罢水，骑兵就出发了。刚出村，那房东兜着些鸡蛋追上来，死活硬要送给子弟兵，战士们不肯要，房东说：“这是送给你们喂马的，让军马更有力气，使劲打耿聋子、刘黑七那些土匪龟孙”。

杨勇司令员和上级领导在十多里外的一个坡地上检阅部队，骑兵列队以小步姿态行进——骑兵战马的步伐按照速度不同分为五种：慢步、常步、小步、小跑、大跑。其中“慢步”和“小步”为侦察和夜间行进步伐，马蹄下落要轻、稳，而骑手必须要坐正、挺直身体观察情况，所以姿态挺美（看马术“盛装舞步”就知道了）；“小跑”是主要的战斗步伐，要求跑、跳、转向结合（马术“场地障碍赛”就是这种动作）；常步则用于长途行军，大跑就是冲刺（通常每匹战马在步伐上各有特点，如果各种步伐都优秀，那可就是极品了）——这时候，不知道从哪里跑来一匹半大儿马，枣红色、白耳朵，看见大群马队高兴坏了，欢叫一声扬起尾巴傻乎乎地钻进队列，前头闻闻后头拱拱，骑兵们吓唬它一下，这不懂规矩的家伙还以为是逗它玩呢，跑来跳去东磨西蹭地更来劲了，结果把骑兵步伐和队列都弄乱。
战士们尴尬极了。杨勇司令员看见笑着说：“这小马儿有觉悟，它是想参加八路军骑兵团呢！”，大家哈哈大笑，这才算是解了围。
杨勇做了简短的动员讲话，他说国民党顽军多次在苏北一带进犯袭击我抗日政权，威胁冀鲁豫、山东和南方根据地的咽喉，八路军必须坚决反击，把敌人赶出去。这次军事行动是根据朱总司令的命令实施的，叫做“湖西反击战役”。杨勇还告诉战士们，新四军也在津浦路西进作战，他号召大家要开展杀敌竞赛，勇立新功。

阅兵动员之后，部队开赴沛县魏楼一带。在这里，八路军已经把顽军张开岳部36纵队的主力围住了。
这魏楼据点有坚固的寨墙和两道外壕，设置有鹿柴、木桩和地雷，敌人凭借着深沟壁垒，易守难攻。对此，我军采用了坑道作业的新办法：从二三百米外开始挖掘开式的坑道，每前进一两米就盖上门板，把挖掘的土培在木板上，既增加坑道的防弹能力，又减少了土石运输量。挖到据点跟前就用黄色炸药把寨墙炸开，再从坑道内运动兵力展开攻击。在适当的位置，八路军还修建了轻重机枪阵地，集中优势火力压制敌人，掩护步兵攻击。用这样的办法进行围寨攻击，能够使敌人的坚固工事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作用，造成守军心理上的恐惧，逼着其他顽军前来救援，我军则可以达到围点打援，一举歼灭的目的。
路过阵地外围时，骑兵们看见，几条坑道已经弯弯曲曲地伸到了据点边缘，十团负责主攻，九团佯攻，他们正准备把三口装满炸药的棺材往前面送。敌人守军要想突围，外面还有八路军几个团在等着他们，无奈之下只得死守，拼命呼叫援军。
“挺进军司令”冯子固果然从沛县、丰县、砀山、铜山邀集了各路人马前来救援。敌34纵队和保安旅拼命冲击十九团阻击阵地，其前卫已进到距魏楼两华里处，与佯攻部队九团发生了接触。这时，八路军七团、八团趁机迂回敌后进行包抄，指挥部也随即命令骑兵团向程楼方向运动，阻击从铜山县过来的耿聋子部队。

骑兵立即开始行动，四连是团队的前卫，而刘大爷带着四个战士又作为连队的前哨，实施突前搜索。
那天刚开始行军，刘大爷就发现战马的前掌快要掉了，走起路来拖拖拉拉的很不得劲（这对骑兵来说是件挺不吉利的事），他担心一旦发生情况自己跟不上别人，就决定干脆单独走前头，让其他战士呈扇形尾随。前哨小组通过一片洼地，刘大爷打马往斜坡上冲，这时候他感觉自己左脚甩空了，就本能地弯腰去找马镫。等他重新踩进马镫里，战马已经跑上了坡顶，刘大爷挺起身来，愣住了。呀！迎面过来了五六个骑兵，这是敌人的一个乘骑侦察分队。
几个国民党兵看见坡底下突然冲上来一个人，也楞了一下，犹豫着不知是该围上来还是该逃跑。刘大爷立刻知道自己不能转身，因为，这时如果往回退，一定会被敌人追着打，最好的办法就是迅速接近敌人进行缠斗。于是他大喊一声，随即拔出战刀，策马跃入敌群。短距离遭遇的紧急时刻，正宗骑兵和“骑马步兵”的战斗经验差别就立分高下了。
敌人侦察兵没有马刀，慌忙去取挂在马鞍上的枪，可刘大爷已经冲到跟前了，第一刀砍过去，领头的军官一缩脖子，正砸在他钢盔上，这家伙吓得怪叫一声，拨马就跑，其余的几个国民党兵拎着长枪近距离没法招架，也跟着逃跑，于是刘大爷就追。
敌人埋头猛跑，八路军和他们马头接马尾，却总是差一步。老刘急了，就用马刀去剁前面的马屁股，砍一下，敌人的马跳一下，弄了几次，搞得那匹马的屁股血肉横飞，终于使劲一蹦把马背上的人给颠了下来。那人被摔得七荤八素的，脑子倒还清醒，看见刘大爷兜马回来，立刻把两只手举得高高的。
被这匹马挡了一下，就再也追不上前面的人，正好，这时后面的战士也赶到了，于是大家站成一排，挽住缰绳、单手举枪同时射击，姿势帅呆了。可是一排枪过去，敌人照样跑，一个也没打着。得，还是下马来打吧，接着再打两排枪，敌人终于全部摔倒了，国民党侦察兵一个也没跑掉（说句题外话，这里面的一位后来还成了大鹏的亲家。所以刘大爷曾经拿大鹏的外孙开涮：老子当年的枪法要是准一点，现在就没你这小子了！）。
审问俘虏，得知当面之敌为耿继勋（耿聋子）部关玉平支队和穆伯仁支队，况玉纯团长立刻命令部队转向大蔡家方向，他决心要在敌人行进过程中将其歼灭。

中午，二营按照指令到达了大蔡家和程楼之间一片树林，休息了好一阵，敌人来了。大家站起来张望，远处的大路上，顽军两千多号人马正踏着尘土赶过来，战士们一边忙着给战马系紧肚带，一边急切地等待着命令。
不一会，副营长李树茂跑过来了，喊着：“四连跟我来，三路纵队”。
“好咧！四连先上，四连先上”。
刘大爷招呼着排里的战士，自己也兴奋地跳上马去。

[老酒]

作者还没写完。等吧。

[老酒]

古董、骑兵和“九门提督” 王外马甲
这个段子，说起来和骑兵团有关，可是放到“英雄”不合适，送到“青史”不够格，想一想，拿到龙门来神吹一番，或许倒蛮好玩。

前天下班的路上，朋友跟我聊起件事。说是某天清晨，在一个公路施工现场，农民工正在干活。突然“咣”的一声铁镐触到了一个坛子，旁边的包工头连忙跑来观看。打开坛子，里面有几件瓷器和一轴文字，辨认一下——王、献、之。哇！挖到宝贝了。
按规定，这事情得报告、东西得上缴，但人总是贪心的，于是商量下来，民工得到三千块钱“辛苦费”，宝物归包工头，双方都很满意。
这当然是一场普通的诈骗，是那农民工做的局。不过，马甲我比较意外的是，一个农村出来的小伙居然能利用文物来诈骗，并且他还能用上了王献之。

马甲是不懂文物和书法的，把王献之的墨宝放在面前，除了觉得这玩意肯定能换不少钱，我弄不清真假（跟那包工头的水平一样）。不过，我知道，六十多年前，有一群农村出来的小伙子比我还不如，甚至不明白这东西有啥用，这些人，就是129师骑兵营的韩永正、李树茂和刘金魁们。

38年2月，当时129师骑兵团还只是个骑兵营，营长是夏云廷（他后来因为当了空军，改叫“夏云飞”，是55年解放一江山岛时的海航一师师长），由于骑兵营刚在冀西的北马村重创了日军，结果受到日军步骑兵2000多人的围攻。骑兵营根据刘伯承师长“要游要击”的指示，立刻跳出冀西，穿越平汉线进入冀中，紧接着，创造了“冀中三捷”的战绩。而这第一捷，就是攻克宁晋县城。
河北宁晋县这时已没有日军把守，只留下100多个临时招募的汉奸，他们哪里是八路军的对手，三下五除二就被缴了枪。然后，骑兵们就开始发动群众、清理坏蛋，这一套程序大家都很熟练，全是老红军嘛。
转来转去，发现了一个财主大院。战士们跑进去一看，呦！只见一个老头大模大样地坐在太师椅上，派头十足，对当兵的不理不睬，一付傲气冲天的神态。几个小兵吃不准这是个什么人，没敢吭声就回来了。
营长记得“统一战线”这码子事，也不敢轻举妄动，就先派副排长李树茂去调查一下。小李过了一阵回来报告：“据说那老头是清朝的九门提督，还是袁世凯的大将军！”。夏营长一听，嘴巴张开半天合不上，“乖乖，既是大反动派、又是大军阀，那还留着他干什么？赶紧抓起来！”。
（注：这“清朝的九门提督、袁世凯的大将军”真不是马甲我瞎掰，不仅刘大爷这么给我转述，就连好些回忆文字也是这么说的。可见这真是李树茂当时的调查结果）。

三连一排长韩永正立刻带人直扑财主大院，把那老头五花大绑地揪出来，丢到黑房子里去了。老头子不服，李树茂就呵斥他：“老实点！狗汉奸”。
老头说：“我不是汉奸！”。
“九门提督！你不是汉奸谁是汉奸？”
老头就不吭气了。
接下来的“程序”,当然就是分浮财。有用的东西搬出去分给群众，屋里好些瓶瓶罐罐，既不能吃饭又不能喝水，砸了！一些字啊画啊纸啊的，旧旧的不好看，烧了！还有好多玉，有大有小，挺不错，送给老百姓吧，谁穿得破烂谁就过来拿。
铜盆铜罐子，韩永正认识，“地里头挖出来的古时候东西”，于是就和李树茂讨论古代人拿这笨重玩意干什么用，正巧刘金魁进来了，想了一想说：“这铜家伙可以做马镫”。
聪明聪明，就让刘金魁去找铁匠，把青铜器融化了做马镫。铁匠铺忙活了一晚上，真不错，既漂亮又不生锈。不过，只装备了两个连，没用上的战士还有意见。
第二天，大家想起那老头了，跑去看一眼，跑了。可惜可惜。
第三天，日军又追过来了。夏营长命令：继续出发，咱们打辛集去！那里可是个大商埠。
二十多天，转战冀中各地。月底，骑兵营升格为骑兵团了，团领导们回太行山汇报工作，在西黄村，顺便交给刘伯承师长大洋两万元。首长表扬，骑兵们也很得意（这帮家伙，这时还不知道自己丢掉了多少宝贝）。

骑兵转战冀中，那老头也在拼命地往天津跑。说实话，骑兵们是有点冤枉他了，人家在清朝只当过总兵，做“九门提督”是民国的事情。
各位要问了，这老头是谁？呵呵，他就是——前大清朝东三省总督中军官、中路统领、通永镇总兵，前北洋政府陆军第十三师师长、京师步军统领、京畿卫戍司令、热河省都统、热察绥巡阅使，靖武上将军、二等男爵，号称“马桶将军”的王怀庆是也！
不过，这次行军，马桶将军肯定没有带马桶。

王怀庆，字懋萱，直隶省(今河北省)宁晋县人。幼时家贫，发迹后却十分贪婪。他这个家伙，个人嗜好除了闻鼻烟、坐马桶之外，最大的兴趣就是收集古玩，特别是清廷宫中的宝贝。
自家盖房子需要西洋石料，王怀庆敢把圆明园安佑宫的大墙推倒；为了要几根金丝楠木大料，他也能把正阳门外的两个箭楼给拆了；想获取宫中的东西，他派爪牙假做盗贼，将颐和园内的珍玩、名画、贡品偷出，再由侦缉队出头追查，用赝品掉包换走真品。一段时间下来，颐和园中不少的陈列物，都变成了王怀庆家里的古玩、玉器、字画。
徐世昌、黎元洪、曹锟执政期间，王怀庆连续担任热察绥巡阅使，并兼任热河都统、京畿卫戍总司令。想想看，这都是管着皇室宫廷物件的地方呀。王怀庆是军阀中有名的财主，所以他在曹锟贿选总统前，敢拍着胸脯说：“三哥用钱说一声，由我来接着！”，可实际上他浮钱、房产、地业、金银之类，并不如李纯、王占元、陈光远多。他的强项是拥有北京故宫、热河行宫、北京颐和园的不少珍宝。
第二次直奉大战后，王怀庆下野当了寓公，以后时而住在天津、时而住在宁晋老家。七七事变之后，他在老家呆着，毫不慌张。国民党兵来了，他大马金刀一坐，用他的名号就足以把来人吓走；日本兵来了，他依然端坐中堂，为啥？人家王总司令当年得过日本天皇的宝星勋章，板垣师团长见了他都客客气气的，想请他出山担任治安军总司令。
不过，王怀庆这回表现不错，没有答应日本人的要求。不能不说这吴佩孚、徐世昌、王怀庆之类的家伙，有时候还是有自己的原则。所以李树茂骂他是汉奸，他不服气也可以理解。
只是，38年2月初的这天，前靖武上将军兼马桶将军王怀庆老爷子，错误判断了形势，他端坐在太师椅上等来的不是国民党也不是日本人，而是根本不把军阀当回事的八路军骑兵战士。
唉！早知道如此，他就不坐太师椅了，还是去坐在马桶上为好……
马桶将军逃回天津，大病一场，从此再没回过老家。

王怀庆的珍藏之物一般秘不示人，所以谁也不清楚他总共有多少古玩，更不知道他在宁晋老家存放了些什么东西。不过，现在北京、台北，甚至日本，都有从王氏家族手中流出去的文物。
81年的时候，北京市文物公司收购到失踪已久的“石刻王献之书曹植《洛神赋》十三行”，惊呼为国宝。后来这买卖引起官司，成为焦点，于是有人著文称：这东西原本为王怀庆所藏，38年在宁晋因“国民党败兵抢劫”所失……刘大爷看过文章大乐，呵呵呵呵。遂向我讲述以上故事（他也是听人说的，当时他还要过几个月才入伍呢）。
河里的朋友有祖籍河北宁晋的么？赶紧回去翻翻吧，万一能找出块玉器来，说不定，那就是当年韩永正们发放给你前辈的宝贝，也许还是宫里的呢！

[老酒]

冀鲁豫战场上的“哥萨克骑兵”（续四十二) [王外马甲] 于:2006-09-02 1849
湖西反顽(下)

四连以排纵队出了树林，大家一边走，一边从马镫上站起来张望。早在九分区的时候，骑兵们就知道“丰县虎”关玉平的大名：听说他平时和当兵的一起啃大饼窝头、听说他打仗的时候让人抬着一口棺材跟在后头，还听说他有个卫队是赤膊上阵的，胸前画个老虎头，手里拎把鬼头刀……（当然，也听说过他打鬼子的事）
“哪里有棺材？”
“没看见打赤膊的人呀……”
“这是不是关玉平支队哟？别是穆伯仁支队吧……”
骑兵们正议论着，看见指挥旗（不是军旗，是一杆三角旗。一般有一个旗手和两个护旗手）摆了几下，向南面一指，于是队形就向南运动，转个直角，就由排纵队变成了排散兵线，战马左右间隔五米，前后间隔十米。这时候，敌人也看见骑兵，虽然还在行军，但已经有些乱了，有的人甚至跑了起来。而骑兵队列正好斜对着他们的行进方向。
副营长李树茂亲自担任四连的指挥长，指挥旗跟着他，他从队列前跑过，战刀出鞘指向攻击方向，意思是说准备进攻。刘大爷回头看看，这时候五连和六连才刚出树林呢，他赶紧对排里的战士说：“打起精神来，李营长今天要拼命了”。
指挥旗由垂直变45度角，进攻开始了。开始的时候，散兵线的队形呈马蹄状，两侧是突前的是轻机枪。六挺机枪不断地打长点射，目的是不让敌人集中起来。骑兵在距敌一百五十米处超越火力组，这时候指挥旗放平，骑兵由小跑变为大跑。
对骑兵而言，距敌步兵一百米左右是最危险的区域，必须迅速冲过去。冲刺的时候，有人喊“杀”、有人念数字，其实大家满耳朵都是风，什么也听不见，刘大爷的习惯是跟自己的战马说话：“伙计，跑快点”、 “没关系，打不着我们的……”。
等冲到跟前就是骑兵的天下了，这时候应该用小跑步伐进行战术格斗。只不过，由小跑提速进行冲刺容易，而从大跑改回小跑就难得多了，因为战马这时已经跑起了性子，要想再控制住它，就得看人和马的熟悉程度和马术训练水平。有的新兵新马继续冲刺，一溜烟就冲出战场，有的甚至被绊倒或者和别人撞在一起。
敌人的行进队列已经乱了，刘大爷追上一个扛三八大盖的，那家伙知道跑不掉，转身就用刺刀对上了，这种情况下，骑兵不能给他拉枪栓的机会。一交手，老刘就知道对方个老兵，有经验，因为这家伙总是有意识地闪到战马的左边。骑兵砍人，右手持刀，一般习惯把对手放到右边，如果敌人在左边，就要扭着身体、隔着马头去砍杀，不仅劈刺角度不大，战刀还容易脱手，甚至损伤手腕。当然，这事要放在韩猛子身上，换只手就解决了（他是左撇子，双手都能来），可刘大爷没这本事，一着急，就把手枪掏出来了。那国民党兵一看见这把崭新的南部九四式，立刻不玩了，把三八大盖一丢，举起手来，嘴里还嘟嘟囔囔的，把刘大爷逗得直想笑。（这老兵姓秦，山东聊城人，后来参加了八路，55年的少校，离休前当过林业厅长）。
四连这么一冲，顽军分成了几段，有的朝大蔡家跑，有的则回头跑往程楼方向。这时候，一营从大蔡家村子里冲了出来，二营的两个连也压了上去，雪亮的战刀把敌人围住了。
骑兵团各连队挥舞战刀的方式不大相同，远远一看就知道是哪个连的。有的连队是按照“骑兵操典”的样式，把马刀高举过头，一排排亮闪闪的象刀林一样，特别好看（国民党和日本骑兵也都这样）。可三个红军连却是跟曾玉良团长学的“新疆方式”，马刀出鞘后握摆在身体侧面斜下方，这样不仅可以用刀的平面拍马臀，省了用马鞭，而且骑姿也比较低，甚至能够伏在马鞍上，冲得快，着弹面少。“骑兵操典”的样式适合在马上格斗中施展推、挡、劈杀动作，从道理上讲比较正规，但事实上当时骑兵作战的对手很少是敌方骑兵，对付步兵，使用上撩横抹和刺杀动作比劈砍更方便。当然，无论什么样的动作，最熟练的就是最好的，所以骑兵团也没有刻意要求大家统一标准。

骑兵在大蔡家附近围住了大股顽军，这时候，四连只要右旋半圈就能加入战团。于是大家都看指挥旗，只见旗子向右划了一圈，再刷地指向左方——左旋追击！“好嘛！老连长这回是想捉大鱼了”，战士们想起出发时杨勇司令员号召开展杀敌竞赛的事，明白李树茂是要让四连立新功夺锦旗呢，顿时兴奋极了。
四连向左兜了个圈，再度以散兵线队形杀向奔逃的顽军。敌人彻底乱了，公路上、原野上，跑得到处都是，跑不动了就把枪一丢，抱着脑袋坐在地上喘气。有个家伙被骑兵追急了，“噌噌噌”爬到树上去，刘大爷喊他下来，他还讲条件：“我下去，你不能拿刀砍我”。
“行，保证不砍你”。
于是就下来了，看一看，枪啊，手榴弹啊，什么武器都没有，早丢光了。
“你是干啥的？”
“吹号的”。
“你们当官的呢？”
“不知道，都跑了呗”
“骑马跑的么？”
“没骑马，我们长官不骑马”。
好消息！当官的徒步跑，一定能追得上。

于是赶紧追，追了一截，看见前面有一个军官，背上背着个包，身后一把手枪晃来晃去的挺显眼，听见刘大爷喊站住，他头也不回地猛跑。老刘策马从左边抄上去，本来是想砍一刀的，可不清楚他那包里装着什么，怕硌了马刀，就顺手在他脑袋下撩了一下，再兜马从正面劈。
这动作是连贯的，平时不知道练了多少次，转过身来时战刀已经举在空中。那军官半跪在地上，一只手撑地一只手遮着头，脖子猛向外喷血，一张小脸煞白。老刘定睛一看：哎呀，女的！
赶紧收刀，由于动作过猛，把马鞍都带动了。
这真是个女军官。老刘第一次遇到这情况（这也是他戎马生涯中杀的唯一一个女人），一时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这女的挺年青的，看见老刘不再砍她，还讨好地笑了一下，但老刘知道她是活不成了，战马的力量加上骑兵的刀法，她脖子上的伤一定很重。果然，战斗结束后经过这里，发现这女军官就死在路边，军帽盖在她脸上。老刘没有下马去看，他只觉得自己右手不大舒服，有点后悔那一刀下手太重了。

敌人跑进程楼，四连也跟着追进村子，刘大爷本来准备带人搜查房屋的，听见李树茂在街上喊：“不要在村子里停留，追出去，咬住敌人就是胜利！”，于是立刻打马冲了出去。村子西北面有一片坟地，两个排的顽军躲在那里阻击骑兵，副连长王元力正指挥着机枪和他们对打，刘大爷见状也下马步战。打了一会，看见一队骑兵冒着弹雨，斜刺里硬冲上去了，领头的正是副营长李树茂和连长周开树，王元力说：“坏了坏了，要挨骂了”，赶紧爬起来往上冲，刘大爷也回头喊：“把马带上来”。
给他们照看马的是四连文书孙志林（河北河间人，刘大爷对他的印象是：学生、戴副眼镜、会用照相机），骑马赶过来，旁边并排跑着的是王元力和刘大爷的战马，刚到跟前，旁边飞来一枪，孙志林摔下马来当场牺牲，他的马一惊，乍着毛就跑开了，带着其它两匹马也瞎跑。王元力手快，一把抓住马尾巴，翻身上去就冲锋，刘大爷没办法，只好徒步前进。
战斗很快就结束，抓了四十多个俘虏。李树茂却还在不依不饶地批评王元力：“敌人已经乱了，一冲锋就会垮，你和他们对打什么，难道要让敌人聚集起来么？”。又问刘排长：“让你们二排不停顿、追出去，你反倒怎么趴在地上打起来了？”，老刘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才好。这时候有战士把战马找回来了，刘大爷急忙上马，没想到，先前孙志林把马肚带松了几个扣，老刘没注意，一踩马镫，马鞍子就垮到了马肚皮上，害得他栽了一个踉跄。周围的人都乐了，连长周开树也笑着说：“大刘今天有点犯迷糊啊，象个新兵蛋子”。他们哪里知道，刘大爷是为那女兵的事，到现在还没回过神来呢。

连队调整一下继续追击，追到张双楼，又赶上二百多顽军，一阵砍杀，敌人四散逃跑，这回刘大爷不敢停留了，一直冲下去，出了村南口，看见二十多个人跟着一个又高又大的胖子，边打边退。副指导员马书龙说：“他们要进道沟了，快开枪打”，旁边的七班长和八班长都有机枪，立刻开火，其他人也用步枪打，那大胖子应声倒下了。
骑兵追到跟前下马查看，大胖子手握盒子炮，肩挎皮包，背部中了三弹，已经死了。问俘虏：“他是谁？”，答：“一百二十支队长关玉平”。
战士们取了他的手枪和皮包，这才发现他穿着一身士兵的军装，马书龙便问：“他为什么穿士兵的军装？怎么没看见抬棺材？”
“关队长平时就只穿布衣服和士兵服。棺材是仪仗队……这次是长途急行军，没带仪仗……”卫兵又问：“长官，我们能先把他埋了么？”
“埋吧，好歹他也打过鬼子，曾经是条好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