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雪定陵 (Z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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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字塔与中国皇陵

　　埃及人把古代皇帝称为法老。

　　金字塔是古代埃及的一种王陵建筑。相传古埃及人称这种建筑为“穆尔”或“梅尔”，意即升起的地方。今天世界上金字塔的通称“庇拉米得”一词似乎起源于希腊语“庇拉米斯”。这是古希腊一种三角形面包，由于这种王陵建筑同这种面包形状颇相类似，所以古希腊人就给它起了这样一个名字。中国人称它为“金字塔”，是由于它的外形很像汉字“金”字的缘故。

　　埃及已发现了八十三座金字塔，绝大多数已经倒塌。而位于开罗西南部的吉萨大金字塔，是埃及第四王朝的胡夫法老下令修建的陵墓群，距今已四千六百多年，被誉为世界奇迹中的奇迹。其中最大的一座高14．7米，周长近一公里，共用230万块巨石，20万奴隶苦役30年建成。前面一座巨石雕凿的狮身人面的斯芬克司巨像，阴沉、威严地直视东方。

　　法老为了自己的陵墓不被盗墓者进入，精心设计了一系列的陷井和机关。著名的吉萨大金字塔，为使墓室通道的入口处不被人发现，把入口放在北面大约13．5米高的地方，站在外面是很难发现和看到的。如若把那里的石头一推，就能轱辘辘转一圈。即使某个有运气的盗墓者，找到这个入口，也难以进到法老墓室。从入口往地下走去，有一条长长的走廊，实则是条迷径。走廊顶部的一块石头，也能轱辘辘转一圈。如果盗墓者闯过了这条迷径，那么他将碰到更难的第三关，这就是墓石前面的一条落石大走廊。法老的葬礼一完，就把四块巨石扔进去，把整个走廊堵得严严实实，连一丝缝儿都不露。而最后的一道关卡，就是用传统的咒语，来恐吓盗墓者。

　　咒语，在古代埃及是神显灵的一种方式。传说其方法是把被咒者的名字刻在一个土罐上，然后把罐打碎，表示被咒者将遭到灭顶之灾。

　　在埃及金字塔附近发现的一座陵墓，墓室前厅有一块匾额，上面刻着这样的咒语：

　　“死者之灵将会把盗墓者的颈部像一只鹅似地扭断。”

　　陵墓打开后，发现墓中躺着两具尸体。一具是法老木乃伊，另一具是盗墓者。据考古学家分析，这是盗墓者伸出手去拿木乃伊身上的珠宝时，顶上的一块石头突然掉了下来，把他砸死在墓室中。

　　1922年秋天，英国著名考古学家哈瓦德・卡塔抵达埃及罗克索，在许多民工帮助下，开始发掘埋在地下的图坦卡芒陵墓。

　　11月4日，卡塔骑着一只小毛驴，来到发掘现场后，只见工地上一片静谧。他感到很惊讶。这时工头匆匆跑来报告：“先生，我们挖到了一个阶梯。”卡塔大喜，开始鼓励民工加紧干下去，如发现宝藏，定有重赏。

　　第二天傍晚，民工们就挖出十二级阶梯。这时，一扇密封着的石门出现了。石门上刻有封印，封印上是一只孤狼和镶嵌九名囚犯的图案。这是帝王谷死者之城的封印，它同时表明这座地下陵墓未被盗过。卡塔意识到这可能成为一次世界上最伟大的考古发现。

　　不久，卡塔的好友英国爵士卡那封从英国赶来了。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最佳摄影师波顿，图画师赫尔和哈赛，象形文字学家威葛第纳，美国考古学家梅西等，都集中到了发掘工地。

　　11月26日，打开了第一扇门，清除了堆在走廊里二米厚的石块和砂砾，再向里挖进七米左右，又发现了一道石门。

　　若干年后，卡塔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说：“以颤抖的双手，我在左上首的角落，挖了一条裂缝。铁杆所及之处，都是一片黑暗和空洞。我们用蜡烛探测一番，看看是否有恶气，然后把洞挖大一点。我把蜡烛插进去，把头探进去看，里面散发着热气，使得烛光摇曳不定。但未过多久，当我们的眼睛对光线适应之后，里面的东西在朦胧中出现了，这是奇怪的动物雕像、还有黄金――每一处都金光闪闪，在这一时刻，我惊讶得哑口无言。”

　　卡塔组织民工，用锤子和撬棍把门打开，里面涌出一股憋了几千年的热气。两个黑色的和真人一样高的塑像，束着一条黄金的腰带，穿着黄色凉鞋，前额上装饰着一条金蛇，面对面地站着。还有金椅子，白石做的透明脸盆，闪光的金床，和许多饰着金银珠宝的衣服……此时，只听见响起一阵噼噼啪啪的声音，原来是许多木头做的器具，几千年来放在这个密不透气的墓室里，突然遇到新鲜空气，就迅速膨胀开裂，发出这种古怪吓人的声音。许多珍珠散落在地，用手轻轻一捏，就立刻化成粉末。这是因为时间太长，珍珠早已变质了。

　　他们又在四周墙壁仔细搜索，东摸摸，西敲敲，发现北面的墙壁声音不同，仔细检查，又发现了一个大洞。往里一看，只见里边有一间屋子，好象发生了一场大地震，椅子、箱子、小壶、人像等许多东西，杂乱无章地堆放着。大家进入后，只见到处是珍贵的随葬品。有116个箩筐，都是用金和银镶嵌细工装饰着，中间放满了果子、肉类和各种粮食，这些都是给死后的法老用的。41个水瓶过去曾装满葡萄酒，这也是为法老准备的。还有一条用雪花膏做的小船，长高各约7厘米，精致无比，据说这是法老死后游尼罗河的工具。除此之外，还有法老喜欢的武器、铠甲 家具等，都是金光闪闪，珍贵无比。

　　后来，又在站着的两个黑人之间找到了一扇门。这是1923年2月17日。卡塔选了二十名身强力壮的青年开启了这扇门。门打开后，用手电筒往里一照，就有一股刺目的光射了出来。大家走向前去，才弄明白这是用黄金做的箱子，箱面上镶嵌着世界最大的黄金板，高2．75米，长5．2米，宽3米。箱侧面满镶上等深蓝色的陶器和金子装饰品，辉煌灿烂，光彩夺目。

　　“这是棺龛！”卡塔高兴地喊了起来。

　　大家小心翼翼地打开棺龛，里面又出现一个大箱子。这是第二层棺龛，上面也罩着黄金板，比第一层更鲜艳夺目。这样的套箱直到第四层才变成石头棺椁。这些黄金铸成的巨箱，虽然一个比一个小，但却一个比一个精细，上面都有各种精致的花纹图案。这四个黄金巨箱可称得上世界上最古老、最珍贵的艺术品。

　　第五层显露的石头棺椁，长2．75米，宽和高各1．5米，用黄色石英岩做成，光滑如镜，闪耀着美丽的光泽。四个边角镶有美丽的女神浮雕，周围雕满各种鸡、鸟、虫、花、月、日的象形文字。这堪称是世界上最令人炫目夺魂的棺材。

　　在这狭窄的墓室里，要打开这座仅盖板就重达1250公斤的巨石棺材谈何容易？卡塔组织人力，费了好大的劲，才把棺盖挪开了50厘米。

　　大家往里面一看，只见一个黑乎乎的东西躺在里面，他们认为这可能是法老的木乃伊。但经过清理才知道，原来是白色的亚麻布，经过几千年的岁月才变成黑色。卡塔把六层裹布慢慢揭开，里边出现了一具金棺材，棺材盖上雕塑着一个辉煌灿烂的黄金人像，这就是图坦卡芝法老的黄金人。

　　黄金人额头上刻有秃鹫和蛇的符号，象征着不可侵犯的主人的尊严。交叉在胸前的双手，拿着皇家标志的神鞭和笏。眼珠由黑石做成，巧妙地镶进黄金雕刻的洞内，深蓝色玻璃制成的眼眉，和眼珠融为一体，炯炯有神。额头上端端正正地摆着一束花。经过几千年漫长的岁月，花虽早已干枯，但颜色鲜艳依旧，这实在是一大奇迹。

　　而真正的奇迹还在这黄金人被拿走之后。一层画满荷花的布料，包着一个厚3厘米的纯金制成的棺材，上面刻着奥西里斯神像，镶嵌着宝石和有色玻璃。打开这个棺材，里面是一具黑色的木乃伊，这就是图坦卡芝法老。他安详地睡着。

　　在整个发掘过程中，卡塔等人在现场成立了一个实验研究所，利用现代科技，对每件物品进行照相，并绘制成图，以便作长期研究。

　　正当发掘者兴奋地在第二个大厅工作时，卡塔在前厅中发现了一个用粘土做成的匾额。几天之后，象形文字学家威葛第纳就把这个匾额上的文字翻译了出来：

　　谁触犯法老

　　灾难就降临

　　处于某种心理上的考虑，卡塔、卡那封等学者把这块匾额偷偷地处理了，后来在陵墓的收藏物中，再也见不到它的踪影。但是，它的阴影却永远铭刻在读过这则咒语的人们心中，而且由此引起了一系列难以令人置信的灾难。

　　一位妇女参观完墓室从金字塔中间的一条斜道上一步步退出时，忽然大叫起来：“我要出去，快救命！”说完就倒在斜道上，当场死去。不久，一位西班牙妇女也在斜道顶端墓室入口处尖声大叫起来，倒在地上，全身痉挛。众人把她抬出斜道，才渐渐恢复知觉。事后她说：“好象有什么东西突然打了我一样，以后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第二天，开罗报纸登载了这个消息，于是世人纷纷传说：“这是法老显灵了！”

　　随着后来参加陵墓考察、发掘的历史学家、考古学家以及医学家的相继死去，“法老显灵”的传说又蒙上了一层更为恐怖和神秘的色彩。有科学家认为，图坦卡芝法老墓中放入了一种难以测知的毒菌和一种带有辐射线的稀有元素，这种毒菌和元素侵入人的身体后，重者可当场昏迷死亡，轻者半年之后根据自身的抗菌能力而逐渐出现各种病症，直至最后死亡。

　　古埃及法老的陵墓金字塔，以其难解之谜困惑着人类，并让后人作出了无限的遐想、推测和追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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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关定陵地下玄宫的传闻，也像西方对金字塔一样，笼罩在极为恐怖和神秘的气氛之中。早在到达金刚墙之前，各种传言就在当地百姓和发掘民工中洪水般泛滥开来。有人预言在金刚墙后面，就有暗道机关，只要挪动一块砖石，就会有毒箭射出，无论身体哪个部位中箭，必死无疑。金刚墙出现后，有人对着封口仔细观察一番之后，见无可疑迹象，便又开始推测，金刚墙后面没有暗道机关，但地宫中可能布下了暗箭和飞刀。只要一打开地宫大门，就会万箭齐发，飞刀同落，休想逃命……各种传说神乎其神，令人不寒而栗。仅凭传说似乎不足为信，在金刚墙发现的十天之后，一个身穿破衣、头戴苇笠的老头，悄悄地出现在工地一角，见有民工过来就打招呼，极为神秘地说道：“我家藏有祖传陵谱，上面清楚地写着这定陵地宫里有一条小河，上面飘着一只小船，要想见到万历皇帝的棺椁，必须踏舟而过。过河后，有一万丈深沟，沟底铺满铁刺，上面铺一道翻板，要想渡船过河，踏板越沟，必须是生辰八字相符者才能成功，不然必得丧命……”

　　民工见这老头颇有点儿仙风道骨的气派，便一个个让他掐算生辰八字。老头也不客气，有求必应，看完之后每人收钱两角。一圈下来，便捞了几块钱。当赵其昌、白万玉等人闻讯而来时，老头早已溜之乎也。

　　民间的传闻、神秘的老者，构成了一个个谜团，在人们心中滚动，蔓延，升腾，恐怖神秘的传闻终于传进文化上层人物耳中，并由此引起了极大的震动。长陵发掘委员会的郭沫若、吴晗、邓拓、郑振铎，先后来到发掘现场并作指示：“宁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要做好妥善准备，以保证人身与文物的绝对安全。”学医出身的郭老，还有具体说法：“古墓有尸毒，你们必须注意。”

　　原本对传闻只当作笑料的发掘人员，面对文化大师们的指示，心中再也不能保持平静了。既然传闻已在人们心中引起如此大的波澜，就不能不认真地分析对待。

　　金字塔内的咒语，与古埃及人对神的崇拜与信仰有关。但在墓室中所发生的种种奇闻，也不全是假的，只是科学未对此作出满意的解释。据日本考察队对埃及胡夫金字塔的电磁探测，证实金字塔至少有一条未打开的秘密通道，通道外侧还埋着一条完整的船。这条通道是为谁设计的？船干什么用？会不会就是人们传说的暗道机关？这一切仍为千古之谜而没有解开。

　　赵其昌曾带着这些疑问同夏鼐仔细商量，并取得一致认识：从西方的金字塔以及其他的大墓来看，有的确实埋有盗墓者的尸体。但这些盗墓者的死因是由于墓中内在的力量冲击，还是外力所加害，尚没有弄清。这种现象，在中国的一些墓葬群中也不少见，有的墓葬一打开，里边有三、四具盗墓者的尸体。但从多数尸体的形状、神态和墓葬的环境可断定，大都是外来力量的侵袭所致。盗墓者摸到棺椁后，从一头爬到尸体之上，然后把早已准备好的绳子分别套在自己和死尸的脖子上，挺一挺身子，被套住脖子的尸体也就翘起身子，这样，盗墓者就可随意地搜索棺椁中的宝物甚至脱掉死尸的衣服。宝物从开启的洞中递出后，不等下边的人爬出来，外边的盗墓者就用石头或土块把洞口堵死，以便将宝物独占，而里边的盗墓者只有活活地憋死。所以无论是西方或是中国，盗墓者大多是父子或兄弟组成帮伙，而很少由朋友组成。中国的皇帝陵是首次科学发掘，到底里边是什么形状，有没有暗器机关，需要慎重对待，尤其应该注意的是里边的气体。为了防止尸体腐烂变质，可能要放些保护性的药剂，这些药剂和地宫的腐烂气体相混合，很可能变成伤害人类的毒气，为防止发生意外，应再研究些史料，做好开宫前的一切准备工作，不打无把握之仗……

　　于是，赵其昌一边紧张地作打开地宫准备工作，一边和刘精义研究史料，以便取得绝对的把握。

　　西汉史学家司马迁在他所著的（史记・五帝本纪》说“黄帝崩，葬桥山。”《史记・封禅书》中又引述了轩辕黄帝的死因和入葬情况：“黄帝采首山铜，铸鼎于荆山下。鼎既成，有龙垂胡髯下迎黄帝。黄帝上骑，群臣后宫从上者七十余人，龙乃上去。”后来，汉武帝“北巡朔方，勒兵十余万，还，祭黄帝冢桥山。”后曾说：“吾闻黄帝不死，今有冢何也？”或对曰：“黄帝已仙上天，群臣葬其衣冠。”在当时，司马迁对黄帝的离世或说是乘龙上天，或说崩葬桥山，或说是衣冠纪念冢未有定论。黄帝是否真有陵墓存之于世，历史上众说纷纭，史学界一直争论不休。如《路史》对黄帝升仙之说提出不同意见，认为这是秦汉时期方士之言，不足为训。《剑经》上说的则是黄帝铸鼎以疾崩葬桥山，意指为铸鼎时生病而死。但后面又说，五百年以后，山崩，墓内空室无尸，只存有黄帝的宝剑和赤靴。

　　其实，这些记载并未能说出黄帝陵的真实情况。根据中国墓葬发展过程推测，那时还不会有现在这样的高坟大冢，更不会有陵园祭殿的建筑物。那么，现在陕西、河南、河北、甘肃甚至北京附近，现存的轩辕黄帝陵或纪念性标志，都是后人为纪念这位祖先和心目中的英雄而修建的，里边根本不会有他的尸骨。但司马迁所记，汉武帝北巡朔方回长安时，曾在黄陵县城北面的桥山祭祀过黄帝陵，这一点应是事实。由此也可以断定，桥山黄帝陵至今已有两千多年的传说历史。

　　在中国历史上，关于帝王陵墓最早的可靠的记载，当是陕西省骊山的秦始皇陵。据《史记》载：“始皇即位，穿治骊山，及并天下，天下徒送诣七十万人，穿三泉……”秦始皇十三岁即秦王位，不久就在骊山开始营建陵墓。统一天下后，又从全国征发来70多万人参加修筑，直至他50岁死时还未竣工，秦二世又修二年，前后共费时近四十年方完成这一浩大工程。

　　《史记》中，对陵的地下宫殿及陈设也有记述：地宫极其深邃而坚固，它不但砌筑“纹石”，堵绝了地下泉流，而且还涂有“丹漆”，起到了防潮作用。墓中建有宫殿及百官位次，放满珠玉珍宝，燃烧着用人鱼膏（一种四脚鱼，似人形，生活在东海中）熬的蜡烛，永久不灭。地宫中设有防备盗墓而自动发射的弩机暗箭，并在棺椁四周灌注水银，如同江河湖海围绕，机械转动，川流不息。上面象形日月天体，下面象形山川地理……作者还告诉后人，“二世葬始皇，令宫内宫女，凡无子女者，具殉葬；凡参修墓室之工匠，具另坑活埋之。”秦始皇入葬两千多年后，发掘人员在陵西南约1400米的姚池头和赵背后村发现有刑徒墓葬。这个占地1020平方米的“衣葬坟场”里，杂乱的骨殖竟然铺了一米多厚。这或许正是司马迁在《史记）中所记载的那些修陵工匠的归宿。

　　秦末战火中，秦始皇陵遭到了极大的浩劫。项羽入关以30万人发掘陵墓，宝器一月未能运完，最后付之一炬，大火一连三个月而不灭。后来，一个牧羊人因羊群跑进项羽部下所挖的始皇陵洞穴，便手执火把进洞搜寻，从而又引起洞内一场大火，地宫内的建筑全被烧毁。五代时军阀温韬以筹饷为名，复又进行大规模盗掘，陵中珠玉宝物被洗劫一空。

　　据《汉书》载，建元二年，也就是汉武帝即位第二年，也开始为自己营建“寿宫”，一直修了53年才竣工，等到武帝死后，陵上栽的树木已长得可以合抱了。陵墓高12丈，深13丈，墓室高1丈7尺，四门埋设暗剑、伏弩等机关，以防被盗，在开始营建的同时，迁各地富豪27万人到陵区居住。著名的历史学家司马迁，就是这时由夏阳搬到这里的。西汉末年，赤眉军占领长安时，曾“破茂陵取物犹不尽”，其实在这之前，陵墓早已被当地匪兵盗掘过了。

　　为省人力物力，同时也防被盗，唐代帝王陵一开始就采用了以山为陵的形式，利用山的丘峰作为陵墓的坟头。安葬李世民的昭陵，就选择了长安西北海拔1188米的九■山为坟，凿山建造而成。史料记载，这一葬法是由李世民的结发之妻长孙皇后提出的。她先李世民而死，临终前对李世民说，为了节俭，尚需薄葬，“请因山而葬，勿需起坟”。实际上这是李世民自己的主张，不过借皇后之口提出而已。在他为长孙皇后所撰碑文上就曾说：“王者以天下为家，何必物在陵中，乃为已有。今因九■山为陵，不藏金玉，人马、器皿，皆用土木形具而已。庶几奸盗息心，存没无累。”

　　我们今天看唐太宗李世民的昭陵和高宗武后合葬的乾陵这两处以山为坟的陵寝，其气势之雄伟，连秦始皇陵的硕大封土也难以与之匹敌。至于防止盗掘，昭陵却未能逃脱，唐亡时军阀温韬率兵挖掘，曾运出金珠宝器无以数计。看来李世民并非真的“薄葬”。唯独高宗和武则天的乾陵至今没被盗掘，大概与山石坚固、巨石铅水封门有很大关系。

　　唐以后的诸家皇陵，大都有暗箭、弓弩、毒气之说，但多数还是遭到了后人的洗劫。至于盗掘中这些暗箭、弓弩、毒气到底是否发挥作用，发挥了多大作用，官方史料并无记载。只有一些野史叙说了盗墓者的详细盗掘经过和暗器的利害，但这些实不足为凭。即使近代军阀孙殿英盗掘清东陵的乾隆、慈禧陵墓的详细经过，也是众说不一。何况假设陵墓地宫中果有暗器，也早被孙殿英的炸药包轰毁，起不到任何作用了。

　　但有一点不容忽视，当初万历皇帝修建定陵时，不会不知道历代帝王陵墓大多数被盗的事实，陵墓的具体负责者也一定读过《史记》和《汉书》之类的文献史料，对诸陵中所设暗道机关，自然明白无误。既如此，他们就不可能不在地宫中作些防盗的器械设备。而中国历史走到明代，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已经升起曙光，这一点，从明朝初期的郑和下西洋所率的庞大船队可以得到证实。这时要在地宫中设置防盗器具，秦汉的弓弩利箭被更加科学的先进武器所替代，大概已是理所当然的了。那么，定陵的地下宫殿到底有什么样的先进暗器？这个谜团久久地困扰着每一个发掘队员的心。

[千古人]

风雪定陵是本好书~偶都读了好几遍啦~多谢转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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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风流皇帝苦命妃

　　少年皇帝偶遇翩翩少女，尤如烈火投入干柴；一段风流韵事，使万历抱憾终生。而另一个女人的出现，竟酿成了长达几十年的“国本之争”，危机四伏的大明帝国再次受到重创――

两个女人

　　1578年，礼部奉慈圣皇太后旨意，选得锦衣卫指挥使王伟的长女王氏为万历皇后，并择得黄道吉日，由张居正等人主持，于2月19日完成了皇帝的大婚典礼。

　　对于16岁的万历皇帝来说，这次大婚并不是一件撼动人心的大事。他和这位13岁少女结婚，完全是依从母后慈圣的愿望。太后年高，望孙心切，在她心中对孙子的企盼是越早越好，越多越好。按照祖制，皇后一经册立，皇帝再册立其他妃嫔即为合理合法，她们都可以为皇帝生儿育女。

　　万历九年（1581年）八月，万历派文书官传达太后意见：“命专选淑女，以备侍御”。太后的用意是很明显的，即为了增加皇室的后代。因为大婚后，王皇后一直未有生育，到万历九年十二月才生下了皇长女。当时任首辅的张居正心领神会，启奏说：今皇上仰承宗庙社稷之重，远为身世长久之图，而内职未备，储嗣未蕃，这也是臣等日夜悬切之事。但选用宫女事体太轻，恐怕名门淑女不乐意应选，不如参照嘉靖九年（1530年）选九嫔事例，上请太后恩准。

　　几天后，万历在得到太后同意后，命礼部查照嘉靖九年世宗皇帝选册九嫔事例，先于京城内外出榜晓谕，然后会同巡城御史，专访民间女子，凡年在14岁以上、16岁以下，容仪端淑，礼教素娴，及父母身家无过者，慎加选择，陆续送诸王馆。其北直隶、河南、山东等处，另差司官前去选取。

　　此事终于在万历十年（1582年）三月办成。万历在皇极殿宣布册选以下九嫔：李氏为端嫔，郑氏为淑嫔，王氏为安嫔，邵氏为敬嫔，李氏为德嫔，梁氏为和嫔，素氏为荣嫔，张氏为顺嫔，魏氏为慎嫔。

　　王皇后性情端谨，颇有孝心，但却是一位不幸的女性。她享有宫内的一切至高无上的尊荣，但却缺乏一个普通女人可以得到的欢乐。按照传统习惯，她必须侍候皇帝的嫡母仁圣太后，譬如扶持太后穿衣打扮、下轿上床；皇帝另娶妃嫔，她必须率领这些女人拜告祖庙。这种种礼节，她都能按部就班地照办不误，很得仁圣太后的欢心和群臣的称赞，以至死后被谥为“孝端”。万历十年以后，郑贵妃虽然倍受宠幸，但王氏能够忍耐不加计较，所以才保持了她在中宫四十二年之久的最高荣耀地位。

　　明代的宫女大都来自北京和周围省份的平民家庭，像选后妃一样，容貌的美丽与否并不是唯一标准。凡年在十三、四岁或者再小一点的都可列在被选之内，但是他们的父母必须是素有家教、善良有德的人。应选后妃的条件包括：相貌端正，眉目清秀，耳鼻周正，牙齿整齐，鬓发明润，身无疤痕，性资绝美，言动中礼。宫女的标准有别于后妃，各方面标准比后妃略低。她们在经过多次的挑选之后，入选者便被女轿夫抬进宫中，从此再难跨出宫中一步。这些可怜的宫女，唯有在骚人墨客笔下，其容貌、生活才显得美丽而极富浪漫色彩。实际上，皇宫里的宫女几千名都归皇帝私有，她们中的绝大多数只能在奴婢生活中度过一生，个别“幸运者”也只在无限期待中消磨时光。明末陈忱在《天启宫词》中对宫女曾有过这样的描述：

　　六宫深锁万娇娆，

　　多半韶华怨里消；

　　灯影狮龙娱永夜，

　　君王何暇伴纤腰。

　　宫女们的最后结局也不尽相同。有的可能到中年时被皇帝恩赐给某个宦官，与之结为“夫妻”，即所谓“答应”或“对食”；有的则被送到罪臣之妇干活的浣衣局去洗衣打杂；倘皇帝一时兴致所至，也会把一些人放出宫去，这些大多是皇帝不能“临幸”的前朝老年宫女。留在宫中的，倘若在繁重的劳动、森严的礼节、不时的凌辱中支持不住而得病，也不能得到医治。“宫嫔以下有疾，医者不得入，以症取药”。宫嫔尚且如此，官女自不待言。宫女死后的待遇更是悲惨至极。她们要和内监的死葬一样，送到北京西直门外进行火葬，骨灰则被放在枯井中，即所谓“宫人斜”，连一块平民入葬的棺材板都得不到，更无需说家人在灵前凭棺一恸了。

　　既然现实制度无法改变，被投入宫内的女人就要竭尽全力得到皇帝的青睐和亲近。惟此，才有可能使悲惨的命运有所改变，并可能带来一生的荣耀。这一点，在万历的母亲慈圣太后身上就曾得到鲜活的体现。慈圣太后原为一个普通宫女，只是在一个偶然的机会被父皇穆宗看中，私幸后生下幼子朱翊钧，才逐渐得宠，而终于登上了皇后的宝座。

　　就在朝廷内外大张旗鼓地册选九嫔之时，一个极为罕见的契机竟悄然来到。这天，年已19岁的万历皇帝，本想到慈宁宫拜见母亲，却不想遇到一个婷婷袅袅走来向他请安献茶的宫女王氏。王氏年方十七，端庄秀美，颇有姿色。事情如此简单，慈圣太后恰巧不在宫中，一个体态丰腴、情窦初开的妙龄女子，和一个拥有至高无上权力的青年皇帝在一起，其结果是不难猜想的。万历欲火顿炽，拉住王氏便私而幸之。此时的万历万万没有料到，这一时的冲动竟影响了他的一生，并导出一场爱情悲剧。

　　按规矩，万历在私幸之后就该赐一物件予王氏，作为临幸的凭证，何况这一举动被文书房的内宦记入《内起居注》。因为皇帝的子孙是不许有赝品的。但由于王氏是母亲宫中的宫女，虽然没有人会因为这件事去指责他的不轨，但年轻皇帝却感到此事不大光彩。他不顾王氏那哀怨的眼神，穿衣束带后竟自走出慈宁宫。万历觉得一切会随着那片刻欢乐的过去而永远消失，孰想春风一度，王氏却暗结珠胎了。

　　王氏身怀有孕，几个月后就因体型的变化被慈圣太后猜破并盘问出来。这位老太后面对此情此景，想起自己作为宫女时的苦难与辛酸，对王氏的景况深表理解，同时也为自己有了抱孙子的机会而大为高兴。她几年前为儿子立了皇后，又为万历一日而娶九嫔，但有心栽花花不开，这些女人丝毫没有生育的征兆。王氏的怀孕，恰似久旱逢春雨，老太后不能不为之庆幸。一日，万历侍慈圣皇太后酒宴。席间，太后向万历问及此事，他却矢口否认。对万历一向管束严厉的慈圣太后，立即命左右太监取来《内起居注》，叫万历自己看。事实面前，万历窘迫无计，只得如实承认。慈圣太后望着儿子失魂落魄的样子，好言相劝：“吾老矣，犹未有孙。果男者宗社福也。母以子为贵，宁分差等耶！？”

　　在慈圣太后力主之下，王氏于1582年6月被册封为恭妃。同年8月，王恭妃不负众望，果然生一个男孩。这个男孩就是一生遭万历冷遇和歧视的短命皇帝――光宗朱常洛。

　　皇帝首次有子，在这个封建思想极为浓厚的国度里，自然是一件喜事。由此，皇帝下诏全国减税免刑，派使节通知和本朝关系友好的域外邦国……表面上看这是一场喜剧，而实际上却是一场悲剧，而导致这场以喜剧开始却以悲剧结束的根源，是万历遇到了另一个女人，即在1582年3月刚被册封为淑嫔的郑氏。这位长得乖巧玲珑的小家碧玉，尽管十四岁进宫，两年之后才受到皇帝的殊宠，但她一经介入万历的生活，就使这位青年皇帝把恭妃王氏置于脑后。更不寻常的是，他和这位少女的热恋竟终生不渝，而且还由此埋下了本朝一个极为惨重的政治危机，其结果是导致大明帝国身受重创而最终沉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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闭月羞花郑贵妃

　　郑贵妃确有倾城倾国、羞花闭月之貌。这一点在她由淑嫔晋升为德妃的册文中可以看到：“柔嘉玉质、婉兰仪。九御升华，恪守衾n之度；双环授龙，弥遵图史之规。宜陟祟班，用漳异渥。”

　　多少年后，有研究者认为：郑氏一生，她之所以能赢得万岁的欢心，并不只是因为她的美貌，更多的是由于她的聪明机警、通晓诗文等他人少有的才华。如果专恃色相，则宠爱决不可能如此地历久不衰。

　　自张居正去世以后，万历脱出了翰林学士的羁绊，尤其在他晋封了王氏为恭妃并成为父亲之后，慈圣太后不再干预他的生活。经过了养儿育女的人生之关，同大多数青年男子一样，万历皇帝这时确实已经成年了。他已经没有时间和兴趣再跟小宦们胡闹，严酷的政治现实迫使他励精图治，挽帝国于危难，扶大厦之将倾。他命令大学士把本朝祖宗的（宝训）抄出副本供自己参考，又命令宦官在北京城内收买新出版的各种书籍，包括诗歌、论议、医学、杂剧、话本等供自己阅读，以加深对中国文化的进一步了解。而当他读罢极富传奇色彩的小说和富有悲剧意味的杂剧之后，又不免在心中涌起淡淡的哀愁，自己因贵为天子，有时却不比一个黎民百姓更为幸福和自由。他在崇拜那些英雄豪杰的同时更渴望张生与崔莺莺那样的爱情，希祈得到一个自由的乐园。

　　一天夜里，万历住在郑妃宫中，无意间哼了一段《西厢记》的唱词：

　　“青山隔送行，疏林不做美，淡烟暮霭相遮蔽。夕阳古道无人语，禾黍秋风听马嘶。我为甚么懒上车儿内，来时甚急，去后何迟？”

　　万历刚一唱完，身边的郑妃立即唱出了下段：

　　“四周山色中，一鞭残照里。遍人间烦恼填胸臆，量这些大小车儿如何载得起？”

　　这里要首先提及的一点是，许多史料曾流传郑妃生于京郊大兴县一个贫寒之家，当宫庭选妃的消息传来时，全县一片哗然，许多少女们为躲避册选竟连夜出嫁。她父亲郑承宪也匆匆把她许给某孝廉为妾，并火速举行成婚之礼。但在迎娶之时，父女相对，悲恸不已，谁知哭声被过路的太监听到，太监们见郑氏生得十分俊俏，立即禀报主事官，郑氏终于被带进宫墙入选，并以如花似玉之身侍奉万历。但从她的聪明才智和对《西厢记》的了如指掌来看，大概郑氏并非出自一个贫寒之家。作为一个贫寒之家的女儿，要准确无误地背诵出《西厢记》的唱词，几乎不太可能。

　　郑妃唱完，脸颊绯红，两眼含满泪水，果有崔莺莺和张生十里长亭诀别之态。万历皇帝大为震惊，想不到在自己身边竟有这样通达诗文、多情善感的女才子。他激动得上前抓住郑妃的玉手：“爱妃怎晓得这唱词？”

　　“这崔莺莺和张生的故事谁不晓得？我在家时就读过这些情爱之词。”

　　年轻的万历由惊转喜。多少个岁月的求索挣扎，今日终于找到了一个知音。自此以后，他经常来郑妃宫中，向这位女人倾诉自己的惆怅和政治抱负。郑妃凭着机智和聪敏，很快就理解了命运为她所作的安排。可以说，她是在最适当的时机走进了万历的生活中的。既然机会已经到来，就应紧紧抓住，发挥最大的能动性，达到自己预期的目的。她看透了万历皇帝虽然贵为天子，权倾四海，但实质上既柔且弱，精神空虚孤独，没有人给予同情和理解。即使他的亲生母亲，也常常把他看成一具执行任务的机械，而忽视了他毕竟是一个有血有肉、既能冲动又会伤感思怀的“人”。

　　基于这种了解，此时的郑妃已透彻地看清了作为一个异性伴侣所能起到的作用，应该怎样以自己的青春热情去填补皇帝精神上的寂寞。别的妃嫔对皇帝百依百顺，心灵深处却保持着距离和警惕，惟独郑妃是那样的天真烂熳、无所顾忌。她敢于挑逗和讽刺皇帝，同时又能聆听皇帝的倾诉，替他排忧解愁。在名分上，她属于姬妾，但在精神上，她已经不把自己看成姬妾，而万历也真正感到了这种精神交流的力量。她不但不像别的妃嫔一样跟皇帝说话时低首弯腰，一副奴才相，反而公然抱住皇帝，摸他的脑袋……这种“大不敬”的行为，除她之外，是无人敢做的。也正是她表现的不同，万历才把她引为知己而备加宠爱。不到三年就把她由淑嫔升为德妃再升为贵妃。

　　有的《明史》研究者曾认为：多少年后，首辅申时行辞职家居，回忆起在他担任首辅的八年中，曾经看到万历皇帝有过精神焕发、励精图治的雄心壮志与行为。尤其是在1585年张居正一案落实后，郑贵妃生下儿子朱常洵之前的几个月，皇帝对首辅申时行提出的治国要求，总是全力以赴地大加支持，并热心参与各种典礼。在形式化的帝国制度中，表面的支持即是实质的参与，它足以策励群臣百姓勤俭笃实，挽帝国于危难。皇帝的这番作为与他和郑贵妃邂逅相爱有无关联，申时行没有提及，但有一点可清楚地看出，在郑贵妃的儿子常洵出生后，随着“国本之争”的开始，就再也见不到皇帝的这种作为了。

　　无论是从申时行的回忆还是明代资料中，都可以见到这样一个特殊的事例。

　　1584年入冬以后，京都出现干旱，尤其是到了春夏之交的季节，干旱越发严重，以致河流干涸、麦禾枯焦。在各个地方官员向天求雨而无结果之后，皇帝决定亲自到天坛向“天父”求援，以向普天之下表示他关心民众苦难的诚意。

　　按照先朝的规定，万历三天前便开始斋戒，并在宫中奉先殿默告祖宗，给上天写一封十分虔诚的求援信，署上“臣朱翊钧”，先一日送到南郊坛庙。

　　5月16日，旭日东升，光华万里。万历皇帝穿戴整齐，由皇极门开始步行，百官则在大明门列队以待。

　　京城百姓多年来还是第一次看到这样庄严而朴素的仪式。皇帝一个人健步走在前边，后边跟随的是首辅申时行和六部大臣等，而文武官员各两千人则列成单行两两相对，浩浩荡荡，和皇帝一起向天坛进发。包括皇帝、文武百官和宦官，一律身着蓝色布装，只是领部和下缘以黑布镶边，平日的金银玉带此时全被牛角带所代替。

　　以前“肃静”、“回避”的严规由于皇帝的圣谕而被取消，人们聚集到街旁，为一睹天颜而感到幸运。相貌端正、脸圆须短、身材略胖的年轻天子，以如此虔诚的姿态迈着稳健的步伐向前走着，使目睹者无不为之动容。

　　而此时，最激动的恐怕要数皇帝本人。张居正不让他练书法他感到不快，母亲不让他出游嬉玩他感到委屈，而宦官冯保的监督与挟持令他愤怒。今天，他才真正从张居正死后的怅惘和茫然中解脱出来，爱他所爱，恨他所恨，去干一个皇帝应该干的事业了……他感到惬意、骄傲与自豪，同时生发出一种“临泰山而小天下”的博大之情。从前的胡闹与冲动和如此伟大的壮举比起来显得多么可笑和幼稚，昔日的调怅与悲凉又是多么微不足道。天地如此广阔，世界如此博大，面对这广天阔地，作为一个帝国的最高统治者，应该干一番辉煌而壮烈的事业！可惜这念头只在这十里之遥的路上产生过，以后他再也不愿创造这种机会去鼓舞自己、激励臣民了。

　　天坛的圜丘是万历的祖父世宗皇帝1530年修建的。万历在这座与天地沟通的建筑物的同心圆最下二层石阶上跪下来，点燃香火，朝天叩头四次。文武百官则列队站在西墙之外，随着赞礼官在昭亨门的传赞，百官也依然跪拜如仪。

　　这一天，万历皇帝的情绪异常高涨。当仪式结束，宦官们把御轿抬到他面前时，他却坚持同百官步行回宫。而这时恰好烈日当空，光焰似火，致使那些第一次受此劳苦的大臣们感到困苦不堪。到大明门后，队伍刚解散，就有一位兵部主事迫不及待地从袖子里抽出折扇，使劲挥动。虽然此时礼仪已经终止，但如此的不能忍耐仍属失仪，值班御史报告上去，其结果是这位倒霉的主事被罚俸半年。

　　申时行侍奉皇帝到皇极门，然后叩头退下。临行时他向万历致以慰问，万历答称：“先生劳苦。”这时候首辅固然既饥且渴，极度疲惫，但相形之下皇爷则更为劳累，他还要到奉先殿去向列祖列宗祭拜，尔后还要参见慈圣太后。

　　万历步行祈雨，是迷信的驱使，还是出于维系人心？恐怕连皇帝本人也难以解释清楚。但有一点不能忽视，当一个人处于困境之时，他就不愿放弃任何足以取得成功的可能性，哪怕它极为渺茫，他也要把它当作精神上的支柱与寄托。皇帝躬亲求雨，不论是出于何种动机，这种虔诚的态度和奋进精神，最低限度地表示了他对一切尚未绝望。希望源于失望之中。他的挣扎、他的自责，以及他对臣僚所作的爱民训示，都可以安慰人心。既然我们的封建王朝一向认为精神力量超过客观实际，那么，这次求雨即是作为皇帝克尽厥职的最高表现。

　　在万历祈雨不到一个月的6月25日，一场甘霖突降人间。最初是雨中带雹，旋即转为骤雨，雨势一直延续到第二天方才停歇。万历当仁不让地接受了百官朝贺。他由衷地感到骄傲与自豪。在以后的若干年内，即是他再想做出这样激动人心的事，也身不由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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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本之争

　　在中华帝国，一个注定要当皇帝的小孩子生下来后，便不是被作为一个人而是作为一个神奉养起来。他一旦登上宝座，便成为权力的象征，神的化身。他拥有一切，主宰一切，而恰恰也是出于同一原因，他又成为整个帝国最不自由和最不幸的人。他的一切行动都要受到严格的限制，以便成为人们心目中的行为准则和榜样。为此，朱翊钧的母亲常常在他睡眼朦胧时催他去举行早朝，张居正要他读那些枯燥无味的书，群臣也不止一次地用祖宗的规范去劝谏他。麻烦的是他也是一个“劣根”未除的“凡夫俗子”，和常人一样有七情六欲。因此，当他临朝重复地看着臣下做着早已烂熟的动作，朝他日复一日地跪拜行礼时，当他退朝以后只能冷冰冰地厮混于六宫佳丽之中，看着他早已习惯而且千人一律的期待神情时，他生活上的不自由、精神上的空虚便可以想见了。尤其是，像他这样一个面对边疆危机四伏、朝政日益腐败而又无能为力的王朝后代，有什么办法能够寄托他的感情呢？

　　无论当朝和后人对郑贵妃作何评价，但她的聪明机灵、善解人意却是个无可否认的事实。这样一位才貌双全的女人，既然已被推上这个凄壮的祭坛，那么这个祭坛上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都会教她必须倾尽生命的本能与才华，去作殊死一搏，以便尽可能地获取上苍的恩宠，除此别无选择。但是，这个帝国制度却容不得她对命运的把握和抗争。1586年，郑贵妃生下儿子常洵。由于万历对王恭妃和郑贵妃的待遇不同，长达几十年的“国本之争”由此揭开了帷幕。

　　郑贵妃对于生下常洵后被万历册封为“皇贵妃”感到毫不意外，她认为以她和皇上的亲密关系，获得这一荣誉并不过分。册封之前，万历要预先公布礼仪以便有关衙门作必要准备。消息传来，就有一位老臣提出异议：“按照伦理和习惯，这种尊荣应该首先授予皇长子的母亲恭妃王氏；郑贵妃仅为皇三子（另一位皇子不知生者为谁，史书无记载）的母亲，后来居上，实在是本末颠倒。这一异议虽然引起万历的一时不快，但册封典礼仍按原计划进行。然而谁也没有想到，这个册封典礼竟成为一场影响深远的政治斗争的导火索，导致了此后数十年皇帝与臣僚的互相对立，而且涉及到整个帝国的安危。

　　册封郑贵妃为皇贵妃的仪式是极其隆重的。首辅申时行和定国公徐文璧，在身穿龙袍正襟危坐的万历面前，接受了象征权力的“节”，然后在礼官乐师的簇拥下，来到左顺门，两人以庄严郑重的态度把“节”和“册”交给早就恭候在门口的太监，最后再由太监送到郑贵妃手中。在这隆重的册封仪式上，当郑贵妃从太监手中接过上书“朕孜孜图治，每未明而求衣，辄宣劳于视夜，厥有鸡鸣之功”的“册”和金印时，她似乎再也无法抑制自己的感情，玉手微微颤抖着。在人数众多的宫女和妃嫔中，是她以自己的努力和心计争得了皇帝的宠爱，这种爱使她在回想自己的辛劳时也得到了极大的满足。如果这种情爱得以继续保持，儿子当太子以致当皇帝，而她自己成为皇后和皇太后，并不是十分遥远的梦想。

　　作为此时的万历皇帝，对这次册封不免有些心虚，他料定事过之后必定有人要跳出来加以反对。事实证明了他的预见，就在册封郑贵妃的当天，户科给事中姜应麟即上疏，给他正在热血沸腾的心中泼了一瓢冷水。

　　还在常洵出生以前，首辅申时行就曾建议万历早立太子。但万历皇帝不愿把自己不喜欢的女人生的儿子立为帝位的合法继承人，便以皇长子年龄尚小为借口推托过去。常洛五岁时，王恭妃还未受封，而常洵刚刚出生，郑贵妃即获殊宠，这不能不令那些早就疑心重重的大臣们怀疑万历要废长立幼。他们不愿因这事让步而被记入史册，让后世觉得朝中无忠君爱国之人。

　　姜应麟在疏中用的言辞极为尖锐而沉重：“礼贵别嫌，事当慎始，贵妃所生陛下第三子犹亚位。中宫恭妃诞育元嗣，翻令居下，揆之伦理则不顺，质之人心则不安，传之天下万世则不正。请收回成命，先封王恭妃为‘皇贵妃’，而后及于郑妃。则理即不违，情即不废。”

　　姜应麟无非是希望万历能收回成命，名义上说先封王恭妃，而实际则是要万历封皇长子为太子。万历在处理此事时，再次体现了他的性格：懦弱使得他既想保住既得成果，又想叫群臣承认他所作所为是公平合理的。所以他在接到姜应麟的上疏之后，煞有介事地勃然大怒，气冲冲地召集身边的宦官，似发火又似解释般地恨恨说道：“册封贵妃，初非为东宫起见，科臣奈何讪朕？”边说边用手不断地敲击书案。宦官们出于对皇上身体的考虑，不断地叩头求他息怒。万历觉得他的苦心得到了宦官的理解，但还是降下旨意说：郑贵妃之所以特加殊封，只是由于她敬奉勤劳，此事与立皇储毫无关系。立储自有长幼之分，姜应麟疑朕有私心，应降处极边。

　　臣僚在幕后勾心斗角，但唯其在这件事情上却显得齐心协力。这不只是由于“明臣好诤”的缘故，按照他们的思维方式认为，太子的设立关系到国家的根本利益。姜应麟为立皇储一事受到贬谪，居然无人出来替他鸣冤叫屈，这对于食国家俸禄的大臣们来说是极不光彩的。他们饱读史书，深知礼教，自然知道这件事应当如何来做。

　　吏部员外郎沈Z、刑部主事孙如法继姜应麟之后再次上疏指责此事，其结果是一并获罪。接着又有南北两京数十人上疏申救。万历对此虽置之不理、我行我素，但心中却极其恼火。四百年后，明史研究学者黄仁宇先生在论述万历这一时期的生活和政见时，曾有过独特的见地：作为万历皇帝，他对于自己的“私生活”被人干预感到难以忍受，觉得这如同把金银首饰、玉器古玩赏赐给一个自已喜欢的人，别人无权干涉。而此时的臣僚对万历皇帝的作为越来越“出格”，感到同样困惑：贵为天子，怎好如常人那样感情用事，为所欲为呢？像历朝大臣一样，他们总是把希望寄托在一个好皇帝身上，而最要紧的就是那个“好皇帝”是他们辅佐之人。这样，他们获得赏赐时，不管是官阶或者财物，都会随着皇帝的声望而提高欣赏之物的价值。张居正改革社会的试验和培养皇帝的努力，虽然以身败名裂而告终，但大臣中仍不乏继续奋斗者，他们尤其不愿看到万历被一个女人“勾引”而误国误民。

　　自从册封郑贵妃为皇贵妃引起群臣几乎一致的反对以来，万历对临朝听政十分厌恶。这时候，慈圣太后已经在慈宁宫中安度晚年，五更时分不再到万历住所呼喊“帝起”并携之登辇上朝了。张居正已死，冯保被贬，那位被称为“和事佬”的当权者首辅申时行，抱着万历有朝一日自会觉悟的幻想，对皇帝一再迁就。这样，万历皇帝在那些国色天香、销魂荡魄的六宫佳丽与板着面孔吹毛求疵的大臣之间，选择了前者。只有置身其中，他才能感到片刻宁静与欢乐。尤其是在那位体态娇柔、情投意合的郑贵妃面前，他才感到作为一个人的真实存在。

　　既然大臣敢放胆抨击万历隐私，那么皇帝身边的宦官也就不再为向外廷传递一些秘闻而感到忐忑不安。随着万历皇帝日常生活放纵的消息不断传出，加上皇帝不时以“头眩”为由不举行早朝，那些虎视眈眈纠偏的大臣又发起新的一轮“攻击”。

　　礼部尚书洪乃春首先上疏道：前些时候就听到传言，说陛下由于骑马被摔下来伤了额头而托辞“头眩”不举行早期。如果真是如此，以一时的快乐，而忽视了对安全的考虑，为患尚浅。但如果是陛下所说的“头晕目眩”危险可就大了。“以目前衽席之娱而忘保身之术，其为患更深”。洪乃春这些话语，已经不像是一个大臣在劝谏皇上，倒像是一个长辈在训斥一个不肖子孙。更令万历怒发冲冠的是，洪乃春居然敢把自己不举行早朝一事的原因，归结到贪恋女色上，如此张扬，让他如何为人君父？如不采取断然措施，谁能保证不会有第二个“马嵬坡之变”呢？谁又能禁止人们明目张胆地骂他是贪色误国的李隆基呢？

　　于是，不管阁臣还是御史们如何劝说呼救，都无济于事，洪乃春最终还是被拖到午门外廷杖六十，然后削职为民，以至最后愤郁而死。他是万历皇帝真正独立执政后，第一个因为干涉皇帝“私生活”而遭到廷杖的大臣。如果说以前廷杖大臣是由于张居正、冯保的缘故，那么这以后廷杖几乎成了万历对付那些对他和郑贵妃之间的关系敢于置啄的大臣们最主要的手段了。

　　仍然像黄仁宇先生指出的那样，大臣们被杖之后，立即以敢于廷争面折而声名天下，并且名垂“竹帛”。死是人人都惧怕的，但只是屁股上挨几板子就可以名垂千古；为此而冒险的也就大有人在。万历皇帝在这些前仆后继的劝谏者面前，到底还是精疲力尽了。他头脑中自当皇帝始就存在着的那点儿幻想也随之破灭。母亲和张居正赋予了他满腹经纶、道德伦理、为君准则、三纲五常……似乎一切都已具备，但就是没有赋予他坚强的意志和自信，而这一点恰是一个人最应该具备的精神财富。正因为如此，他才失去了祖宗们那样的真正至高无上的权力和权威。表面看来，他是为了郑妃的缘故，走上了一条在万念俱灰的心理支配下自我毁灭之路，而实际上他的灰心因为他无力驾驭这个庞大的帝国机器造成的。贪财好色并把希望寄托在虚无缥渺的来世，只是他消极对抗的手段，既然这个帝国机制造就了这样一个皇帝，那么，历史也只能让他沿着这个轨道走下去了。

　　正如黄仁宇先生所作出的结论，郑贵妃想让自己的儿子当太子这是肯定的。处于这样一种备受皇上宠爱的地位，产生这样的想法不足为奇。既然有希望，聪明过人的郑贵妃就不会放弃任何努力，她所做的一切也就无可指责。但是对于那些意志坚定、不屈不挠的大臣们来说，挫败郑贵妃的“阴谋”，如同阻止一个败坏朝纲、危害千秋帝业的“魔鬼”。在他们看来，郑贵妃要立自己的儿子为太子对本朝的危害，要比八旗大军的铁蹄更为严重。事实上，就在1587年即郑贵妃生下儿子常洵一年之后，辽东巡抚注意到北方一个年轻酋长正在逐步开拓疆土，吞并附近的原始部落。他觉察到此人必成明朝的心腹大患，就派兵攻打，但出师不利，几乎全军覆没。他认为失败的主要原因，在其部下一个开原道参政（朝廷派来监视巡抚的命臣），不照命令行事，而坚持改剿为抚的主张造成的。辽东巡抚参劾这位参政的奏折一到北京，被参者反而取得朝廷监察官的同情，他们又出来参劾这位辽东巡抚。当时的首辅申时行认为这完全是一件小事，不值得大惊小怪，引起内外文官的不睦。这位首辅再次运用了他的机智，以“和事佬”的身份出面调停，建议万历对双方参劾彼此对销。不必再论谁是谁非。然而这种处理的后果，却给了北方那位酋长一个难得的机会，使他继续大胆放肆地吞并其他部落，继续利用明朝内外官员的不和来发展自己的千秋大业，他开始创立文字、完善军队制度、研究攻防战略……这位酋长就是努尔哈赤。若干年后，他将成为八旗子弟的首领，死后谥号清太祖。

　　围绕着“国本之争”这件大事，朝廷的臣僚渐渐地形成了两大对立的派别：以首辅申时行、大学士王锡爵、沈一贯、方从哲等人为首的一派态度暖昧且“依违其间”；而以顾宪成、高攀龙、钱一本等为首的一派以“东林书院”为据点，主张坚决按照“有嫡立嫡、无嫡立长”的成规，拥立常洛为太子，从而形成明末名震一时的“东林党”。因沈一贯是浙江宁波人，他在继申时行之后出任首辅期间，纠集浙江籍京官与东林党作对，因而被称为“浙党”。此外还有“齐党”、“楚党”等多种派别，他们共同联合起来反对东林党。而各党在相互争斗中，又都利用京察的机会排除异己。京察是明政府考察京官（南、北二京）的制度，六年一次，每逢巳、亥年进行。在京察中，根据官员的政绩、品行，分别予以升、降、调或罢官的奖惩。凡在京察中被罢官的，永不起用。所以，各党都想利用这个机会置对方于死地。但是，无论哪方获胜，都对解决明末社会腐败的积弊无丝毫益处。而这些势同水火的党派之争，只能使帝国大厦倾倒得更加迅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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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在凄苦中死去

　　如果万历像他的祖父嘉靖一样，为“大礼仪”之争廷杖反对他的一百多人，或者像他的伯祖父正德，把一百多名谏阻他南巡的官员都以棍论处。那么，事情也许会省去许多麻烦。然而，万历既无先辈之权威，更无祖宗之气魄，即使偶而发怨对臣僚予以制裁，也无济于事。在这进退两难的情况下万历再次显示出性格上的弱点，从而采取“拖”的办法，既然双方意见不一，那就把册立太子的事推迟。其理由是皇后还年轻，说不定她会生个男孩，那时再立太子也不为晚。但事实上万历自从和郑贵妃相爱，就与皇后不再有男女之欢，这个儿子从何而来？显然皇帝在用这并不高明的办法搪塞群臣。

　　万历一方面绞尽脑汁应付群臣的不断反驳和追询，一方面对王恭妃母子进行残酷的虐待。万历自己五岁开始读书练字，但皇长子朱常洛长到十四岁，还没有给他指派老师，几乎让这位未来的皇帝成了文盲。而王恭妃本人也被打入冷宫，无人问津。

　　转眼常洛已到十九岁，万历既不为之成婚，又不立为太子。大臣们终于发现了一个秘密，原来那位王皇后常常生病，显然万历打算一旦王皇后病逝，则由郑贵妃继之；常洵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太子了。讲官黄辉猜到了这一秘密后，立即秉报给事中王德完，并说：这是国家大事，不测的事情随时都会发生。若万历和郑贵妃遂愿，写在史册上，后人就会笑朝中无忠臣。王德完听完后，遂叫黄辉写了奏章草稿，再由自己修改誊写后送给皇帝。结果是王德完被廷杖一百后除名。尚书李戴等连疏力救，忤旨被责。

　　万历在打了王德完后对群臣愤然说：“诸臣为皇长子耶？为德完耶？如为皇长子，慎无续扰；必欲为德完，则再迟册一岁。”这些自相矛盾又令人哭笑不得的话，使群臣大为惊讶。他们觉得万历似乎真的在期待什么。

　　就在万历和大臣们在立皇储问题上争吵不休、僵侍不下之际，一个已经在人们心目中消失了的“幽灵”，在这关键时刻突然出现了。这就是万历的生母慈圣太后。

　　处于风烛残年的慈圣，虽在深宫中颐养天年，不问朝政，但对立储一事她却时时关注着这一情势的发展变化。在这个问题上，她再度站到王恭妃和群臣一边，觉得已经到了她应亲自出面干涉的时候了。当万历来到她的深宫请安时，这位老太后面色严肃地问道：“为何迟迟不立常洛为太子？”

　　可能是慈圣太后威风犹在的缘故，也可能是万历事先没有准备而过于慌张，竟脱口说了一句关键性的错话：“彼都人子也。”

　　明时宫内称宫女为“都人”，万历居然忘记了母亲也是“都人”出身。当慈圣太后怒气冲冲地指着他说：“尔亦都人子”时，万历才幡然醒悟，惊恐得“伏地不敢起”了。

　　万历的失误，加剧了慈圣太后的决心。无奈之下，万历皇帝只得在1601年10月立常洛为“皇太子”。

　　郑贵妃听到万历要立常洛为太子的消息，虽然感到大势已去，但她还是要作最后一搏。早在几年前，万历皇帝为讨郑贵妃的欢心，曾许愿将来封朱常洵为太子。郑贵妃施展聪明，让皇帝写下手谕，珍重地装在锦匣里，放在自己宫中的梁上，以为日后凭据。既然现在时机已到，她就不能不出示这张王牌以制其敌了。可是，当郑贵妃满怀希望地打开锦匣时，不禁大吃一惊：一纸手谕让衣鱼（蠹虫）咬得残破不堪，“常洵”二字也进了衣鱼腹中！迷信的皇帝长叹一声：“此乃天意也。”终于不顾郑贵妃的泪眼，而把朱常洛封为“太子”，常询封为“福王”，封地洛阳。

　　至此，前后争吵达十五年，无数大臣被斥被贬被杖打，而且使得万历皇帝身心憔悴、郑贵妃悒郁不乐，整个帝国不得安宁的“国本之争”，才算告一段落。但事情远远未有结束。

　　朱常洵没有成为太子，不仅使郑贵妃大为气恼，也使万历皇帝感到内疚与不安。无奈之下，只得以倾国之富重加赏赉进行补偿。而此时的王恭妃正盼望能像慈圣太后一样，过上花团锦簇般的好日子。遗憾的是死神已向她悄悄逼近。这位可怜的女人，替朱家生了儿子，没得到恩典，反而被打入冷宫，即便是常洛被封为太子，她凄惨的处境也丝毫没有改变。她慨叹命运的不公，皇帝的薄情寡恩，又思念儿子。她在愁苦中消磨，在泪水中度日。花开花落，秋去冬来，总盼不到出头之日。正所谓：“泪湿罗中梦不成，夜深前殿按歌声，红颜未老恩先断，斜依熏笼到天明。”

　　王恭妃先是双目失明，渐渐卧床不起以至无翻身之力了。等到朱常洛在万历的允许下去探望母亲时，玉恭妃所住的宫门竟深锁不开。砸开铁锁抉门而入后，常洛看到母亲惨卧榻上，面色憔悴，只剩一口气，不禁悲从中来，跪抱母亲放声大哭，随行太监宫女无不潸然泪下。尽管儿子身为太子，母亲却要在凄苦悲愤中死去。尤其令朱常洛痛心的是，母亲再也无法睁开眼睛看一下儿子了。王恭妃在昏迷中听到儿子的哭声，将枯瘦如柴的胳膊伸出，颤颤巍巍地摸着儿子的头，泣不成声地说道：“我儿长大如此，我死也无恨了。”说完气绝身亡。死时年仅四十七岁。

　　王恭妃在不堪虐待的凄苦生活中不幸死去，举朝为之震惊。此时沈一贯已继任首辅，他和大学士叶向高上言万历皇帝：“太子之母病逝，礼应厚葬。”万历对此十分淡然，未予答应；后来在群臣的要求下，才给王恭妃谥号为“温肃端靖纯懿皇贵妃”，并准许埋葬天寿山“东井”左侧平岗地上。直到王恭妃死后十年，即1620年10月，在万历皇帝和其子常洛都已与她相会于九泉之后，才由她的孙子、继承皇位的朱由校（天启皇帝）把她和生前的丈夫万历皇帝撮合在一起，迁葬定陵寿宫。尽管如此，王恭妃仍然不过是点缀这个凄壮祭坛的贡品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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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得已的诀别

　　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二月，慈圣皇太后终于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告别她为之费尽心血但仍牵肠挂肚的朱家江山和不争气的儿子，溘然长逝。就在临死之前，她又办了一件足以令群臣热血沸腾、让万历十分尴尬、而叫郑贵妃恨之入骨的大事。

　　按照明朝祖制，所封藩王必须住在自己的封国里，非奉旨不得入京。但郑贵妃的儿子朱常询却恃父母之宠，竟在皇宫中十多年不赴封国洛阳。大臣们为了保住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为向国家示忠，多次劝谏万历让福王常洵往赴封国。在这件事上，万历再次显示了他并不高明的狡辩才能。

　　他先是以福王府第尚未建成来要挟群臣，致使工部加紧给予修建；待王府建成后，万历又称寒冬腊月，行动多有不便，等来年春天再赴封国；可是到第二年春天，万历却说若要去封国，“福王非四万亩田庄而不应”。早已等得不耐烦的臣僚，见皇上如此出尔反尔，言而无信，立即群起而攻之。内阁大学士叶向高首先抗疏说，《大明会典》规定亲王禄米为一万石，不能随意增加。帝国田地之数有限，而圣子神孙不断，如此以往，不只百姓无田，连朝廷都会无田。景王、潞王要田四万顷，已被大家认为是败坏了祖制。前车之覆、后车之鉴，希望皇上不可效尤。

　　正当皇帝和群臣争得难解难分，行将就木的“幽灵”出现了，她先是召问郑贵妃：“福王何未赴封国？”

　　极端聪明伶俐的郑贵妃，不像上次万历皇帝在母亲跟前那样慌乱和愚笨，她沉着地回答：“太后明年七十寿诞，福王留下为您祝寿。”

　　慈圣太后毕竟深怀城府，她冷冷地反问：“我二儿子潞王就藩卫辉，试问他可以回来祝寿否？”郑贵妃无言以对，只得答应督促福王速去封国就藩。

　　万历皇帝敌不住太后和大臣们的轮番攻击，在慈圣太后去世一个月后，终于让福王赴洛阳就藩去了。临行那天早晨，天空阴沉，时有零星雪粒落下，北国的冷风从塞外吹来，使人瑟瑟发抖。宫门前，郑贵妃和儿子面面相对，泪如泉涌。万历皇帝在午门前和儿子话别，反复叮咛：“路途遥远，儿当珍重……”当福王进轿起程的刹那间，已是两鬓斑白、长须飘胸的万历皇帝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他抬起龙袖，想遮掩自己发烫的眼睛，但浑浊的泪水还是哗哗地流了下来。

　　回到宫中，万历皇帝即卧龙榻，悲痛欲绝。他感到深深的内疚，因为自己到底还是辜负了郑贵妃的一片痴情，没能把常洵立为太子。自己虽贵为天子，而终被群臣所制，让爱子离京而去。一切都在失去，权威、父子深情、荣耀……，备受创伤的心中只剩一个郑贵妃了。他读过有关叔祖正德皇帝的《实录》，尽管这位生性刚毅不驯的皇帝一生都在想摆脱群臣对自己生活的干扰，但还是以失败而告终。万历深知文臣集团只要意志一致，就是一种坚不可摧的强大力量。几十年来的恩恩怨怨、是是非非，终于使他明白了做一个“皇帝”的含义。

　　事实上，万历缺乏他叔祖的勇气和主动性。他从小就没有尝到过自由的滋味，也不是凭借自己的能力获得臣下的尊重，既如此，他就只能顾影自怜并一再向臣下屈服。

　　然而，万历又不是一个胸襟开阔、坦荡豁达、宽厚待人的皇帝，他的自尊心一旦受到损伤，便设法报复；报复不是在于恢复皇帝的权威而制裁敢于冒犯他的人，而是整个帝国大业。积多年之经验，他发现了一个最有效的武器乃是消极对抗，即老子说过的“无为”。这一点，大臣们只是按照自己的思维逻辑，看到了事情表面从而抱怨皇帝的昏庸，却不能洞察其根本。唯独申时行对此有深切的了解。多少年后，这位在家闲居的首辅，追思大明帝国的路程，他既不埋怨皇上，也不指责自己。他在著作中只是提到了年轻人不知世务和兴衰之道，轻举妄动，以致弄得事情不可收拾，造成了大明帝国这艘飘摇不定的古船再次受到重创，从而彻底走向沉沦。不过，申时行开始思考这个问题时，万历皇帝已经朝着这条轨道滑去，帝国的倾覆是最终无可挽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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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母子与德清和尚

　　万历的生父穆宗朱载元配陈氏，北京通州（今通县）人，1567年册为皇后，但身体孱弱，多病无子。万历对待这位非亲生母倒也孝敬如常，即位后上尊号为“仁圣皇太后”，与生母“慈圣皇太后”两后并尊。

　　万历的生母“慈圣皇太后”李氏，北京顺天府t县人。t县地处北京东南80里，地临通惠河，金代为县，元代为州，明代又降为县，今属通县，又降为村，称t村镇。李氏家境清贫，父亲是泥瓦匠。为了生计，她幼年被卖到通州陈家作使女，与陈家姑娘相处很好，情同姊妹，陈姑娘即后来的“仁圣皇太后”，正因为有这层交往，以致被朱载看中，选为宫嫔。生下了万历，母以子贵，被尊为“慈圣皇太后”，但仍与“仁圣皇太后”友善相处如初。太后出身寒微，对娘家人等管束很严。有一次父亲李伟为军中织造布匹，以次充好，从中渔利，引起军中不满，万历得知，取布检验，果然如此。万历报告皇太后，皇太后十分生气，传谕严办。辅臣张居正为了照顾皇亲，处罚了下属人员，皇太后得知，认为处罚不当，又召李伟父子入宫，叫他们跪在仁德门前，她亲升隆道阁，历数他们的罪行，李伟父子慌恐服罪。慈圣太后一生笃信佛教，宫中人为讨她喜欢，说她是九莲菩萨化身，而她也以菩萨自居，北京长椿寺悬挂着她的九莲菩萨影像，她把佛祖舍利在宫中供奉之后，又送往京南房山云居寺在雷音洞安葬；她在京城内外建筑的佛寺不计其数，京西八里庄经她修建的慈寿寺，规模很大。现在佛寺已经倾塌，但十三级砖塔，至今高耸入云；又广行善事，修桥补路，京南数百里的祁州（今安国）伍仁村的大石桥，也是她建的，石桥与铭刻，现在也完好如初。北方的名山古寺、佛事道场，几乎都得到她的支持与资助。上行下效，使万历一朝，佛教盛极一时。慈圣以太后之尊，动用宫中的“金花银”、“脂粉银”与国库的“帑银”建寺事佛，祈天赐福，以期皇朝永固，自然会通行无阻，朝臣们不敢提出意见，不过，上天尽可以赐福，皇朝也可能永固，而这堂堂皇朝又由谁来继承大业呢？

　　万历十岁登基，十六岁大婚，但是，这位少年天子虽已成婚，却久久不能生下“龙子”，太后久久抱不上“龙孙”，她心急如焚。一个普通百姓人家香火失传，成为一个家庭的大不幸，堂堂的大明皇祚无人继承，这可是天大的事。宫中的九莲菩萨李太后再也不能等待下去，她觉得这个皇储大事只由她一人在宫中日夜祈祷已经远远不够，于是，她不得不号召天下名山大刹的佛门僧众广建道场、大作佛事，共同祈祷，以求佛祖俯允使皇孙早日降临。正在这个关键时期，一位高僧――德清和尚出现了。

　　在明代佛教史上，有四个影响深广的和尚，被誉为四大高僧，即宏、真可、智旭和德清，他们也都主要活动在万历朝前后，唯独这位德清和尚，对帝后宫廷，有着扯不断的千丝万缕，也产生了说不完的恩恩怨怨。

　　德清和尚字澄印，别号憨山。1546年生于安徽全椒县，俗姓蔡，母亲是个虔诚的佛教徒。怀孕之初，曾梦见观音菩萨带着小孩来家，因而她一直认为生下来的儿子就是菩萨所送，将来也必有作为。小德清很聪慧，儿时在寺中读书，听到僧人念观音经就能读诵；母亲烧香拜佛，他也跟着叩头，从小就受到佛教影响。母亲对他“督课甚严”，自然是希望他读书作官，步步升迁。在他自撰的《年谱》中有他十岁时和母亲的一段对话。

　　他问母亲：“读书有什么用呢？”

　　母亲说：“做官。”

　　他说：“作官一生辛苦，有什么意思。”

　　母亲也许是无心，也许是有意，又许是和他开个玩笑开开心，说：“像你这样只能出家做个僧人了，佛门弟子行遍天下，随处有供，你哪有这份福气？”

　　德清回答很坚决：“我有此福！”

　　也许他真的与佛祖有缘，十二岁那年，小德清迈入了南京报恩寺。

　　明代的南京是南方佛教中心。佛刹林立，高僧云集，报恩寺规模宏大，历史悠久，尤其儒学、佛学书籍都很丰富。不过，他虽到寺院，仍是攻读儒术，“学举子业”。以他的聪慧与勤奋，十七岁便能读《四书》，为文赋诗已经出人头地，然而，他并没走科举之路，十九岁时就在南京栖霞寺剃度出家了。

　　出家后的德清来往于南京各大寺间，尽谒名僧，聆听经讲。广泛接触佛门各宗派。因慕唐华严宗巨匠澄观的为人，乃取号澄印，后又专意学禅，发奋参究，未得其要，又醉心于净土宗，专事念佛，日夜不断。他有儒学根底，以之入释，几年的时间，他的佛学素养也在一般僧人之上了。26岁以后，竹杖芒鞋，云游南北，出入燕晋，京东盘山，京南五台山，都留下了他的足迹。在北台，他见到憨山奇秀，因又取别号憨山。1573年，他到了京师北京。此年，正是万历即位之时，皇帝下诏大赦天下，朝臣上疏称贺，僧众诵经祝禧，京城里一片热闹，德清在遍游京城诸寺的同时，又终日奔走于豪门贵戚，广泛结交重臣大吏，终于和朝门宫禁有了千丝万缕的联系。佛门一向是标榜超然世外，与政治无干，京城中朝臣、太监、宫廷的关系盘根错节，极为复杂，而他在京城广泛地结交权贵，涉足于无端的矛盾之中，对一个二十八岁的和尚来说究竟是福呢，还是埋下的一条隐祸？

　　他终于和皇宫里笃信佛祖的慈圣太后有了直接关系。为国祈福，选僧诵经，他被列名参加。从此，和皇室结下不解之缘，而且越来越深。

　　万历即位之后，辅臣张居正对明朝政治、军事等诸多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改革。1579年，明令全国清丈土地，寸土不遗，严格执行，寺庙也在清查之列。五台山在北方寺庙中规模最大，占地最多，田粮又向来不登版籍，寺庙失去土地后果当然严重，公文又屡次催办，和尚们恐慌了，吵吵嚷嚷乱作一团，但都拿不出主意，只有德清镇定自若，他走出来说：“诸师第无忧，缓图之”，意思是叫大家先别发愁，他有主意。他究竟有什么好办法？当然是与宫中和权贵们的关系。他宛转上请，多方奔走，疏通关节，结果，五台山的土地竟没有清丈，真的被保护下来了。德清的名声也随之大震。多年来在京中的“奔走”，他开始受益了。第二年，他在五台又主持了“无遮”法会。不久，皇上有旨，祈降皇嗣，慈圣太后派专官来到五台山。德清面对专使，态度很明确。他说：“一切佛事，无非为国祝禧，阴翊皇度。今祈皇储，乃为国之本也，莫大于此者。愿将所营道场事宜，一切归并于求储一事。”他明确地表明，佛事要为政治服务，而且，一切佛事服从为祈皇嗣。他深深地陷入纷繁错综的皇室矛盾斗争之中了。他竭力推动祈皇嗣的一切佛事活动。1582年，京城传来消息，万历真的得了儿子，朱常洛降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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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83年他又到了山东莱州的牢山（崂山），在山下搭了几间草房住下，太后奖赏祈嗣有功的德清，在五台没有找到他，听说他在牢山居处简陋，“即发三千金”，叫他建庙居住。他觉得茅屋数椽足可安足，同钦差使者商量，用三千两黄金赈济了灾民。使者回报宫廷，太后大为高兴，对他又大加奖励。

　　1586年，朝廷敕颁十五部藏经施于天下名山，特颁一部于牢山，他那里的茅屋无法供奉，进京谢恩时，由宫眷们各出布施，他又请建了一座海印寺。1590年海印寺建成，殿宇堂皇，他有了居处，宣扬佛法，名闻遐迩，僧徒远近来归。1592年，他再度到北京，又到皇室御用的慈寿寺讲解佛教戒律，一时之间，他的佛门生涯达到了高潮。宫闱的支持、庇护，使他逐渐骄横起来，《万历野获编》记：他每到大雄宝殿说法，都要南面正坐，把三尊用大被遮蔽起来，俨然是地方官游寺院的样子；拜会中所用名片之大，也像阁部大老一样。终于，厄运伴随着他的盛气凌人找上门来了。

　　王恭妃生下了朱常洛。皇孙从天而降，皇祚有继了，慈圣太后大为高兴。在皇嗣问题上，德清觉得他是头功，受到太后的破格青睐、庇护，自然也得意洋洋。他究竟是寺庙来的僧人，又哪里知道，万历意中的皇嗣，并不是偶有一幸的王恭妃所生的朱常洛，而是那位恩爱始终的郑贵妃所生的朱常洵。“国本之争”朝廷内外一直激烈地争吵了多少年，在朝臣、太后的双重压力下，最后朱常洛总算勉强立为太子，对万历来说，一百个不情愿，是一口吐不出的窝囊气，他必须候机报复。太后不断地给予德清以恩宠，德清又不断地以各种方式取悦于太后，幼年天子摄于慈圣之威还能忍气吞声，皇帝逐渐长大了，而且手下有的是专门探听消息、施展酷刑的鹰犬特务――东厂太监，与德清清算“祈嗣”旧帐的时机终于到来了。

　　牢山古来为道家圣地之一。德清所建的海印寺，本来是一片废墟，有关产权佛道素有争议。这一次道士们要报复，状告德清侵权占地，官司闹到莱州府，德清有宫闱支持，莱州府又能如何？官司又闹到京城了，道士们与宦官勾结，又闹到朝廷，万历示意严办并追回银两，于是德清被逮捕，锒铛入狱。狱吏严刑逼供，德清承认黄金千两都赈济了灾民，狱吏再施酷刑，棍打火烧，德清用瑜珈功相护，进入了禅定，全无感觉。再动大刑，德清说话了：“太后给的银两要诬我定案不难，叫皇上又怎么对太后交待？皇上可是孝子啊！”他抬出了太后。这些话提醒了审官，又传到万历耳中，再加上一些大臣从中斡旋，遂以私造寺院为名定罪，遣戍雷州。1596年他被押解雷州，开始了长达二十年的充军生涯。德清自己说“年五十矣。偶因弘法罹难，诏下狱，滨九死”。又说：“僧之从戍者，古今不多见”。的确，在中国历史上和尚充军的确少有，在明代他成了仅有的一个。1614年太后归天，万历下诏赦免。德清接到诏书，痛哭流涕，面对太后灵牌，又从新穿上袈裟，这时他已六十九岁高龄，年近古稀了。他死于1623年，享年七十八岁，无疾而终。德清到底是高僧，无论戍前戍中和释后，一直在弘扬佛法，兼事著述，完成了很多佛学著作，如《憨山梦游集》等影响后世，其著作《明史・艺文志》有详细记载。

　　实际上，“国本之争”余波涉及的，不只德清一人，也还有高僧真可，即达观和尚。真可生于1543年，比德清大三岁。北京流传的“妖书”《续忧危f议》影射到郑贵妃、朱常洵，流言说该书作者是真可，弟子们劝他入山隐避，他迟迟不肯离去，万历下令追查，他也被逮捕入狱了。《东厂缉访妖书底簿》里记录着他被东厂太监跟踪与审讯的纪录。他也历尽酷刑，1603年愤死狱中，享年六十一岁。死后还暴尸六日，葬于慈慧寺旁。

　　万历时代，到处设矿监征税。太监奸民官吏相互勾结，率役捕人，奸污妇女，无恶不作。真可之死，其真实原因是真可和尚憎恨太监所为，因而被诬罹难。这位高僧，也留下了很多佛学著作，如（紫柏老人集）等影响后世，《明史・艺文志》也有记录。

　　定陵发掘完毕公开展出之后，观众中曾有佛教人士参观，纷纷议论：发掘队最初要发掘长陵、献陵，辗转反复，最后无意中在定陵却找到了线索，万历的开棺暴尸，是对高僧德清、真可的几许慰藉，还是对万历的一点报复，这其中是否有什么因果关系呢？当然历史的发展，自有其规律，偶有曲折巧合，也是历史瞬间的一刹那而已。观众的几句玩笑话，也算是对封建皇帝的一点讥讽吧！

　　本来，万历一朝就是多事之秋，国家事、宫中事、也涉及佛门事，千头万绪。大臣们为此议论不休，纷纷扬扬、不一而终。几百年过去了，议论总算消沉下来，现在看来，万历陵墓的发掘、展览，又将引起观众们长期的、喋喋不休的议论了。这将是后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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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玄宫轰然洞开

　　门前，两只活鸡头落血喷，以祭定陵；玄宫甬道，突然传来砖木断裂的响动和微弱的呼喊。在幽深漆黑的墓道里，随着隆隆的金石之声，地下玄宫轰然洞开――

大墙之下话传闻

　　八月的夏夜，闷热难熬。沉寂的定陵园内，由于各种传说和金刚墙券门的出现，而蒙上了一层恐怖、神秘的色彩。晚风掠过，夜幕中的松柏发出嗡嗡的声响，听来那么遥远和古老，似从地宫深处传出的鼓乐，阴森可怖，神秘莫测。

　　灯下，发掘人员仍在分析地宫的情况。随着讨论和研究的进一步深入，那一层层神秘的面纱渐渐揭开――

　　明朝的建立，结束了元朝蒙古贵族的统治，帝王的葬制也由元代“其墓无冢，以马践柔，使之如平地。以千骑守之，来岁草既生，则移帐散去，弥望平衍，人莫知也”，重新恢复为山陵墓葬形式。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毕竟是农民的儿子，他和他的子孙都希望后代永远成为帝国之主，从远古流传的“风水”之说，再次在本朝兴盛起来。明十三陵的修建，其“风水”依据主要来自东晋文人郭璞的《葬书》。“所谓风者，取其山势之藏纳，土色之坚厚；所谓水者，取其地势之高燥，流水之远离。”该书虽然充满了迷信附会之说，但它的整个理论都建立在自然景观基础之上。其中许多专门术语如“四势”、“来山”、“蝉翼”等，虽为自然景观但也被蒙上了一层神秘色彩，实质上只是地形、地貌的代名词。定陵卜选过程中，御史柯挺曾疏称：“夫大峪之山，万马奔腾、四势完美，殆天秘真龙以待陛下。”可见定陵以高山为屏障，建于群山之麓，是根据《葬书》四势关系处理的。明儒宋濂在为该书作序注释时曾道：“郭氏（葬书》，真确简严，意非景纯（郭璞字）不能于此，实宜为相地之宗也。世不信地理则已，若信之，舍此将何求之欤！”

　　既然十三陵符合《葬书》“取其山势之藏纳，土色之坚厚”的条件，那么它的地下玄宫也应地势“高燥”、流水“远离”了。因此，玄宫内储满积水，使棺椁有浸泡之危，这绝非皇帝及群臣的本意。相反，从秦始皇直到清末的入葬习惯，都竭力避免有水浸入墓室。从已发掘的千百座古代墓葬来看，几乎所有的墓室都设置宫床。即用石头做一高台，把棺椁平放台上，以免被水浸泡。如果墓室内真有积水，那也是因为设计或施工不周，日久天长四周土层裂变，水源渗透所致。明孝宗的泰陵就曾发生过类似情况。史料记载，泰陵修完以后，突然发现地宫的“金井”内向外渗水。督工太监和工部群臣都惊慌失措，只好瞒着皇帝不报，并想蒙混过关。不料这事却被人密报皇帝，皇帝惊恐中急命礼部和内阁派人前往察看。这些大臣赶到地宫，却见宫内并无积水渗出。原来一个工匠献计，用小木塞偷偷堵住裂缝，再用三灰土夯实，使水源在短期内无法再渗入宫内……

　　由此可见，传说地宫内有河并有小船游动，只能是无稽之谈。

　　从秦汉至清末，历代帝王莫不把保护和看守祖宗山陵，作为皇家特别重大的事情来办。这是由于中国的巫文化使他们相信祖宗灵魂永不灭绝的缘故，而墓葬的起源，正是灵魂观念产生之后。约在一万八千年前，北京房山周口店母系氏族公社早期的山顶洞人埋葬情况，就已反映了原始宗教和巫文化意识的灵魂观念。死者身上撒布赤铁矿粉粒，随葬燧石、石器、石珠和穿孔的兽牙等物，还有简单的生产工具、生活用具和粗糙的装饰品。这一切，恰是活人日常生活的写照。在陕西宝鸡首岭、西安半坡村、华县元君庙、洛阳王湾等五千年前的母系氏族公社后期仰韶文化时期的遗址中，公共墓地鳞次栉比，与原始人的村落布局极为相似。死者的头颅大都朝一个方向，充分反映出氏族制度血缘关系的牢固性，其中，有许多是二次迁葬的公共墓地。在半坡墓地的发掘中，曾发现四个男子合葬、两个女子合葬和母子合葬的墓室。这说明母系氏族公社中，子女“知其母，不知其父”的情状，同时也证明埋葬制度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预示着一直延续至今的夫妻合葬的新时代的到来。

　　帝王陵墓由于规模宏大，殉葬物品繁多珍贵，必须设置护陵机构，才能防止盗掘和破坏，确保陵墓安全。秦始皇陵已有护陵机构。西汉初年，惠帝把功臣贵戚和各地富豪人家，迁到汉高祖刘邦的长陵，并在陵北设置长陵县。后来几代相传，都依次按陵设置县邑，因而在长安附近形成了一个个繁华的新兴城市。当时以高祖的长陵县、惠帝的安陵县、景帝的阳陵县、昭帝的平陵县和武帝的茂陵县最为著名。因而又把这五个陵墓所在的咸阳称为“五陵原”。这些陵邑中的豪富人家和他们的子弟，斗鸡走马、为非作歹，“富人则商贾为利，豪杰则游侠通奸”。唐代诗人杜甫曾以“同学少年多不贱，五陵裘马自轻肥”的诗句，形容五陵特区的景象。河北遵化的清东陵，除分设陵监以外，还专门修了一座“新城”，作为护陵之用。

　　而明十三陵在成祖朱棣选陵之初，除具有《葬书》所指“四势”，即“左为青龙，右为白虎，前有朱雀，后有玄武”，“秀丽朝揖而有情，势如万马自天而下”外，同时还具有军事上的重要意义。事实上，十三陵不仅设有大量护陵人员，还驻有大批军队，和居庸关成犄角之势，以对付北方异族的侵袭。这一点从陵园宝城及外罗城坚固高大的城墙和墙上的垛口可以得到证实。

　　鉴于众多的护陵人员和庞大的军队驻守陵园，明代的帝王将相、群臣谋僚，是断然不会想到还会有人能掘开陵墓，盗宝取尸的。既然如此，就无需在地下玄宫中设置毒箭、飞刀之类的暗器。即使真有暗器，历经三百余年，它的机关也早该变质失灵了。何况能找到引路的小石碑，这些暗道机关也就同样不难发现。迷信一旦遇到科学的挑战，势必为科学所破而束手投诚。

　　种种传闻逐渐得到排除，倒是有一点不容忽视。由于帝后的特殊地位和身份，死后为防止尸体腐烂，可能要在棺内洒些防腐剂之类的化学药品，这些药品也许有剧毒成分，而尸骨的腐烂也会产生有毒气体，如果发掘人员一经接触或吸入肺部，将对生命造成危害。因此，发掘前必须做好防毒准备。

　　事情已经明了，发掘人员不再顾忌种种传闻和恐怖故事，他们竭尽全力要做的是开宫前的一切准备。30年后，我们在发掘工作队队长赵其昌所存的资料中，找到一张发黄的白纸，上面详细记载了在打开地宫大门之前所购买的各种物品。从这张“清单”上，不难看出中国第一座皇陵的发掘是在什么样的物质和技术条件下进行的。

　　蜡烛10箱 木箱50个

　　马灯10只 铁勺子10个

　　矿井安全帽60个 木丝100斤

　　防毒面具10副 白丝线2轴

　　胶皮手套5副 双股麻绳2斤

　　工作服5套 铁丝4斤

　　照相暗室1间 二寸木螺丝钉2盒

　　放大机1台 油布10尺

　　福尔马林2磅 绵纸5刀

　　卫生酒精10斤 牛皮纸20张

　　脱脂棉5斤 粉连纸2刀

　　纱布20尺 大绘图板1个

　　卫生球5斤 厚玻璃板3块

　　滑石粉2袋 玻璃胶带15根

　　水玻璃一磅 油泥5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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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宫初露

　　发掘工地的出土任务已经结束，大部分民工已回原村，只有王启发、孙献宝、郝喜闻等几位骨干继续留下，协助发掘队员工作。

　　晚上，大家围坐在木板房的马灯旁，商量第二天的拆墙计划和具体步骤，还对地宫内部的结构和情况也做了科学地推理和分析。可是几位民工仍有些坐立不安，他们仍被神秘的传闻所困扰。白万玉看出了他们的心态，提了一瓶老白干，来到民工房里，请大家喝酒。今晚他格外兴奋，饱经沧桑的脸上泛着红光。他坐在人群中间，举杯一饮而尽。王启发沉不住气道：“这地下宫殿的大门怎么个开法？”

　　“你们几个人登梯子到金刚墙门的顶部，我叫动哪块砖，你们就动哪块砖，取下来按位置顺序编号。”白万玉俨然一副指挥千军万马的大将气度。

　　几个民工咂咂嘴唇，没有言语，面孔却露出为难之色。

　　白万玉老人看着他们那紧张的神态不由得哈哈大笑：“你们是怕墙后边有暗器吧，”他把每个人的脸都望了一遍，调侃地说：“那谁先拿第一块砖呢？”

　　白万玉的话一出口，大家的心更紧张不安。如果金刚墙背后真有暗道机关，倒霉的自然是最先取砖的人。他们谁也没有敢冒此险的胆量，只好面面相觑，沉默着。

　　白万玉微微笑道：“这样吧，我写几个阄，谁抓到有字的纸条，谁就第一个上去。”

　　别无选择，既然无人主动地提出冒此风险，只有靠碰运气了。每个人心里都不相信这有字的纸条偏偏落到自己手中。同时，每个人又都担心正好落到自己手中。

　　白万玉做好阄，两手合拢，摇晃几下，撒在桌上。几个民工瞪大眼睛望着桌上的纸团，如同面对将要爆响的定时炸弹。四周一片寂静，仿佛听得见血液的奔流和心脏急跳的声响。

　　王启发望望白万玉，老人正手拈短须，眯着双眼，微微含笑地盯着自己。他的头猛地一震，一咬牙，大步向前，抓起了第一个纸团。

　　众人纷纷上前，将纸团一抢而空。

　　纸条一个个展开，有人开始高喊：“我的没字！”

　　“我的没字！”

　　“我的也没字！”

　　……没有人再叫喊，大家把目光一齐集中到王启发身上。刘精义跑过来看看王启发展开的纸条，大声念道：“小心暗箭！”

　　别的民工如释重负，哄堂大笑。王启发却脸色通红，一声不吭。

　　白万玉老人起身走过来，拍拍王启发的肩膀，半玩笑地说道：“你小子明天就准备怎样破暗器吧。”

　　这一夜，王启发几乎没有睡着觉，严峻的形势迫使他必须采取相应的措施。他在反复地思索着明天的行动方案。

　　为了躲过探沟内极不均匀的阳光，他们接受了电影制片厂摄影师的意见，把打开金刚墙的时间，选在晚间。

　　9月19日薄暮，民工们伴着刚刚落下的太阳，来到发掘工地。工作队成员早已披挂整齐，下到探沟，将梯子搭上金刚墙，等待这考古历史上伟大时刻的到来。

　　十来盏汽灯吊在上面，照得人眼花缭乱。

　　“一切都准备好了吗？”赵其昌爬上梯子，转身看看身后的人群。摄影、拍照、绘图、记录、测量、编号等各项工作的负责同志，都手执工具，精神抖擞地整齐待命，现场一片将士出征前夕的兴奋与肃静。

　　“等一等！”后边沟里突然传来喊声。大家循声望去，只见王启发挎着一个长方形的篮子，满头大汗地向这边跑来。

　　他拨开众人，将篮子放在金刚墙下，掀起蒙在上面的一块红布，提出两只鸡来。不等大家明白，他便从篮子里摸出一把菜刀，将吱吱乱叫的两只公鸡的脖子按在梯子一侧，举起菜刀。一道寒光闪过，两只鸡头滚落梯下。王启发一挥手，两只无头鸡在探沟里扑楞楞地乱窜，一股鲜红的热血顺着脖梗喷吐而出。大家纷纷躲避，以防鸡血溅到身上。一阵骚乱之后，两只鸡倒在沟底，气绝而亡……这一切如此突然、迅速，整个过程不足一分钟便告结束。

　　“王启发，你这是耍的啥把戏？！”一阵慌乱之后，白万玉老人第一个想起要拿这个憨直农民试问。

　　王启发把刀在梯子上蹭蹭，笑嘻嘻地说：“白老，你不是让我小心暗器吗？我回家问了几个老人，他们都说鸡血避邪，只要杀上两只鸡，什么暗器都能躲过去。我是想避避邪。”

　　“原来是为这个！”众人如梦方醒。白万玉冲他嚷道：“昨晚上只不过是开个玩笑，你却把它当真，你小子真是……”

　　此时此刻：天上地下、生命与死亡、肉体与灵魂、科学与迷信、文明与愚昧，在发掘人员心中并存，各人有各人的心思，他们都在想些什么……新中国第一座皇陵的发掘，就是在这样的现状中开始的。

　　白万玉见骚动已经平息，面朝赵其昌问：“开始吗？”赵其昌示意再稍等等。

　　终于，夏鼐从城里赶来了，他刚到现场就问赵其昌：“图测好了么？”冼自强、曹国鉴把图递给他，他连连点头：“很好，大比例图，可以。修复工具怎么样？”白万玉指着一旁的大箱子说：“全搬来了，一切齐备。”夏鼐想了想，问：“要不要试试灯光？”赵其昌马上示意电影摄影师沈杰开灯。摄影助理立刻摇通电话，宝城外面三辆发电车轰隆隆转动起来，照得金刚墙如同白昼一样。光线、角度正合适。夏鼐这才示意说：“好吧，开始。”

　　谁也没有注意，赵其昌已蹲在梯子顶端。见夏鼐点头发话，便挥起特制铁铲，对准“圭”字形顶部的第一块城砖砖缝，轻轻地撬起来。王启发噔噔地爬上梯子，一把攥着赵其昌的铁铲：“来，咱俩一起撬。”

　　赵其昌半开玩笑地说：“里头有暗箭，你就在下面给我接砖吧。我光棍一个，‘了无牵挂’。”王启发脸上一红，蹲在赵其昌一侧等待往下递砖。

　　一切都按计划进行，摄影机唰唰地不停转动，影片开始记录下这令人难忘的时刻。

　　因为砖缝之间没有灰浆粘合，赵其昌毫不费力地将四十八斤重的城砖撬开了一角。他把铁铲挂在梯子侧，两手抓住砖边向外慢慢抽动，王启发和探沟中的人群屏住呼吸静静地等着。赵其昌憋足气力，猛地向外一拉，宽厚的城砖终于全部从墙中抽出。夏鼐在沟底大喊一声：“当心毒气！”

　　话音刚落，只听“扑”地一声闷响，如同匕首刺进皮球，一股黑色的浓雾从洞中喷射而出。紧接着又发出“哧哧”的怪叫，就像夜色中野兽的嘶叫，令人不寒而栗。

　　“快趴下！”白万玉老人喊道。

　　赵其昌抱住城砖，就势趴在梯子上，低下头一动不动。

　　黑色的雾气伴着怪叫声仍喷射不息，一股霉烂潮湿的气味在金刚墙前弥漫开来。雾气由黑变白，渐成缕缕轻烟，由沟底向上飘浮。人群被这股刺人的气味呛得阵阵咳嗽，大家赶紧捂住嘴。

　　赵其昌把砖递给王启发，咳嗽着跳下木梯，眼里流出泪水。夏鼐指着飘渺的雾气说：“这是地宫三百多年积聚的腐烂发霉物质的气体，只要放出来，就可进入地宫了。”

　　雾气渐渐稀少，王启发和刘精义爬上木梯，继续抽动城砖，下面的人一块一块地接过排列在一边。夏鼐在沟底为抽下的城砖编号，同时绘图、拍照、记录都紧张地进行着。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的摄影师也在选择最佳角度，不停地拍摄实况。

　　砖一层层抽掉，洞越来越大。当抽到15层时，洞口已经两米多高。夏鼐宣布停拆，他爬上木梯，打开手电筒向洞内照去，里面漆黑一团，手电的光芒如同萤火虫在暗夜里流动，仅仅一个小光点，什么景物也照不分明。他把身子探进洞内，侧耳细听，乌黑的墓道一片沉寂，静得令人发紧。他让人递过一块小石头，轻轻扔下去，洞内立即传出清晰的落地声。赵其昌急切地说道：“夏老师，我下去看看吧。”

　　夏鼐走下木梯，抬起手臂，测了下未拆除的砖墙，沉思片刻，点点头叮嘱：“千万要小心。”白万玉拿根绳子跑过来：“为了保险，还是在你腰里拴条绳子吧。”

　　赵其昌戴好防毒面具，衣服袖口全部扎紧，腰系绳索，手拿电筒，登上木梯，来到洞口上。

　　“要是洞中无事，你就打一道直立的手电光上来，如果发生意外，你就拉动绳子，我们想办法救你。”白老再次叮嘱。

　　赵其昌点点头，表示记住了，然后转过身，两手扒住洞口的砖沿，跳了下去。

　　洞外的人只听“哗啦――■”地一声，悬着的心咚地跳到嗓子眼儿。白万玉大声问：“有什么情况？”

　　洞内没有回音，只有唰啦啦的响动传出来。“完了。”白万玉心中想着，转身问夏鼐：“怎么办？”

　　夏鼐皱了皱眉头，沉着地说：“再等等看。”

　　发掘人员纷纷登上木梯，趴在洞口上观看动静。王启发找来几根绳子，急切地对夏鼐说道：“快进去救人吧，再晚赵其昌就没命了。”夏鼐正要发话，只见洞内刷地射出一道电光，橙红色光柱照在洞口上方，不再动弹。

　　“没事了。”洞口处的人们都松了口气欢呼起来，跳到嗓子眼儿的心又落了下来。

　　“继续下。”夏鼐话刚一落地，刘精义、冼自强、曹国鉴、王杰等纷纷把绳子绑在腰部，一个个地跳了下去。

　　“放梯子、放梯子。”白万玉吆喝着，让外边的发掘人员把梯子放进洞内。夏鼐、白万玉也戴好防毒面具，沿梯子下到洞内。

　　“刚才是怎么回事？”白万玉掀开防毒面具问赵其昌。赵其昌用手电向身旁照照，只见洞内靠北墙的地方，散乱地放着几根腐朽的木柱。后经分析，这是玄宫建成后用于甬道券门的临时木栏，入葬后废弃。地宫打开后，这两道木栅栏根据残迹得以复原，每扇高2．1米，宽1．1米，中间有五根木柱，栅栏一端上下有门轴。赵其昌跳下后，恰被栅栏绊倒，所以才发出令洞外人心惊肉跳的响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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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个人打着手电筒在漆黑死寂的洞穴内摸索着前行，不时踩着木板、绳索之类，发出响声。每个人的心脏都加快了跳动，每个人都百倍地警觉和小心，每个人都在盘算可能遇到的意外情况。里边的空间很大，摸不到边缘，看不到尽头，充斥整个空间的只有黑暗和腐烂霉臭的气味。一道道红黄灯光在黑暗中晃动，光柱里漂浮着尘埃和蒙蒙雾气。不知道过去了多长时间。时间在他们的心中已变得毫无意义。他们在极度紧张和亢奋中向前走去。三十多年后，我们发现赵其昌曾在当时的一篇日记中这样描述自己的心境：

　　“地宫里面静悄悄、黑糊糊、雾茫茫。太寂静了，静得让人心里发慌、发毛、发懵、发怵，一股难以名状的恐怖与凄凉之感渗入骨髓。

　　“黑夜，对于人类来说，就是另一个世界。一白一黑，一个代表白昼、代表阳，一个代表黑夜、代表阴，这是《周易》太极图中那旋转的阴阳鱼所赋予人类的启示。这个阴阳鱼周而复始地旋转着、循环着，阴阳盛衰交替着，无穷无尽。黑，还代表死亡，代表阴间的另一个世界；而白，则代表尘世中的生命，代表人类生活的阳间世界。

　　“我显然是置身于这阴间世界中了。仿佛觉得前方就有阴间的人影，他们的脚步在走动，他们的鼻息在轻轻的呼吸。他们静静地着望着外边，望着我们的一举一动。此时，我感到这是一个没有星星也没有月亮的夜晚，天空正飘落着毛毛细雨，我独自走到一块荒无人烟的墓地，野草丛生、碑石林立，猫头鹰依石而卧，黑暗里瞪着圆圆的、绿绿的眼睛冲我发着灿灿光芒，刺进我的心脏、我的肺管、我的血液，使我越发慌乱和沉闷，四顾茫然而不知所措。我想快速离开这阴森可怕的墓地，想尽量不发出一丝响动，免得引起死神的注意和追赶，但腿却在荒草泥泞中不能自拔，阴风凄凄、雾雨迷鳎朴型龌暧檬智崆岬沧∥业难劬Γ趾孟笏郎裨诒澈笥昧ψС段移扑榈目愎埽腋械剿朗幕炅榫驮谘矍埃谴挚醯谋窍⑷群搴宓卦谖伊成吓缟洌认袢耍窒袷腔肷沓っ墓治铮崆岬亍⑽奚尴⒌匾仪靶小

　　“我知道这是幻觉，尽量保持头脑清醒。我在心中默念着这虽是在幽黑的暗夜里穿行，但我仍置身于风尘飘摇的阴间世界。我是生活在阳间的人类来到阴间探索死神的秘密。但这种默念效果，似乎起不了多少作用。因为尘世间的烦恼忧愁、悲欢离合、恩恩怨怨、情情爱爱，统统都在心中消失。我记不起我来自哪里，要向哪里去。没有太阳也没有月亮，路也没有尽头，前方一片苍茫，似是秋后的茅草地，又似一片干裂的沙滩。我甚至都忘记了自己父母的容颜，并连自己的生存也不再记起，整个身心进入一个虚幻缥缈的世界。似入仙境，又似魔窟，天地一片混沌，阴阳溶为一体，万事万物都成为似有似无，似明似暗神秘莫测、变幻无穷的东西。这种东西组成了一个诱人的世界，让人去寻觅，又让人望而却步……”

　　突然，刘精义和冼自强几乎同时喊道：“地宫大门！”

　　石破天惊，死寂中响起一声炸雷，幽深的墓道里顷刻响起嗡嗡的回声。众人打个寒战，顺着电光的方向望去，只见两扇洁白如玉的巨大石门突兀而现，高高地矗立在面前。雾气缭绕，光亮如豆，看不清巨门的真实面目，大家只好按捺住要跳出胸膛的心，一步步向前移动、移动。

　　“有暗箭，快趴下！”冼自强大喊一声，扑到赵其昌身上，众人闻声也纷纷扑倒在地。

　　嗡嗡的回音渐渐消失，仍无暗箭射来。大家慢慢起身，眼前一片漆黑寂静，连每个人的呼吸都能听到。谁也没有说话。他们拿着电筒四处搜寻，几束光柱晃动着，渐渐集中到中央。只见门上镶有两头怪兽的头颅，头颅下悬吊一个圆环。怪兽二目圆睁，正视前方。两头怪兽身旁，布满了圆形暗器，显然只要怪兽发出信号，这圆形的暗器必然纷纷射出，置人于死地……

　　在六道电光照射下，大家来到门前，终于看清了它的本来面目。原来这是用整块汉白玉做成的两扇石门，历经三百多年仍晶莹如玉，洁白如雪。每扇大门雕刻着纵横九九八十一枚乳状门钉，两门相对处的门面上，雕有口衔着圆环的兽头，称为“铺首”，使石门显得格外庄严和威武。冼自强看到的“暗器”，正是这铺首和乳状门钉。小伙子想象力过于丰富，难怪要首先发出惊恐的叫减声了。

　　赵其昌向前轻轻推了下石门，不见任何响动。夏鼐将手电光沿二厘米宽的门缝照过去，只见有一块石条把大门死死顶住，无论使出多大力气，都无法将门推开。大家伫立门前，心中都在发着同一感慨：“好一座神秘的巨门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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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门钥匙与“自来石”

　　由23层城砖叠垒的“圭”字形封砖，一天之内全被拆除，金刚墙后面的秘密全部暴露出来。这是一间六十多平米的长方形隧道，前面连接着金刚墙，两壁用九层石条叠砌，顶部用灰砖起券，地面同两券一样，也由光滑的石条铺成。由地面至券顶通高7．3米，隧道后部与地宫大门相连。这位于金刚墙内的地宫隧道，实际上是石隧道的最后部分，也是地宫的引导建筑。考古工作者把这部分建筑称为“隧道券”。

　　隧道券的石壁，便是地宫大门的外部；这是一座起券的门洞，全部用平整的石条构成。券门门楼的檐瓦、脊兽、椽头全部用汉白玉雕刻而成。券门下是用大青石雕成的须弥座，上面极其细腻地雕刻着俯仰莲花的纹饰，具有浓厚的宗教意味和神秘色彩。整个券门除拥有东方建筑的造型艺术之外，还融进了古希腊建筑的艺术风格和神韵，显得古朴典雅、华丽秀美、秘不可测。券门之下，就是两扇辉煌威武的石门。

　　又是一个未眠之夜。

　　发掘人员聚集在木板房，极度兴奋地探讨着地下玄宫内两扇石门的奥秘。门内有石条把两扇大门死死顶住，使外来的冲击力无法破门而入，这是肯定的。那么，这块石条是谁放进去的？放好后人又怎样出来的呢？难道是殉葬的妃嫔宫女，在入葬人员撤出玄宫后，她们在里面搬动石块把门顶住？显然，这是不可能的。根据史料记载，殉葬的妃嫔宫女都是先被杀死之后，才和帝后的棺椁一起入葬。这一点，除奴隶社会外都被发掘所证实。况且，按照明代的葬制，只有皇帝皇后才有资格入陵，即使是名位尊贵的皇贵妃，也必须严格遵守这种制度，而绝对不允许入陵。明代虽有妃嫔宫女殉葬的记载，但也只是把这些女人吊死后，另葬别处。是否地下宫殿还有别的秘密通道，在帝后入葬完毕，让工匠用石头把门堵死，然后再从秘密通道出来？尽管在后来的发掘中，又发现两条通往地宫的甬道，但用工匠堵门的假设，还是被排除了。既然要防止后人开门入宫，那么这条通道被堵死，工匠出来的秘道之门又由何人在里面封墙？假如这条秘道先被后人发现，工匠所做的一切不就是前功尽弃吗？

　　妃嫔宫女和工匠在宫内封门的假设不能成立，就只有一种可能存在，这就是在帝后安葬完毕后，活人全部撤出，把门关闭，里面的石头自动将门堵住封严。那么又是一种什么力量使石头自动把门顶住呢？

　　木板房内烟雾弥漫，议论纷纷。大家提出一个假设，又一个个在科学的分析中予以否定。谜团连着谜团，在大家的心里滚动翻腾，使发掘者心力交瘁。远处传来一声鸡啼，天就要亮了。

　　第二天下午，赵其昌带人再次来到玄宫的石门前，研究开门的方法。夏鼐回京前叮嘱：“时间紧迫，容不得我们稍作拖延，要尽快研究开门的办法。”当时人们不可能完全理解大师话中的真正含义，长年的发掘工作使他们几乎与世隔绝，很少知晓外面发生的一切。直到地宫发掘完成后，他们才如梦方醒。

　　赵其昌试图在石门四周找到像“指路石”一样的密码，再度落空。大门的81枚乳状门钉，有的虽是后来嵌入雕好的凿槽之内，四周的石墙也严实合缝，但仍找不出任何蛛丝马迹。研究工作不得不回到查访文献史料上来。

　　早在地宫未打开前，赵其昌就在北京西郊、东郊发掘过几座明清时代贵族墓。当时有些墓道的石门，是采用石球滚动的方法将门顶住的。即先在石门内侧做成一个斜坡石面，门槛处凿出沟槽，槽的顶部放好石球，用敞开的门挡住。入葬完毕，人走出门外，两门逐渐关闭，石球便沿着地面斜坡滚动，直到石门完全关闭，石球在两门交合处的一个更深的石槽内停住，门也就被堵死了。

　　石球顶门为打开定陵地下玄宫之门提供了启示。从门缝看进去，石门之后可能是用一根石条顶住的。石球虽不同于石条，原理应是大同小异：在两扇门关闭时，将石条倚于门后槽内；人走出后，石条随着石门的关闭慢慢倾斜；待石门完全关闭，石条随着石门的关闭慢慢倾斜；待石门完全关闭，石条也随之滑向两扇门的中央，于是石门得以完全顶死。这个设想极有可能，而且也必须如此，才能顶住石门。

　　原理已经弄清，就要设法挪开石条，开启大门。工作队在浩如烟海的史料中，终于从有关明末崇祯帝入葬的记载中，找到了大门洞开的“钥匙”。

　　1644年3月17日，李自成率领大顺军队拿下居庸关，直抵北京城下。当天晚上，明朝最后一个皇帝崇祯朱由检，遥望城外到处都是烛天的火光，沉闷的炮声不断冲入耳鼓，知道大势已去，仰天长叹一声：“只是苦我全城百姓！”急惶惶回到乾清宫，端起酒杯一饮而尽。周皇后见崇祯已丧失斗志，明亡在即，垂泪说道：“妾事皇上一十八年，你一句话也听不进，致有今日。”说完拔刀刎颈而死。

　　16岁的长平公主牵着父亲的衣襟，泪如雨下。崇祯咬咬牙，叹口气说：“你为何偏生于我家！”然后拔出宝剑，左手以袍掩面，右手举剑砍下。随着一声撕心裂腑的惨叫，公主的左臂落到地下。崇祯还想再砍，但手软无力了，只好作罢。崇祯手执三眼火铳，率领几十名太监冲出乾清宫，骑马直奔安定门，想夺城而走。但此时安定门已经封闭，无法开启。外城也被攻破，大顺军队冲杀而来。崇祯皇帝只得下马，看看身边的太监已经跑掉，只有王承恩一人立于马前。君臣二人只好弃马登上煤山（今景山）。崇祯脱下外服，要过王承恩随身携带的笔来，借着火光月色，在白缎衣里上写下了他的最后一份诏书：

　　“朕自登基以来，十有七年，东人三侵内地，逆贼直通京师。虽朕薄德匪躬，上干天咎，然皆诸臣之误朕也。朕死无面目见祖宗于地下，去朕衣冠，被发覆面，任贼分裂朕尸，勿伤百姓。”

　　崇祯皇帝把衣服挂在树上，将冠摘下，散开头发，披在脸上，在老槐树上自缢而亡。

　　4月30日，李自成与清兵交锋兵败，落荒而走。北京为清军所占。昌平县的几个乡绅出于对旧时君主的效忠，主动组织起来拿出钱财发丧。崇祯生前未来得及为自己建陵，只是给他的宠妃田贵妃在陵区的锦屏山下，建造了一座豪华陵墓。乡绅们便将崇祯和周皇后的棺木，运往田贵妃的墓中安葬。史料载：工匠用了四个昼夜，挖开了田贵妃墓，见到了地宫大门。用拐钉钥匙将石门打开后，把田贵妃棺移于石床之右，周皇后棺安放石床之左，崇祯棺木放在正中。田贵妃死于无事之时，棺椁俱备，崇祯皇帝有棺无椁。于是工匠们把田贵妃之椁让给了崇祯。安葬完毕，关闭石门，填上了封土……

　　发掘人员从这段记载中得知当年工匠打开地宫之门，使用的是“拐钉钥匙”。要打开石门，必须先推开顶门石条，但又不能让它完全倾倒摔坏，这就必须使用一种特制的工具。“拐钉”，顾名思义，一定是个带弯的东西……事情进展到这里，赵其昌一拍大腿，大声嚷道：“我明白了！”

　　他找来一根小手指粗的钢筋，把顶端弯成半个口字形，像一个缺了半边的无底勺子。他拿到大家面前：“你们看，这是不是‘拐钉钥匙’？”众人恍然大悟。听来极为神秘的东西，其实并不神秘，一经出现在现实中，却是那么平淡无奇。

　　10月5日上午，发掘队人员进入地宫，准备用自制“钥匙”开启石门。夏鼐因事未来现场，由赵其昌和白万玉指挥行动。

　　地宫的石门虽深埋地下，但它气势之磅礴、形态之巍峨、艺术之精湛，丝毫不比紫禁城的巨大城门逊色。

　　隧道券内依然黑暗潮湿，气味熏人。尽管发掘人员已有一些了解，但面对这幽深的地宫和巨大的石门，心还是扑扑直跳。

　　几支手电筒的光亮穿过浓雾与黑暗，照在两扇石门的开缝处。赵其昌手拿“拐钉钥匙”，将长柄的半个“口”字形钢筋竖起来，慢慢插进门缝。待接触到石条上部后，又将“口”字横过来套住石条的脖颈。一切准备就绪，他屏住呼吸轻轻推动，“钥匙”渐渐向里延伸，石条一点点移动起来，直到完全直立方才停止用力。

　　“石条我拿稳，你们开门吧。”赵其昌两手攥紧“钥匙”一端，对白万玉说。

　　原以为这硕大的石门非有千斤之力不能开启，所以白万玉把人分成两组，列队两扇门前，喊一声：“开！”队员们一齐用力，石门轰然而开。粗大的门轴带动着万斤石门发出“嗡嗡”的轰鸣，金石之声清脆悦耳、动人心魄，伴随着门内腾起的雾气，在深邃幽暗的墓道里隆隆炸响。墙壁的回音穿透迷雾尘埃，在黑暗中回荡缭绕，如狂风摧断枯木、似万马驰过草原，整座地下宫殿仿佛都在颤抖晃动。

　　白万玉命人将石条搬到门外一侧放好，这才跨进门内察看。这时刘精义正晃动着手电在四周观望。当一线电光对准门框上方时，只见无数条亮晶晶的锥形物体悬挂头顶，如同出鞘的宝剑，直冲地面。刘精义见状，大声喊道：“门上有飞刀！”

　　白万玉慌忙问：“在哪儿？”

　　刘精义推开众人，拉着白万玉来到门框一侧，把手电光对准上方，惊恐地说：“你看。”

　　“啊！”白万玉也大吃一惊。门框上端，确有一排形同宝剑的东西悬挂着。雾气缭绕，灯光暗淡，看不清真实面目。为了做到万无一失，白万玉和赵其昌商定，先撤出墓道，待点燃汽灯后再行察看。

　　一盏汽灯照亮了地宫墓道。这是一间长方形大厅，全部用石条砌成，没有横梁和立柱，完全采用中国建筑所特有的起券形式，整座大殿显得格外宽大辉煌。考古者把这段建筑称为“前殿”。

　　发掘人员站在门框一侧，抬头仰望，只见十几道形同宝剑的物体，原来是一种独特的石头。由于地宫封闭日久，宫中充满水气，门上的青石在水气的浸蚀中碳酸钙逐渐溶解，随着水滴一点点流淌下来，日积月累，终于形成宝剑状的“钟乳石”，漆黑的幽暗之夜里，确像是一排倒悬的飞刀，令人生发种种遐想。

　　又是一场虚惊。

　　门上方，横担着一块长方形青铜，两头凿有圆筒，使粗重的门轴上部巧妙地穿进筒中。经测量，青铜长3．6米，宽0．84米，厚0．3米。早在一年前，赵其昌就在查阅文献时，发现过这样一段史实：

　　庆陵修建时，工部郎中万G在宫廷内外搜集碎铜，利用废铜炼制铜管扇，节省工料。万G为人正直，由于他平时不满太监们胡作非为，太监便告发他借机发青铜财。皇帝得知后，立即召入问罪。一阵痛打之后，万G感到十分委屈，抹泪苦辩，才免于治罪。后来铜管扇制成用于陵中，皇帝和群臣才明白他当初的苦衷。

　　一年多来，赵其昌常常对这个典故所说的铜管扇进行琢磨，总未得到解答。今天看到这券门上部的青铜，才茅塞顿开。如果券门上部没有这种青铜炼制的“铜管扇”，其他东西很难承受这万斤石门的摩擦力。可见那位工部大臣是颇费了一番心思的。

　　石门的制作，不仅工整细致，而且十分精巧。门轴一侧厚达0．4米，铺首一侧仅为0．2米，只相当于门轴一半的厚度。门轴一侧粗厚，是因为能承受更多的重量，开门时不易损坏，铺首一面较薄，无形中减轻了石门的重量，也减轻了门轴的负荷，使通高3．3米、宽1．7米的巨大石门开关极为容易。

　　石门内侧，与门外铺首对称的地方，有凸起部分，用以承托石条，石门关闭后，石条上端顶住门内凸起部分，下端嵌入券门地面上一个凹槽内，以使门外无法推开石门。面对这座精致辉煌的巨门，无论是发掘者还是来此参观的游客，无不惊叹古代先民非凡的创造力和出色的艺术才能。

　　这道石门发掘开始到向游人开放，共打开过两次。这是因为拍摄记录影片《地下宫殿》，再度把石门关闭的。在进入地宫之初，为避免发生不测，电影拍摄者未随发掘人员一起进入。地宫大门全部打开后，才补拍这开门的壮丽场景。此时由于神秘、紧张、恐慌与激动之感已全然消失，加之缺乏烟火、道具之类的辅助效果，三十年后人们在长陵大殿的银幕上，再也看不到发掘者在打开石门一刹那间的神态和音容，也无法领略他们当时的复杂心情和听到“飞刀”之后的可笑动作了。对于若干年后的观众来说，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测量、画图、照相……一切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大家来到石条前，详细勘察，只见上面有模模糊糊的墨笔楷书11个小字：“玄宫七座门自来石俱未验。”字迹的出现，不仅使发掘者知道了顶门石条原名“自来石”――聪明的工匠创造了一个多么形象而韵味无穷的名字！同时也得知这幽深的玄宫内，还有六道石门等待他们去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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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风雨下定陵

　　冲突既开，恢复元气已无可能；帝国古船千疮百孔，飘摇不定。努尔哈赤走出白山黑水，对明发难；风雨潇潇，万历的尸骨连同古老的帝国一起走进陵墓――

疯狂的报复

　　“立储之争”，使万历皇帝与群臣的斗争长达十余年之久。万历决心以顽强的意志和臣僚们作持久的对抗。群臣不让他立郑贵妃的儿子常洵为太子，他同样以各种理由为借口，也不立王恭妃的儿子常洛为太子，甚至不让常洛举行成人典礼，阻止随翰林院的官员就读。但是迫于宫廷内外强大的压力，万历最终还是向群臣屈服了。他答应让常洛出阁就读。

　　万历既然亲口答应皇长子常洛出阁就学，便再无口实可以推托。但是负责此事的太监，深知皇上并不乐意为皇长子办出阁礼，于是开出一张令人瞠目结舌的账单，总计不下十万两银子。万历抓住这一把柄，传谕内阁，借口皇长子出阁礼所需费用浩大，“出讲少俟二三年，册立一并举行，庶可省费。”显然又是在刁难和要挟。事情又拖了一年，万历在群臣再度施展的压力下，不得不宣布：二十二年（1594年）二月初四日，皇长子出阁讲学，但以尚未册立为皇太子，侍卫、仪仗一切仪注，从简从略。尽管如此，皇长子朱常洛总算是向太子的目标又迈出了艰难的一步。此时他已十三岁了。

　　当然，万历对群臣的屈服，带着万分的不情愿和异常的愤怒，在他的心灵上从此留下了永久的伤痕，并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越发痛楚。而“国本之争”所带来的恶果，也越来越明显地展现出来了。

　　万历二十九年（公元1601年）朱常洛被勉强立为太子，储位始定，其间竟经历了十五年之久的磨难。后人评论说：“自古父子之间未有受命若斯之难也！”

　　常洛立为太子，常洵已去洛阳封地。爱子远离膝下，宠妃泪洒衣襟，万历怀着难言的悲恸和无比的仇恨，面对他的群臣，也面对他的帝国，他要进行报复。这个报复的方式是独特的。早在万历二十二年（公元1594年），他三十二岁时，就开始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对付臣僚、开脱自己过错甚至罪责的办法。

　　自从万历十四年（公元1586年）二月掀起“国本之争”以来，万历先是以“皇子婴弱”为由，后来又以“群臣聒激”为借口，兼施高压和敷衍之计，久拖不立。后来，当万历知道再没有借口做为理由来拖延时，便绞尽脑汁，终于在万历二十一年（公元1593年）一月，捏出一个“三王并封”的“待嫡”之计。

　　所谓“三王并封”，就是将皇长子常洛、皇三子常洵、皇五子常浩同时封王，将太子之位暂时空缺下来。所谓“待嫡”，就是待正宫皇后（孝端王皇后）生育嫡嗣之后，再册封为皇太子。如果数年之后皇后还没有生育，再“无嫡立长。”显然，这是万历一番苦心孤诣之后想出的对策，借口“立嫡不立庶。”皇长子常洛是庶出，不宜册立为太子，只好虚位以待。

　　万历自以为聪明的“三王并封”之策，却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外廷大臣原本在等候册封之旨，不料等来了“三王并封”，不但大失所望，而且感到有遭受戏弄之辱。在他们看来，这是国本攸关的大事，怎能如此对待？于是，廷臣们又掀起了较前更为激烈的反对声浪。

　　群臣反对“三王并封”和“待嫡”之说的奏章接二连三，总数不下百本。归纳起来，都是围绕以下三点：其一是所谓“待嫡”之说，自祖宗以来，从无此例。其二是“三王并封”缺空太子位，是“有板无本。”其三是责怪万历言而无信。如王如坚等人抓住万历在十四年（1586年）一月，十八年（1590年）一月和十九年（1591年）八月，三次所下的册立谕旨都没有兑现的事实，大肆攻击说：“陛下尚不能自坚，今日犹豫之旨，群臣将何取信耶？！”朱维京也上疏说：“悖前旨而更新令，人主大信之何谓？天下后世以皇上为何主耶？！”万历览奏之后大怒，王如坚、朱维京皆被谪戍边。上疏的其余人革职为民。

　　万历想出了这个“三王并封”的主意，原是要颇孚众望的王锡爵代他受过的。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一月，大学士王锡爵省亲归朝，继任内阁首辅。当他得知申时行、许国和王家屏等人，为了国本之争都已先后离职的时候，思想沉重，感慨万分。他曾密疏万历皇帝，想以赤诚之心劝说皇帝早下决心，尽快举行册立典礼。一则是国本社稷的需要，二则也是想从此平息天下舆论。他的用心是毋庸置疑的，但是他对万历的“三王并封”的“待嫡”之旨，却大有龟酢５蓖跷艨戳嘶噬系氖众秃螅蟪鲆饬希偈被炭植话擦恕Ｒ环矫妫械降兆由形闯錾按铡保右丫耆从植徊崃翟谀岩苑蠲涣硪环矫妫晔毙小⑼跫移炼荚谡饧律显粤烁罚瞬皇セ噬闲湃危挥懈胶系垡夥轿喜摺Ｒ幌蚋罩备已缘耐跷簦馐毕缘梦肥孜肺玻龀隽艘桓龃砦蟮木裨瘢砣肓四岩宰园蔚氖欠卿鑫小

　　万历把责任推给了王锡爵，群臣不知就里，认为“三王并封”的“待嫡”之说，是出自王锡爵之谋，因此王锡爵立即遭到了群臣的围攻。在众门生的再三规劝下，王锡爵幡然悔悟，毅然决定破釜沉舟，迫使皇帝收回“三王并封”的决定。万历经过两天的思索，又在群臣冒死苦诤下，终于宣布收回“三王并封”的成命。“三王并封”之议出笼不过十天，终于寿终正寝。

　　放弃并封王旨以后，王锡爵在九个月中就先后十一次上疏争请册立和预教。其中在万历二十一年（公元1593年）十一月十九日的章奏中，特别尖锐地指出了郑贵妃阻挠册立的罪行。这一奏章，把万历搞得既被动又气恼。万历亲笔写了一道手谕，明显为郑贵妃袒护，并替郑贵妃开脱。由此引来的皇帝不快，各种复杂的人事纷争，以及言官们的接连弹劾，终于导致王锡爵的下台。

　　经过群臣的长期苦诤，使郑贵妃夺嫡的阴谋破产，朱常洛既已册立为皇太子，本来事情到此应该偃旗息鼓，转入力鼎图兴的轨道，但事实并非如此。种种迹像表明，那位看上去显然羞愤至极的郑贵妃似乎不会善罢甘休，而且眼下仍然是万历所最宠幸的妃子。既然如此，后果也就难以预料。于是，群臣戚戚，力决再谏。

　　在文渊阁大学士钟亦非的串通下，臣僚们几经磋商，又拟出一篇注定要遭致万历垂骂的疏文，力谏皇上勤政戒色。

　　疏文洋洋几千言，历数前朝女色误国之例，且通篇充斥着挚爱君朝之心，由耄耋老臣郭文章早朝禀呈司礼太监。结果老臣郭文章惨遭廷杖，并从此卧床不起。

　　宫廷出现了短暂的沉默。

　　但是，喑哑毕竟不能持久。接下来，臣僚们的担忧又以另一种病态的方式荒唐地流布。

　　传说有太监在郑贵妃的屋子里发现了一尊木刻，形像酷似太子，上面扎满了铁钉之类的东西，玄乎其玄，朝廷上下一片惶恐。因为谁都知道，这种盛行民间的巫术灵验非常，唯恐太子朝不保夕。

　　如此扰攘月余，终于没能引起皇帝的注意，大臣们的惊慌和绝望可想而知。

　　谣言未止，又有太监禀报文渊阁大学士沈鲤施法念咒意欲加害贵妃和皇帝，这一次，龙颜大怒。

　　万历当即令人将沈鲤宣到廷前究问，最后才弄清楚纯属误传。原来，沈鲤为了自律律人，在文渊阁大门旁书写了一块为官十戒的木牌，每日晨晚念诵，以示忠心效国。他没有料到这一多少有些投机和做作的姿态，其效果适得其反，几乎让他掉了头颅。

　　可能万历也难于明白臣僚们何以对皇储问题兴趣不减，以致余波震荡，弥浸民间。那会儿印刷术已经相当发达，一些有关皇储的册子四下流传，其中一份名叫《续忧危f议》的册子，增加了北京城内的神秘气氛。

　　这部署名为郑福成的册子，显然一针见血地戳到了皇帝的痛处，册子中称：皇上立朱常洛为太子实在是万不得已之举，日后必将更立云云。而至于署名，一望而知是郑贵妃的儿子福王必成皇帝的隐语，万历自然又怒，将《读忧危f议》作为“妖书”，责成刑部即速查办，不得轻饶。

　　刑部按到谕旨，未敢怠惰，立即着手稽查。但案情纠葛，非朝夕之事。在万历一连撤处了三名刑部大员依然没能水落石出之后，转而交付锦衣卫办理。

　　锦衣卫自然不辨究里，胡乱抓了一个叫生光的人，屈打成招，尔后处以极刑，才算了事。

　　这一切事情都使得万历深感疲惫与愁烦，同时也使他意识到自己不可能逃避历史的指责。他既无力回天又没处可藏，唯一的选择只能是消极无为。

　　于是，他开始无可奈何地坐在龙椅上以酣然入睡的架势面对现实与臣民。既不强迫大臣们接受自己的主张，更不对臣僚的奏折表示意见。这种消极无为的后果，不仅导致文官集团更加涣散无聊，更为严重的是直接为大明帝国的毁灭埋下了致命的祸根。

　　从表面上看，朝廷中各种法定的礼仪仍是照常进行，但皇帝已经不再上朝理政了。

　　尽管臣僚们的奏章不断向他送来，但他已懒得批阅，甚至连一些高级职位长期空缺，他也不派人替补，并决定以这种方式对付臣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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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朝廷内阁有王锡爵、赵志皋和张位三名阁臣，由于各自的原因很难继位。经过奏请又补进沈一贯、陈于陛二人。随后王锡爵去职、赵志皋告病，张位因得罪皇帝而罢职闲居。再之后，陈于陛又因病归天。这样一来，堂堂内阁仅剩沈一贯一人了。偌大的帝国朝廷，每日军政要务须待处理的少说也有数百件之多，繁忙如此，沈一贯一人当然无法胜任。为此，沈一贯频频上疏恳请补进阁臣，却始终不见下文，这一拖就是五年。最后，沈一贯因操劳过度而病倒在寓所，仍未见到补替人员。但紧急公务仍无法推脱，沈一贯只好强打精神在病榻上操办。内阁府由此再无一人主持政务，只好关上大门，中国皇朝的内阁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挂上了大锁。

　　沈一贯一共在阁12年，而独掌阁务竟达7年之久。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在这12年当中，作为一个帝国首辅，只见过万历皇帝两次面。万历30年（公元1602年）七月，经过沈一贯一再苦请，万历才点用朱赓和沈鲤入阁。阁臣总算有了三人。但好景不长，四年之后，沈一贯和沈鲤同时去职，阁臣又只剩下朱赓一人。朱赓所上有关军民利病的谏言，却“十不下一”，为此，常常遭到御史和科臣们的嫉讽。朱赓上不能劝说皇帝，下不能取信于诸臣，万般无奈，只得在家称病不出，其结果是阁门再次关闭。至万历三十六年（公元1608年）十一月，74岁的朱赓忧愤成疾，耗死任上。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他作为帝国阁臣六年，首辅两年，竟没见过皇帝一面。万历三十五年（公元1607年）五月，皇帝谕命于慎行、叶向高、李廷机三人入阁，另因王锡爵有声望，于同年也被再度召回，并冠以首辅职衔。王锡爵虽名为首辅，但尚未赴任，就在家死去，时年77岁。于慎行虽然加太子少保兼东阁大学士参赞机务，但已身患重病，七个月后便死于家中。同时入阁的李廷机赴任不久，即遭到给事中、御史十数人的参劾。迫于形势，只得明哲保身，躲在寓所里坚卧不出，后来索性跑到郊外一座荒庙中居住，并上疏皇帝辞去阁臣职务，三上奏疏才恩准致仕。名义上枚卜了四名阁臣，实际赴任理事的，却只有叶向高一人了。

　　叶向高为了枚卜阁臣，先后上疏一百余本，均不被理睬。此时的中枢机构长期缺员，党势渐丰，国力大渐。叶向高身为阁臣，却大事不敢做主，小事不能措处，欲干不能，欲退不允，孤苦伶仃，只好徒充其位，但是一切罪名，却全得由他承担。“大抵格而不用，惟有不行者，尽罪于臣。”又说，“臣孤身暮年，东撑西持，力竭心枯，泪尽而致以血。”即是这样哀情，也仍然打不动万历皇帝的铁石心肠。为了尽早摆脱困境，以免不测，他连连上疏：“臣自受事以来，未能荐一贤、行一事、挽回一弊政、消弭一衅端。碌碌浮沉贻忧宗社已六年矣！”这样延耗七年之久，直到他称病不出，内阁闭门，才令其致仕。

　　在叶向高去任之前，经过他的苦请，终于在万历四十一年（公元1613年）九月令方从哲、吴道南二人入阁。但四年之后吴道南去职，内阁又只剩下方从哲一人独掌，直至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七月万历皇帝驾崩为止。

　　这种形同虚设的内阁，使首辅和阁臣均无实权。又因万历不放权与内阁，致使“百事皆奉圣断，分毫不敢欺负”，由于部、府等衙门所上的对本部本府有利的题本屡上不下，上疏催请，又杳无音信，请内阁代催更无济于事。在这种情况下，有些衙门便瞒着皇帝和内阁自做主张、擅自办理，即使内阁有所察觉提出意见，甚至劝阻也起不到任何作用。因为内阁不能给部府作主，已经失去威信，只好任其肆意行动。这样一来，万历皇帝虽然表面至高无上统揽帝国，但对于部府有利的实际大权，反被各取所需下移滥用。更不可思议的是，皇位继承问题早已解决，而关于当年延搁立嗣的责任问题又沸腾起来，反较问题没有解决的时候更加严重。许多臣僚都被卷入，而且舌战之后继之笔战。这时朝廷中的文臣又产生了很多派别，各派之间无数的旧恨新仇需要清算，激烈的争论则常常始于微不足道的衅■，致使举朝上下人人自危，人人出击，“闻言而杜门，言已而视事。递出递入如登场之傀儡，凭人提算。”

　　而事实上，这种形同虚设的内阁，皇帝不尽职责，并没有使政府陷于瘫痪；文官集团有它多年来形成的自动控制程序，每到牛、龙、狗、羊之年，北京的会试、殿试照常进行，地方官和京官的按期考核也没有废止。派遣和升迁中下级文官，只是由原来的以德才为标准改用抽签的方法选用和决定，决定的因素不是德才，而是一根竹签，这些例行公事，皇帝照例批准，而大多数情况下则由司礼监秉笔太监代作朱批，这时的帝国的航船已经全凭自身的惯性向前飘摇行进，它的沉没已是或早或晚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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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沉沦

　　万历皇帝百年之后，人们用八个字为之盖棺论定：“酒色财气，四病俱全。”

　　万历的贪酒，大约起于15岁时。为此，首辅张居正曾专门为他讲过《酒诰篇》，诚恳地告诫他宴饮过多，会荒废政务、损害身体，身为一国之君，应以宗礼为重，尽力戒酒。处于无聊苦闷之中的万历虽然当面称是，但背后却依然放纵不休。虽然后来发生了酗酒杀人的事件，受到李太后的严厉斥责并令其写出“罪己诏”向天下谢罪，但从后来的情况看，这恶习不仅没有改掉，反而愈演愈烈。这一点，从御史冯从吾的奏章中可以找到佐证：“陛下每餐必饮，每饮必醉，每醉必怒。左右一言稍违，辄毙杖下，外庭无不知者。”后来内阁大学士赵志皋，也就此事多次谏止，但万历却以太监、宫女对上不敬，违犯宫规为自己开脱。

　　万历广选上千淑女，且整日周旋其间。郑贵妃与他的恩爱如漆似胶，却并未独占他的枕席，万历的八子十女为八个不同的女人所生便足以说明。在辅臣屡屡催请，他无计可施时，便发出这样的谕旨：“朕自夏感受湿毒，足心疼痛。且不时眩晕、步履艰难。”到春冬季节再传谕旨：“联昨感风寒不时动火，头目眩晕，腿足疲软。”如果说他的“足心疼痛”确因“感受湿毒”而致，那么“头目眩晕”则正是酒色过度、精气亏损的症状。

　　万历十二年（1584年）一月，御史范y上疏条陈时政十事。其中谈到“人欲宜防”，以禹不喜酒、汤不近色为例，恳请明神宗力以美女、酗酒为戒。万历览后大怒，谕令重杖。恰巧，是夜雷雨大作，朝阳门外水深三尺，他心里惊惧，不得已免去重杖。但仍将范y革职为民永远不入场起用。万历十四年（1586年）十月，礼部祠祭司主事芦洪春，也上疏规谏万历酒色，其中谈到，陛下自九月十五日以来，连日免朝，前日又下诏说头晕体虚，暂罢朝讲。芦洪春就此感叹说，夫！疾莫甚于虚。陛下人秋鼎盛，诸症皆非所宜有。但不宜有却而有之，这样做，必然要上伤圣母之心，下骇臣民之听。而又因此惰朝废典，不知陛下何以自安也？又说，陛下以衽席之娱，而忘保身之术，其为患更深！万历览后怒极，命重杖六十、革职为民永废不用。不久，芦洪春便因愤郁而死。万历十年（1582年）冯保失败以后，由太监张鲸掌握东厂，因为横行无忌作恶多端，引起满朝公愤。其中御史何出光，曾劾张鲸犯有八条死罪，并连及其党锦衣卫都督刘守有、序班邢尚智。万历览奏以后命将邢尚智论死、刘守有除名。而对张鲸却不予究问。为什么对首恶者不问？据说，一则因为当初张鲸奉皇帝密旨劾冯保有功；二则当群臣参劾张鲸以后，张鲸曾出重金贿赂万历。这样，因张鲸“有功”，皇帝气短，所以未加究问。此事泄露，被阁部大臣们获知以后，极为气愤，便密嘱御史马象乾再劾张鲸。因为言辞尖刻、切直，所以引起万历大怒。谕令将有乾下镇抚司狱“打着问”。因为马象乾参疏系申时行、许国、王锡爵三位阁臣密嘱所致，所以三人便死力相救，“愿与象乾同受刑拷”。这样，才使马象乾得免。但没过几天，又有给事中李沂再劾张鲸。他索性将张鲸用金宝重贿皇帝的丑闻，也全盘给揭了出来。这一下可触犯了万历的疼处，使他十分难堪，因而异常狂怒地说：“李沂置贪吏不言，而独谓联贪，谤诬君父，罪不可宥！”命将李沂下镇抚司狱，杖责六十，接着又将李沂革职为民永废不用。

　　针对皇帝的“四病”（酒色财气），万历十七年（1589年）十二月，大理寺评事雒于仁，连进了大胆、恳切、尖锐的谏言。大意是：臣闻嗜酒则腐肠。陛下八珍在御、解酌是耽，卜夜不足，继以长夜。此其病在嗜酒也；变色则伐性。陛下溺爱郑贵妃，靡言不听，忠谋摈斥、储位久虚，此其病在变色也；贪财丧志。陛下传索帑金，括取币帛，甚且掠问宦官。有献则已，无献则谴怒。李沂之疮痍未平，而张鲸之赀复入，此其病在贪财也；尚气则戕性。陛下今日榜宫女，明日赀中宫，此其病在尚气也。最后又说：“四者之病，胶绕身心，岂药石所可治？”既然药石不能医治，所以雒于仁特进“四箴”，陈请皇帝自行根治。万历览奏以后，火冒三丈，怒不可遏。渝令重处。但是由于雒于仁所上的谏言既符合实情，又获得文武百官的支持，经过申时行等阁部大臣的奋力论救才未受到重刑，但还是被罢官为民。雒于仁虽然为此而丢官，但他所讲的“四病”，不仅紧紧地缠绕了万历的一生，且因此而加速了大明帝国的灭亡。

　　从万历二十年（1592年）开始，一直到四十八年（1620年）七月万历驾崩为止，在这二十八年的时间内，万历不仅不视朝、不祭天、不拜祖，就连大臣们所上的奏章都懒于过目，更谈不到亲自批阅。

　　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大雨成灾，黄河暴涨改道，向南夺淮入海。所过之处，积水丈余。漕河被毁，祖陵（泗州、凤阳）被淹，千里之内尽成汪洋，数十万灾民无家可归。又由于漕运不通粮船受阻，使京师、边镇严重缺粮，情况万分火急。为了及时排除灾害，大学士沈一贯详细陈明利害，恳请皇帝先发内帑进行救济，并尽快点用治河大臣，立即进行治理。情况虽然万分紧急，但万历却对所上奏章连看都没看。因为没有皇帝的谕旨，事情又十分重大，没人敢于用“讲旨”的办法去冒险，只得搁而不办。

　　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五月，京郊地区连降大雨，经月不停。致使京师内外商民房屋倒塌数千间，压死民众数百人，长陵陵碑也被雷火击碎。又因四月以来，天气闷热，连日阴霾，天寿山陵区的数万株松树枝叶全被害虫吃光。这在当时，是上天“惩戒”的不祥之兆，本应引起万历皇帝的“惕然惊惧”。但是由于呈报的题本他依然未看，所以毫无反应。为此，部院大臣除继续联名上疏强烈陈请外，又到文华门外集体跪请，想以此引起皇帝的警觉与重视。但万历皇帝根本就没有起床。臣僚们白白在门外跪请了一个上午，中午万历起床以后，服侍太监才将群臣在门外跪请一事禀告给他。由于事先未看奏章，不知道跪请的原由，万历以为是挟君犯上，立时大怒。派司礼监太监传出口谕，斥责说：“各守心供职，勿要挟沽名。”臣僚们不但未受到褒扬，反而落了个“要挟沽名”的罪名，无不垂头丧气，愤然而去。

　　万历初年，张居正曾联系古代帝王的实例，多次教诲万历皇帝要崇尚节俭、戒奢侈。天子富于四海，家国一致，国家财富便是皇帝之财富。首辅的谆谆教诲，着实令这位少年天子感动了一番，并立下“以四海为家；贵五谷贱珠玉、布德修正，团结民心”的宏愿。但自从张居正家中抄出二十万两金银之后，他才顿悟到太仓库的储银虽然堆积如山，但自己既看不到又摸不着，不如将金银储在内库，看着亲切，用着方便。因此便以种种理由，向光禄寺、太仆寺和太仓库索银储入内库私用。以后，又在奸人和太监的迎合诱惑下，以开采银矿、滥事征税的方式，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长达二十四年之久的敛财搜刮。其结果是财货上流，万民皆怨，使国家的经济秩序完全陷入土崩瓦解之地。出现了国匮民穷、政纪废弛、人心涣散、最腐朽最危机的败亡局面。正如刑部郎中贺中轼说：“惟民穷财尽之败不可救”，只能“速其天下之乱耳”。

　　朝廷上下，贪污中饱，腐败糜烂，必然要严重地削弱军备。边镇兵卒不仅粮饷不足，其冬衣棉布也屡欠不发，致使大批军卒“衣不盖体、菽不压口、冻馁而戍”。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六月，巡按御史马永清奉命巡视边关。当他到达紫荆关马永堡时，突然感到恶臭扑鼻，令人作呕。他迎着臭气查找，原来是两个老兵正在沟边烤食死尸身上的烂肉，身边的尸体已爬满了苍蝇。马永清虽是久经沙场的边关大员，但见如此凄惨之景，竟禁不住潸然泪下。

　　兵卒衣食无着，只得被迫“卖其弓箭、或质其妻子以救旦夕之命”。有的边镇，下级军官和兵卒为求生存而不顾军法偷卖火药：“自辽阳至镇江，其间许多镇堡，官上火药暗里偷出，或五、六百斤或千余斤……数年以来，辽阳一带火药，尽皆见失。镇堡之官，亦不时点检，徒闭虚库”。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七月，墩军宋满仓伙同数人，趁夜间风雨大作之机，竟将空府炮台上的大铜炮偷出卖给外夷。

　　军卒“衣不盖体，菽不压口”的结果，除了偷卖军器外，还三五成群逃入敌营，“愿奔外夷为乐土”。仅辽东义州所属的几个边堡，一个月内就有2300人出逃。其边备废弛，军心涣散、斗志沦丧到了无法挽回的地步。就是戍守京师的三大营也名存实亡。三大营额军为十余万人，工科给事中王元翰披露，这十余万人“其中能战者，不过数百而已”，其他均是老弱病残或市井无赖，根本没有战斗力。

　　政治腐败，边备废弛，军心离散，必然招致外敌入侵。崛起于东北边陲的努尔哈赤，抓住这个千古难逢的契机，乘虚而入。大明帝国的名将如今已丧失了戚继光、谭纶、俞大猷、刘显等呕心沥血所训练的严明军纪和顽强斗志的军队，已然到达如此地步，其结果只能是以清代明，重新开始历史的新纪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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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归宿

　　万历十一年（公元1583年），就在万历皇帝清算张居正，并到天寿山寻找自己死后乐园的这一年，位于白山黑水之间的女真族人、25岁的努尔哈赤便显示了他过人的军事才华。由于明朝辽东总兵李成梁用计杀死了他的祖父和父亲，他便凭借祖上遗下的十三副铁甲，和族人一起对明发难。当万历皇帝接到边廷上传来努尔哈赤要求归还祖父、父亲尸体的消息时，他绝没有料到不久的将来，就是这位努尔哈赤会和大明分庭抗礼。他心平气和地封努尔哈赤为建州卫都督，并加龙虎将军衔。万历的册封，使努尔哈赤如虎添翼，他不断吞并周围部落，在征战中创立和完善自己的军事组织；与此同时，他下令开采金银铜矿，置办冶炼，鼓励民间养蚕，发展手工业生产。他已不满足于做明朝的臣民，他觉得自己应该拥有更多的土地和人民，就像历史上所有的君主那样，凭着不断的进取赢得天下。这样的理想和由此而来的奋发精神，是在故纸堆和脂粉中长大的万历皇帝所不具有的。

　　努尔哈赤出身于建州左卫苏克素浒河部、赫图阿拉一个没落的奴隶主家庭。他的祖先猛哥帖木耳曾被朝廷任命为建州左卫指挥使。由于家道中衰，努尔哈赤年轻时，为生活所迫曾采集松籽和人参到抚顺出售，在与汉人接触的过程中，学到了很多本族所未有的东西。出于好奇和崇尚武功的天性，努尔哈赤从小喜读《三国演义》，但那时他从未想到正是以这些汉人所创造的用兵之计，若干年后，率铁骑征服了大汉子孙的帝国之邦。

　　从万历十一年（公元1583年）到万历四十六年（公元1618年），正当万历浑浑噩噩，沉溺于酒色之中，热衷于搜刮珠宝时，努尔哈赤已经在东北的莽莽雪原上建立起了一支与明王朝争夺天下的军队。同时，乘明军抗倭援朝、辽东空虚之机，继续扩张势力，并针对帝国狂妄自尊和辽东总兵李成梁的骄横，巧妙地实行对明朝表面恭顺，而在暗中称王称汗、积极发展势力的两面政策。经过25年的积极准备，终于在万历四十六年（公元1618年）四月十三日，以发布“七大恨”告天为起点，把进攻的矛头正式指向明朝，从此，揭开了中国历史以清代明的序幕。

　　其实，早在十年以前，努尔哈赤的雄心壮志就被有的明朝官员窥破。万历三十七年（公元1609年），御史熊廷弼巡察辽东后，向万历皇帝和兵部发出警报：“辽左危急”！但那时的万历和朝中群臣正卷入“国本之争”的漩涡，谁都没有兴趣和精力去管这些边防之事，终于有了十年后的今天。

　　努尔哈赤亲率二万铁骑，直入要地抚顺，迫使守将李永芳投降，并将救援的张承荫等将领一举击毙。然后，乘胜进兵抚顺东南的鸦鹘关，再克清河，一路势如破竹，锐不可挡，大军横扫北国朔漠平川，疾速向关内挺进。这时万历才和他的臣僚们感到事态发展的严重性。

　　边防的军事危机飞报皇帝，但是万历自己不能统率兵将，在平日又没有整顿军备，自然他更谈不上离开京城巡视边关了。既然他的权力产生于百官的俯伏跪拜之中，那么在这边关危难、大兵压境之际，万历皇帝只能盲目听从大学士方从哲的请命，慌忙之中任命那位在抗倭战争中讳败为胜的杨镐，从而使明军在关键的一仗中丧师失地。

　　万历见明军已无力阻挡努尔哈赤的铁骑，却通过太监找来阴阳术士王老七，施展阴阳之术，以破敌军。王老七一番占卜之后，跪请皇帝说道：“女真人之北关，与其祖坟风水有关。如将房山金人陵寝捣毁，泄其王气，明军可能转为胜矣。”万历皇帝闻听此言，大为惊喜，（努尔哈赤自称“后金”、意为金人之后）于是谕令兵部急速派人赶往房山，捣毁金人陵寝。

　　金朝原是居住在长白山和黑龙江流域的女真族，公元十二世纪初，其部落联盟的首领阿骨打战胜辽，夺得了东北和华北的统治权，当上了皇帝，是为太祖。他死后，原葬于东北海古勒城西的泰陵，其弟太宗之陵原来也在上京。1153年海陵王迁都燕京之后，又把他们二陵及其同葬十陵迁到中都（今北京）。两年之后，房山寿宫建成，便把棺椁运往房山陵地安葬。由此，这里便形成太祖、太宗、十帝和其他后妃王墓等数十处的金代皇家陵区禁地。

　　明军赶往房山金人陵区之后，大肆焚烧盗掘，整个陵区烈焰升腾，烟尘四起。不到两个月，建筑规模和历史艺术价值比明十三陵毫不逊色的房山金陵，毁坏殆尽。

　　事情到此并未结束，万历皇帝死后，他的孙子天启皇帝朱由校见努尔哈赤不但没能自灭，反而锐气俱增，又听阴阳术士之言，在房山金人陵区修建一座关公庙，以压其胜……而最后的结局是清军入关，多尔衮下令捣毁十三陵，以报房山金陵被毁之仇。其中定陵遭其毁坏最为严重，宝城垛口，明楼地面的花斑石、外罗城等建筑全被焚烧捣毁，辉煌的定陵园林只剩一座明楼。当然，这个报复性的毁灭要在万历死后二十四年才得以应验，这是后话。

　　面对这艘帝国古船，万历已经准备好了一切，决心沿着他选择的道路径直走下去。病入骨髓的他自知必定先于古船沉没，尽管船上救命的号子喊得翻江倒海，他却再也无力顾及了。

　　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四月六日，孝端皇后王氏气绝身亡。按照她生前的地位要葬于定陵地宫。为担心雨水进入玄宫，礼部左侍郎孙如游上疏说：皇后发葬，惯例要出百日，可玄宫隧道不可久泄，眼下正处大雨季节，臣等非常担忧。既然万历皇帝连战事都不再顾及，哪还有心思去理睬葬事，所以王皇后的棺椁一直没有入葬。从此，群臣们不再过问，只管在沉沦中苟且偷生。

　　七月二十一日，万历皇帝终于一病不起。这位“难识君王真面目，二十余载匿深宫”的帝国君主，在将要撒手归天的弥留之际，竟然连太子常洛也不见，更不允许大臣们去问安，他只要既带给他欢乐、又带给他苦恼的郑贵妃陪伴。二人相对，多少往事涌上心头。他庆幸，在这郁闷苍凉的人生旅途中，能和这位美丽聪明的爱妃相遇。同时，他又感到无限的内疚和忧虑，他辜负了爱妃和爱子的期望，使她和她的儿子落到今日天各一方、茕茕孑立的可怜境地。他无法知道自己死后，太子常洛会对郑贵妃施以何种残酷的手段。他第一次感到了时间的珍贵与紧迫，在这阳气尚存的最后一刻，他强打精神，渝令方从哲等几位重臣前来受顾命。

　　当方从哲等几位大臣赶到乾清宫时，见万历皇帝面如灰土，奄奄一息，急忙跪地痛哭流涕。万历轻微地抬了抬手，示意方从哲上前，两滴浊泪夺眶而出。他颤微微地拉了拉方从哲的手，有气无力地说道：“念郑贵妃待我好，册立为皇后，死后葬入定陵寿宫同朕作伴……”说完，撒手而去。

　　万历死后，长子也即是皇太子朱常洛即位，年号泰昌。多灾多难的朱常洛终于在同年八月初一日继承了帝位，是为光宗。朱常洛的一生，大部分时间都是在逆境中度过的，由于长期忧郁苦闷，清闲无聊，只得把全部精力寄托在酒色上。虽然年龄还不到四十岁，身体的健康状况却已到了崩溃的边缘。

　　万历驾崩之后，郑贵妃知道自己地位岌岌可危，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一反过去之常态，千方百计地奉迎讨好这位新皇帝，除了赠送大量珍珠异宝以外，又赠送数名绝色美女供他****乐。结果，由于色欲过度，这个一生绝经苦难的短命皇帝，一个月后就一命呜呼了。

　　从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四月六日，到九月一日，明帝国先后死去一后二帝，这在中国历朝的宫廷史上是极为罕见的。朱常洛的儿子、十六岁的小皇帝朱由校（年号天启）一登基，就要大办喜事。可此时宫廷内部正争权夺利，勾心斗争，吵闹不休，边关异族不断入侵，内地农民起义风起云涌。此种情形，万历皇帝的丧事举办得如何，是可想而知的。

　　按惯例，送葬前，杠夫要在北京德胜门外“演杠”十天，按正式送葬的要求，抬着一具木箱，木箱上方中心位置放着满满一碗水，演练到滴水不洒为止。但这一切都无人要求了。九月二十八日，万历皇帝、孝端皇后梓宫同时发引。护丧的是孙如游、黄克缵、李腾芬、王永先等二十四员大臣，并有军夫八千人抬灵。走在最前面的是引幡队，举着花花绿绿的万民旗万民伞；后面紧跟上千人的法架卤薄仪仗队，高举数不清的金瓜钺斧、朝天镫，兵器刀枪如林，幡旗蔽日。跟在棺椁后面的是十路纵队的武器兵弁；最后面是由数百辆车子组成的文武百官、皇亲国戚的车队。整个送葬队伍蜿蜒十几里，所到之处，凡有碍通行的建筑物，无论大小，一律拆除……由于事前未演练抬棺技巧，又因棺椁太重， 路上常有绳索损伤，行走极慢。早上从宫中走出，天黑才到德胜门，只好再增加六百名杠夫。三十一日傍晚，当棺椁运到沙河时遇到风雨，先是北风大作，黄尘升腾弥漫，接着大雨飘落。风雨潇潇，天地苍茫，送葬队伍乱作一团。恰在这时，拖灵龙木（主杠）轰然断裂，万历皇帝的棺椁一角坠地，跟随的重臣闻此不测之事，急喊：“停下献酒……”竞无人理睬，棺椁依然在泥水中拖曳而行。直到十月三日，棺椁才进入寿宫。

　　这位御驾大明帝国四十八年的万历皇帝朱翊钧，确实是愧对祖先于地下。虽然他死后二十四年明朝才被农民军和大清帝国灭亡，但后来的政治家和历史学家都承认这样的评判：明朝灭亡原因不在祟祯，而在万历。至少在万历年间，这种沦亡便开始了。正如清帝国在修缮房山金陵时，康熙皇帝在碑文中所作的结论：

　　朕维圣王制祀……所以讫扬曩烈，光表前王。

　　金朝房山二陵，当我师克取辽阳，故明惑形象之说，谓我朝发祥渤海，气脉相关。故罢金陵祭祀，二年拆毁山陵，欲断地脉。三年又建关庙于其地，为压胜之术。从来国运之兴衰，关乎主德之善否。上天降鉴，惟德是与。有德者昌，无德者亡，与山陵风水原无关涉。有明末造，政乱国危，天命已去。其时之君臣，昏庸迷谬，罔知改图，不思修德臣民，挽回天意，乃轻信虚诞之言，移咎于异代陵寝，肆行摧毁。迨其后……人心叛离，国祚以倾。既与风水无与，而前此之压胜摧毁，又何救于乱之乎？古之帝王掩骼埋h，泽及枯骨，而有明君乃毁及前代帝王山陵，其桀谬实足贻讥千古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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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棺床前的困惑

　　石门洞开，棺床金井之上却不见棺椁的踪影。是被人盗掘？还是故设疑冢？一个个谜团再次困惑了发掘人员的心。直到打开玄宫的最后一道大门，百年迷雾才倏然消散――

希望与绝望

　　按照自来石的提示，发掘人员穿过20米长的前殿，又看到一座紧闭的石门。纵横九排八十一枚乳状门钉，在朦胧的光亮里闪闪烁烁，如同暗夜里无尽苍穹中弥布的群星，令人遐思，使人陶醉。九是自然数字中最高的一位，石门上纵横九排乳状门钉，意在象征吉利与权威，这是帝国皇帝“九五之尊”的具体体现。发掘人员用手电筒向门缝内照去，又是一条自来石从里面顶住了大门。在做好严密的保护措施之后，他们拿出“拐钉钥匙”，用开第一道石门的方法，将第二道石门打开。由于有了第一次的经验，开这道石门时只稍微一用力，石门嘎然洞开。由于巨石和青铜的摩擦，清脆悦耳的金石之音伴着沉重的嗡嗡声……大家简直惊呆了，汽灯的光亮如同一豆油灯，微弱而细小。大殿似乎没有尽头，深邃幽暗，阴森恐怖。霉烂的气味伴着刺鼻刺眼的迷蒙雾气挡住了视线，发掘人员只好手拉手小心翼翼地摸索前行。

　　奇迹终于出现了。一盏汽灯照亮了三个汉白玉宝座（供案）。宝座并排面东放置，中央一个较大，显然是皇帝的灵座，两边较小，是为皇后之灵位准备的。中央宝座的靠背雕四个龙头，伸向两端。靠背后又雕一条纹龙，作戏珠状。四周俱浮雕云纹，大有腾云驾雾之势。两侧的宝座踏板前放置“五供”，中央为黄琉璃花瓶。五供前有一口巨大的青花龙缸，缸内贮油质，油面有铜制圆瓢子一个，瓢子中有一根灯芯，芯端有烧过的痕迹，这便是史书上所说的“长明灯”――万年灯。根据痕迹判断，长明灯在安葬时是点燃的，当玄宫封闭后，因氧气缺乏，才渐渐熄灭。油质表面一层已经凝固，后经鉴定，长明灯为芝麻香油制成。这口青龙花缸、不但是定陵出土文物中的珍品，同时也是中国青花瓷器中的罕见之作。缸的高度和口径均为0．7米，外部刻有“大明嘉靖年制”的题款，颈和底部有莲瓣纹饰，中部绘有云龙纹，云似飘移流动，龙如初入苍穹，二龙一前一后，腾云驾雾，直冲天宇，一种栩栩如生的动感，使整个器物充满神韵。

　　明代瓷器在中国历史长河中最负盛名，其中尤以白地蓝花的瓷器为精，世称‘青花瓷”。景德镇是明代烧制瓷器的中心，为供朝廷使用，专门设立了为皇室生产瓷器的“御窑厂”。由朝廷委派专职官员监工督造，并驻有军队看守，设有牢房和刑具，对违反规制的工匠，予以惩治。

　　据文献载，巨型龙缸的制作过程，技术复杂，烧制困难，每窑每年只能烧制三只以下，且成品率极低。为满足宫廷的需要，在御窑厂内专设龙缸窑32座，专门掌握烧造龙缸技术的工匠叫“龙缸匠”，另外还有敲青匠、画匠和各种夫役。倘火候不当就要裂口，青土缺乏同样制不成功。史籍中有这样一段记载：陆定新，因父母早丧，家境贫寒，只得到窑上学艺。他性情刚直勇猛，而待人宽厚仁慈。嘉靖皇帝需要龙缸，派太监潘相到御窑厂督造。因龙缸不易烧制，工匠无人敢接掌管窑火的差事。陆定新毅然承担其责。但经多次烧制，没有一个成品。太监潘相大怒，下令重责窑民，然而龙缸依然烧制不出。潘相又下令对工匠窑民进行断粮和殴打。几天之内便有五人相继死去，眼看同伴受此苦役之累，陆定新遂于夜间面对熊熊烈火，奋身跳入窑中。翌日开窑，龙缸竟成。众人无不泪下， 收其遗骸葬于凤凰山下。窑民感其英烈，在窑厂旁建祠一座，以示缅怀和纪念。

　　这段记载不免带有传奇色彩，但明代为烧制龙缸，确有用女子祭窑的事件。龙缸烧成后，工匠往往逃脱不掉被处死的下场。

　　嘉靖年间，对于青花瓷器的烧造，已达到登峰造极之境地。青花的釉料来自南洋的“苏泥索青”。这是一种十分贵重的原料，用它烧瓷，颜色鲜美，独具神韵，无可与之匹敌。嘉靖四十一年，一督工大臣令工匠烧出12口青花瓷缸后，欲返京领赏。临行前，摆下酒宴，请掌管烧制火候的工匠来饮。席间，这位督工大臣问工匠：“匠师烧制青花瓷器，艺高技绝，劳苦功高。我走后，若朝廷另派他人督工，是否还能烧出更好的瓷器？”工匠不解其意，回答道：“艺无止境。”督工大臣听罢，暗派人在工匠杯中施放毒药，将其毒死。自此，景德镇再也烧不出精美的青花龙缸，万历随葬的青花龙缸，也只好用他祖父嘉靖年间制造的了。这个记载同样具有传奇性质，史学家研究得出结论，自嘉靖以后，南洋的“苏泥索青”渐已绝迹，因此，所烧制的瓷器当然无法与前相比了。

　　发掘人员在发现宝座和长明灯的同时，又在北壁和南壁上，分别发现两道券门。券门不出檐，无任何装饰，里边各有一座石门，青石做成，无铺首和门钉。券门上横以铜管扇，穿以门轴，形式虽同前殿中殿之门，但尺寸却小得多，仅高2．2米，宽0．9米，门内侧同样用自来石顶住。发掘人员用“拐钉钥匙”打开左边石门，沿券道而进，迷茫的雾气中出现了一座巨大的棺床。棺床除中间有一孔穴，里边填满黄土外，四周空空荡荡，一无所有。白万玉突然喊了声：“完了！”

　　众人大惊，忙凑上来望着老人灰暗的脸问道：“怎么完了？”

　　“棺椁被盗了。”白老解释道：“这里边一定有秘道通向外面。”

　　众人更加紧张起来，挑着汽灯，打着手电，围绕着左殿的四周寻找起来。

　　果然不出白老所料，在左殿的西部找到了一个小型石券洞和石门。石门呈向内开放型，被自来石顶住。如果真的被盗，盗墓者可能就是沿这条密道进入的。“快把自来石搬开。”白万玉喊着，几个小伙子把自来石取出，石门被嘎然拉开。

　　这次没有雾气扑来了，外面是一堵黑压压的大墙。汽灯光下，只见大墙为方砖垒成，中间用灰浆填缝，无半点盗掘的迹象。这时大家才猛然想起，盗掘绝不可能，因为通长近20米的棺床上，没有棺木放置和腐烂的痕迹。并且，从平铺的金砖光亮无损这一点断定，棺椁压根就没在此停放过。

　　汽灯放到棺床上，照亮了中间的“金井”。大家擦着脸上的汗水，默默地往里望着，希图揭开这有床无棺之谜。

　　金井位于方砖铺砌成的棺床之内，是为风水之穴，一g黄土，无底无盖，借以沟通阴阳之气。棺椁入葬后，必须端端正正地压在金井之上，以接地气。人类来自自然，死后亦应回归自然，皇天后土便是人类生死存亡的栖息之处。只有与自然融为一体，死者的灵魂才能久兴不衰、永世长存……正是源于这种似是非是、似通非通的宗教思想，历代皇陵在寿官初建之时，开工的第 撮土要慎重地保存起来，待地宫建成后，把土郑重地填入金井之中。此种做法，有的研究者认为来自佛教的启示，有人则认为来自伊斯兰教的影响，结论尚需进一步探讨证实，但却可以清楚地看出，人类对于土地的依赖和爱恋意识何等根深蒂固。无论是平民百姓还是帝王将相，都深信不疑――土地是人类永恒的母亲。

　　正是对土地出于这样一种膜拜心理，所以，中国几千年历史长河中，曾经不止一次地展示过这样的画面：萧瑟秋风里，荒野古道上，起义军的马蹄正扬起漫天的黄尘。可以看见，在沙风土雾中，每面大旗上都写着“分田地，均贫富”！揭竿而起的义军为了得到土地，纵横沙场，逐鹿中原，多少将士在凄清冷寂的荒原上留下了血肉模糊的尸体。天低云暗，似有无数的幽灵不肯离去。腥风血雨，低吟着热恋土地的挽歌……

　　金井、土地、灵魂，三点一线，血肉相连，这融宗教与文化于一体的神秘风俗，格外引起帝王将相的关注。清代的慈禧太后到东陵菩陀峪巡视为她修建的地下玄宫时，曾把手上佩戴的一件极为珍贵的珠串投入金井之内。回宫后又派大臣前往陵地，在金井中放置了数量惊人的珠宝玉器。在清西陵的崇陵地宫中，光绪皇帝棺椁下的金井内，也发现了金质、银质和其他珠宝，并有用黄缎包裹的半斤黄土和光绪帝生前脱落的一枚臼齿。由此可以看出，帝后对金井的迷信与崇拜，演进到清代，已达到了何种程度。他们自信接了地气，即可王气不衰，江山永固。

　　从定陵玄宫左配殿的棺床和布设的金井看，这里应放皇后或妃子的棺椁。那么为何没有放置？是否都放在右配殿？发掘人员分析着，提起汽灯，走出小券门，顺利地将右配殿的石门打开，满怀希望地走进去。就在灯光照亮配殿的刹那间，大家的希望彻底变成失望以至绝望了。和左配殿同样大小的棺床上，空空荡荡，只有一个孤伶伶的金井在棺床中央孑然独处。发掘人员在殿中察看，没有一丝被盗掘的痕迹。在西端，同样发现 座石门，将自来石移开，外面也是一堵方砖垒成的大墙，大墙依然如故。

　　“这玄宫会不会是假的，帝后葬在了别处？”刘精义的声音虽是极小，却在大家心中造成了不小的震动。是呵！这个玄宫会不会是假的？历史上帝王的假墓伪冢并不少见。甘肃的伏羲陵、陕西黄陵县的黄帝陵是真是假？曹操的七十二疑冢至今难辨真伪，还有朱元璋死后从都城十三个城门同时抬出棺材的民间传说；同时，据十三陵区的百姓传言，万历入葬时，有十八口棺材分别葬在陵区的山中……这一切又使大家想起在发掘中遇到的一块“指路石”，难道天下真有这样的好事，把偌大的一座皇帝陵埋下“指路石”，让后人轻而易举地挖掘？如果真是一座空宫，这近两年的辛苦不就付之东流了吗？此时，大家心中已不再恐惧玄宫的毒气和暗箭，重要的是尽快找到帝后的棺椁。所幸的是，按照自来石书写的‘玄宫七座门”提示，还应该有一座门尚未打开，这是大家心中的最后一线希望。定陵发掘的成败在此一举。

　　发掘人员走出右配殿狭窄的券洞，沿宽敞的中殿继续向里探寻。显然，大家的脚步比先前加快了，地面上散落的腐朽木板被踩得嘎嘎响动，微弱的汽灯光尤如暗夜的灯塔，导引着夜航者在迷蒙辽阔的雾海中颠簸前行。

　　最后一道石门出现了。

　　发掘人员犹如发现新大陆一样，在绝望中迎来灿灿曙光，一种生命的骚动和灵魂的激情喷涌开来，在这27米的玄宫深处升腾爆裂。30年后，发掘队长赵其昌回忆那个短暂的瞬间，曾作过这样的描述：

　　“我们几乎是扑到门前的，可到了门前谁也不愿意去打开它。这座石门和最先开启的两座相同，只要移开自来石就可以打开大门，看到里面的景物。我的心怦怦地跳动着，格外紧张。以前的紧张是惧怕黑暗的气氛和不良气体之类的侵蚀，这次的紧张则是担心，担心这最后一线希望变成泡影。我拿起拐钉钥匙向门缝插去，可因为手抖得厉害，试了三次都没有成功，最后还是白老接过去将自来石移开。大门轰鸣着向两边移动，金石之声在乌黑的地宫深处回荡，像是在寂静的夜晚，突然刮起飓风、掀起海浪，令人毛骨悚然。这时没有人再去注意暗箭和有害气体，一双双眼睛瞪得溜圆，屏住呼吸，注视着前方，事实上，这座门内涌出的雾气最大最浓，像是有人在前方扬起一把黄尘，使我们无法睁开眼睛，泪水顺腮流淌。灯光在茫茫雾气里越发暗淡昏黄，而且不住地跳动。强大的气流和嗡嗡的回声提示我们，里面的空间一定很大。”

　　“希望产生于失望之中。当我们顶着烟雾霉气进入大门之后，一个令我们目瞪口呆的奇迹出现了。三个硕大无比的朱红色棺椁静静地排列在棺床之上。”

　　“我们激动地拥抱在一起，没有人说话，幽深的地宫一片寂静，迷蒙昏暗的灯光里，只有一行行泪水在各自的脸上流淌、流淌……那是一次世间罕见的辉煌而独特的拥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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凄怆的爱情悲剧

　　万历费尽心血，大明帝国耗费巨资的定陵地下玄宫，三百年后重见天日。它的发掘，无疑给后人提供了一个客观的研究和评价历史的机会。

　　在万历之前，只有太祖、成祖、世宗是生前预筑陵寝的。万历在刚刚摆脱张居正的“桎梏”以后，感到自己已经不折不扣地取得了列祖列宗的地位，足以让千秋万代之后的人们崇敬。他不再听信群臣的劝阻，一意孤行，倾尽国力，把自己的陵寝规模修建得超过列祖列宗。

　　作为寿宫的享有者，万历知道玄宫里的“床”是为谁铺设的：后殿是自己的，左殿是他并不喜欢却又无可奈何的王皇后的。那么右殿是谁的呢？如果常洵立为太子，毫无疑问，在他闭上眼睛之后，儿子是会为母亲郑贵妃成就这段‘好事”的，但这已成为不可能实现的现实。自己的费尽心机与郑贵妃情深意笃，又有谁会考虑得到呢？生不能遂愿，死后埋在一起，连常人都能得到的满足，他作为一个皇帝，也应该得到。一个人，支配和激励他的动力有许多种：金钱、荣誉、权力、女人等等，这些因素有时也会盘根错节，交替或交叉起作用。但对万历这样一个富甲四海、位及人君，精神上却孤苦伶仃的天子来说，只有郑贵妃才是他唯一的支柱。

　　正是出于这种心理，万历才在生命最后一刻，遗命封郑氏为皇后，死后葬于定陵玄宫。可三百年后，定陵玄宫洞开，人们发现所有的棺床上都没有郑贵妃的影子。后殿并列的三口朱红色棺椁，中间是万历皇帝，左边是孝端皇后王氏，右边是孝靖皇后王氏也就是太子朱常洛的母亲。这一悲剧性的安排，确乎在他的意料之外。但是，既然生前就已对臣僚失去威力，那么在他死后，这种威力就更不存在。他的遗诏没能实现，因为大臣们认为大行皇帝――对刚死去皇帝的称呼的遗诏“有悖典礼”。既然皇帝已死，再来册立皇后，谁来主持这个结婚仪式？这一悲剧性的结果，万历皇帝生前是应该料到的。

　　不过，这出悲剧的创造者，不是孝靖皇后之子朱常洛所为，因为他只当了二十九天皇帝便命赴黄泉。倒是朱常洛的儿子、十六岁的朱由校在当上皇帝后，将他的祖母王贵妃追尊为孝靖太后，并从东井平冈地把棺椁迁来，和万历皇帝、孝端太后一起葬于定陵玄宫，成就了这段“好事”。

　　至于万历皇帝宠爱的郑贵妃，比他多活了10年，由于她被认定是祸国殃民的妖孽，已得不到朝中群臣的同情。这十年，她住在紫禁城一座寂寞的冷宫里，和她的爱子福王天各一方，饱尝母子分离之苦和世态炎凉。1630年5月，郑贵妃在凄苦郁闷中死去，带着无比的绝望与怨恨走进了银泉山下一座孤伶伶的坟墓。而她的儿子福王朱常洵，倒真是一个祸患，就藩洛阳后，昏庸无道，鱼肉人民，在郑贵妃死去11年后，为李自成农民军所杀，三百斤重的肉体跟鹿肉掺在一起，做成“福禄酒”，军士一饮为快。

　　走进阴冷的地下玄宫，面对三口朱漆脱落的巨大棺椁，留给人的印象仍是命运的残酷。假如中间棺椁内的万历皇帝还有知觉，大概是不会瞑目的。因为他心爱的女人，这唯一一个把他当成一个“人”的女人，并没有长眠在他身边。他们的恩爱生前未得到认可，死后同样无法如愿，这不能不算作万历皇帝的一出凄婉的爱情悲剧。同时，面对棺椁，也不能不为帝国唏嘘叹息。传统观念的不可超越，一个年轻聪颖的皇帝在政治生涯中无法充分利用自己的创造力，个性也无从发挥，反而被无形的锁链牵引进阴森可怖的洞穴。一位富有诗意的哲学家说：“生命不过是一种想象，这种想象可以突破人世间的任何阻隔。”在这地宫深处，潮湿霉烂的棺木和胶结污腐的油泥给人的感觉，却是无法冲破的凝固和窒息。更为可悲和令人遗憾的是，那个曾经为万历皇帝付出过青春和爱情的郑贵妃，一直为后人所唾骂。即使史学家也未必给予这个悲剧性女人公正的评价。“女人乃亡国之祸水”，同样是为郑贵妃所作的结论。在“国本之争”这个主题上，尚有为数众多的历史研究者，其观点依然站在四百年前万历一朝的臣僚一边。似乎郑贵妃天生就该安分守己地做任人宰割的妃嫔，而不应有做皇后的非分之想；万历皇帝天生就该和王恭妃恩恩爱爱，不应有真正的爱情……这些有悖常情的论断，无疑有失公允，大多出于一种僵化、保守、人云亦云的思想驱使，弄得是非渐已分明的历史，再度蒙上了一层难以辨认的锈迹。

　　――这是郑贵妃的悲哀，也是后来者的不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