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p 1st, 2009, 00:20 | 只看该作者 #4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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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草说得很好,小时候很喜欢听长辈说以前的故事,但那都是些零星的片段,看了父亲的这篇文章后才将那些零散的记忆穿到了一起。以前受了一点点委屈和挫折,总觉得自己心里很苦,但和祖父、父母那一辈吃的苦比较起来,其实是微不足道呀。 但编写历史的往往不是人民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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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色连天放牛羊,原野纵歌先吃光 之乎者也肥鹅好,夜伴篝火烤全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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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p 1st, 2009, 17:55 | 只看该作者 #4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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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同感. 小时候长辈们常常以他们经历过的苦日子来教育我们珍惜所有, 学习长辈们的吃苦精神. 年少不经事的我, 在一边被教育的热泪盈眶, 一边大表哥们嬉笑长辈们忆苦思甜摆老资格的声音中长大. 静思下, 吃苦的精神不该因为时代的变迁而退化, 所以呀, 培养我们下一代的吃苦精神也是必要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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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p 4th, 2009, 02:17 | 只看该作者 #48 | |
佛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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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闭桃源称太古,欲栽大木拄长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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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ss is more. Good is mi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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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p 5th, 2009, 00:42 | 只看该作者 #5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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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怀祖父杨德麟、叔祖父杨毓麟兄弟 在我儿时的记忆中,乘长沙往高桥的班车,在高桥镇下车后,前行大约300米,往右拐进一条刚好只能走一辆汽车的土路,就可看到一大片郁郁葱葱的树林,一大群白鹭在树林上空忽高忽低地翩翩起舞。走到路的尽头,才看到一张并不大的大门,嵌在由树林围成的围墙中。跨进大门,是一条小路。小路的右边是几排整齐的树木, 小路的左边是一个很大的水塘,水塘的另一边是菜地; 路的正前方即是住宅,住宅的后面则是一座小山坡,山上是茂密的树林,最粗的三个大男人手拉手都围不拢。这便是当时颇有名望的“甘草坑”杨家。 据家谱记载,“杨氏之根在古柏巷的桥山之颠,杨氏之源在浩荡瀠洄的姬水之端,杨氏之初祖乃周武王姬姓衍生而成。周成王之弟叔虞封于唐叔虞公次子杨杼。”即周武王分封其弟叔虞于唐邑 (山西翼城 )及支分江西吉安。天子封他为杨侯,以国为氏,建立了杨国。虞于唐,人称唐叔虞。“以邑音姓赐曰杨唐侯初封,旋封弘农郡王。”据“赠杨氏续修谱引”记载:“吉安,豫章古郡也,吉水吉安古邑也,杨氏吉水吉安望族也,耀人耳目…”。传至杨氏第五十八世(杨震的第二十二代孙)杨文斌(原名杨昭武,字应雷,号儒齐)时任广东广州同知。“于明永乐二年,随其父诚泗公宦游来楚,爱长沙、平江山水之胜,令三子占籍以居,长子安雅,居长沙县土桥;次子安权,居平江县小洞,安权之二子又析居平江华洋山;季子安全居长沙县尊阳乡之蒲塘。” 迁居长沙后,始迁祖杨文斌为迁移后的第一世。直到第十一世仍蕃公的重孙延汉公从蒲塘迁至高桥乡的甘草坑(杨德麟烈士于1870年六月初九在此诞生,其弟杨毓麟烈士于1872年十月十四日在此诞生。);仍若公(仍蕃公之弟)之孙—世綸公从蒲塘迁至清泰乡板仓冲(1901年11月6日杨开慧烈士诞生在这里);其余杨氏后人留在蒲塘(1900年11月18日共和国首任总后勤部部长杨立三将军在这里诞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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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p 5th, 2009, 00:43 | 只看该作者 #5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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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曾祖父杨开棣(字绍华),清太学生;曾祖母肖氏,贤慧淑通,教子甚严。生子三人:长子名芳,庠名杨德麟(又作杨德邻,字杏生,亦作性恂。在甘草坑同辈之中排行第二);次子名垂, 庠名杨毓麟(字笃生,号椒壬,后改名守仁。在甘草坑同辈之中排行第四,故我称之为四叔公);季子名扬,字殿麟(在甘草坑同辈之中排行第十,故我称之为十叔公)。 祖父德麟公,16岁为清郡庠生,没有参加科举考试。“勤学问,不屑屑于举业。”[1] 他自幼研读经史地理古文,尤注重经世致用之学,且好学深思。于同治壬寅年(1902年)冬,受江西余氏之邀请,到其家教馆,带余氏子弟进京游学,兼任瞿鸿机家庭教师。1903年,回长沙,应明德学堂胡元倓先生之聘,在长沙明德、经正等学校任教,“和黄克强同主讲席”[2],向学生宣传反清的革命思想。 1905年官费留学日本弘文学院,继入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科就读。他“研习政法,大量翻译欧美名著,皆借他人名义出版发行.课后调查明治维新后的日本社会,眼界顿开,思想也因之大变”。1905年同盟会在日本成立,黄兴等力邀他加入同盟会,但他以“宗旨不合,未允参加”[1],他此时还倾向于改良。1906年他加入日知社;同年其二弟毓麟加入同盟会,兄弟二人虽政见有别,但他十分支持其二弟毓麟的革命活动。 1907年2月他与留日同志杨度、陆鸿逵、胡元倓等人在日本东京组织宪政会,政闻社,宪政工会等组织。其“宗旨在于预备立宪进行之法,以期宪政之实行”,并提出以设立民选议院为立宪运动的中心目标。 回国后他积极投入上书请愿活动,要求立宪,并赴东南各省游说,旋回京城创办《中央日报》社,任编辑,代表舆论,指责当局之腐败无能,鼓吹君主立宪和地方自治。曾著“筹蒙芻议”一书,对边疆蒙古的危机深表关切,提出经营蒙古,保卫蒙古的真知灼见。此书被奉天(即现在的沈阳)的民政使张元奇推崇备至。张在奉天设立全省的地方自治筹备处,盛邀德麟公到奉天主持此事。 祖父德麟公在奉天三年,创办《自治旬报》,亲往奉天各县考察,痛切指出政府弊窦,宣传地方自治主张。 1908年他加入南社,写有很多著作。可惜大多毁于“二次革命”的战火之中。 1909年,清朝廷宣布“预备立宪,维新图治”,湖南咨议局多次邀请德麟公,希望他加入咨议局。1910年吾祖德麟回到长沙,对湘省立宪提出很多建议,但当局只是敷衍塞责,没有行动,他便愤而辞湘,仍归奉天。积极组织国会请愿运动。他希望通过和平请愿等合法斗争,迫使清政府实行民主强国。 1911年4月,清廷“皇族内阁”组成,暴露“预备立宪”原属骗局,这给他极大的刺激,他陷入徬徨苦闷之中。不久,其弟毓麟在英蹈海殉国,他悲痛欲绝,转而力主反清革命,“以继弟志”。 同年八月,武昌起义暴发,他赴石家庄联络日知社同志蓝天蔚、第六镇统标吴禄贞与张绍曾等共图大举,谋断京津、京汉两路,夹击北京,实行“中央革命”。不料,吴禄贞被袁世凯派人刺杀,“德麟仅以身免”,行动失败。后与蓝天蔚潜走上海,筹划北伐事宜。南北和议后任南京留守府秘书。由于此时临时政府财政奇绌, 德麟公与黄兴发动“国民捐”,以救中央政府燃眉之急;还曾代表黄兴出席“政见商榷会”。 南京留守府撤消后,于民国一年(1912年)九月,由宋教仁派回湖南,担任国民党演说员,复任国民党湖南支部长。以国民党总部发言人身份公开演说,宣传宋教仁的“责任内阁”和“政党政治”主张。积极支持以宋教仁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政治家通过合法斗争重新掌握政权,以对抗袁世凯的专制独裁。其演说稿“国民党演说员杨德麟稿”后由国民党湖南支部出版发行,影响颇大。 民国二年(1913年)三月,他出任湖南省财政司司长兼民政司司长。在任三月,他“整理度支,不苟取民间一文,清末湘省水患频仍,下游多成泽国。德麟至是注重堤工。春间贷款修筑,秋收取谷储积。游民得以工作,淤土变为膏胰。湘民至今称颂。”[1]。湖南财政收支相抵后尚有结余,能有钱粮支持中央,支援他省。“各省之拥护中央,救济邻省,未有如湖南者也。”[3] 他反袁态度十分坚决,办事廉洁奉公,深得人心。同年,宋教仁被袁世凯派人刺杀,德麟公万分愤慨,四处演说,主张非彻底查清“宋案”主谋不可,将矛头直指袁世凯,袁对他恨之入骨。“二次革命”军兴,德麟公与潭人风等组织了湖南的讨袁运动,湖南曾一度宣布独立,不失事败。袁世凯派其亲信汤芗铭就任湖南都督。汤上任后,大肆搜捕革命党人,于1913年11月9日将坚决反袁的杨德麟等人逮捕入狱。并于同年11月14日枪杀于长沙贡院坪,时年仅43岁矣。临刑前曾赋诗一首,表现了他视死如归的壮士气概。 欲抵黄龙饮一缸, 头颅万里孰能降? 德公此去谋何断, 凄绝招魂易水泷! 革命党人及爱国人士将其安葬于长沙岳麓山,后因汤芗铭扬言要掘坟,其三弟殿麟便移棺葬于长沙县高桥刘弯冲。据家谱记载,他死后国史馆立传崇祀祠湖南烈士祠。 吾祖父德麟公一生忙于“奔走国事,尽心教育,与毓麟可称难兄难弟,且一生谨慎,耐艰苦,事亲孝,作事则脚踏实地,不尚空谈,寡言笑”[1] 。在其弟毓麟为国捐躯后,义不容辞地氶担起抚养侄儿女之重任;他“事母孝,事嫂恭, 养毓麟之子女慈。”[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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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p 5th, 2009, 00:44 | 只看该作者 #5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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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叔祖父毓麟公,“幼颖,悟强记。”[4]“七岁能文,惊名宿,十五入邑庠。精研佛老及经史百家,手不释卷。”[1] 1890年先后入读长沙嶽麓、城南、校经三书院,“益泛览国朝人经说、本国文学、历史。尤留心经世之学,欢迎人所著关于时事之书,独居深念,辄感憤不能自已。”[4] 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北洋海军几近全军覆没, 此时吾叔祖毓麟公正在校经书院读书,他闻信连夜挑灯,奋笔疾书,作“江防海防策”,痛斥当局,要求清政府收复失地,以洗国耻。此书得校经书院院长杜仲丹“惊赏之,谓其退然如不胜衣,乃能为景略雄谈也。”[4] 他“丙申得选拔,丁酉举于乡,戊戌一试春宫。”中举后,分发广西知事。因感于清廷腐败,故“不至任,遂绝仕进。” 甲午战争失败,“清廷假意维新,詔兴学以开民智” 。湖南巡抚设立时务学堂,聘梁启超主讲席,杨毓麟任教授。“他与梁启超、谭嗣同、唐才常等人一道倡言变法,成为湖南维新运动的主要骨干。”[5] 在时务学堂期间,毓麟公反复向学生讲解为何要维新变法,又在教学之余,为“湘学新报”撰稿,发表“述长芦盐法”一文,从盐政的角度说明改革的必要性; 在此期间,他还发表过有关史学的系列论述,从历史上寻找变法的理论依据。 1898年,9月, 维新运动失败,由于袁世凯告密,至使谭嗣同等六君子被杀于北京菜市口,梁启超逃往日本。时务学堂解散,清政府下令捉拿维新派人士,“毓麟几及遇难,避乡下数月乃免。”[1] 1899年春, 毓麟公应苏州学使瞿鸿机之聘,入为幕僚,“终以宦途污浊辞去。” 1902年春他东渡日本,初入日本弘文学院,继入早稻田大学,并劝湘绅龙湛霖出资兴学,“长沙胡子敬创办明德、经正两校,龙氏竭资以助, 毓麟实有力焉。”[1] 留学日本之前, 毓麟公多次与黄兴等人密谈,“决定以根本推翻满清,光复中华,建立共和政体为以后革命的奋斗目标”[6]。他到日本不久便加入孙中山领导的“兴中会”,“完全跳出了改良主义思想范围,成为一个崭新的民主革命战士”[7],常与黄兴、杨度、蔡锷等人到孙中山住所商讨天下事;与黄兴、刘揆一、陈天华组织“留学编译社”,创刊“游学译编”,介绍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文化,内容丰富,以译述为主,兼刊创作。毓麟公任主笔。他在该刊发表多遍译文,介绍了西方政治学说,论述了法国革命的历史。他著的“满洲问题”一文,“声政府之罪,慷慨淋漓,声泪俱下”[4],成为传颂一时的佳作;复著“新湖南”一书,于1902年冬在日本东京刊登。在“新湖南”中,他指出“中兴后,数十年来吾湖南人无日不在黑暗地狱中”,他感叹当时的情势是:“迫矣蹙矣,亡无日矣!”他分析湖南社会经济的贫困,主要是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造成的,他大声疾呼:“湖南行将隶属于英美军旗之下!”“英、美矿产攻略与传教攻略相辅而行,则尤为施于我湖南之特别手段,…足以绝我湖南人之命脉也!”他指出“彼列强者,方将指挥不肖之官吏,以屠割我岔民;将指挥不肖之绅富,以钳制我愚民”;他形容那些封建官僚“见西客则为娼妓之迷人,见湖南士民则如苍鼠之变虎!”在“新湖南”中,他主张“改造社会”,“不能仍旧社会而组织之,必须破坏旧社会而涤荡之!” “新湖南”出版后,一时“风行于世”,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为当时传布最广,影响最大的读物之一。 1903年4月,俄兵拒绝从我国东北撤军,引起国人愤慨,留日学生集会于东京,召开拒俄大会, 会后,决定成立拒俄义勇队,毓麟公积极参加。5月, 义勇队改名“学生军”,他在学生军本部办事,由于清朝驻日公使的干涉,为该组织旋改名国民教育会。该会广泛开展宣传教育,练习射击,学制炸药,派遣“运动员”回国策划起义,组织暗杀等。他与陈天华被推在本部任事,负责组织留日学生回国活动,自认为是“运动员”,愿负责在江南一带策划武装起义,又与黄兴、周来苏、苏鹏组织暗杀团,他任北方暗杀团团长。他由于“专主暗杀,研究爆炸物十余种,尝就横滨梁某学制炸药,因拂案误触药屑失慎,一眼失明。党人能制炸弹,自守仁始。”[7] 不久,毓麟公与周来苏、苏鹏携炸药回到北京,谋炸慈禧及光绪帝,因清廷警卫森严,无法下手。 同年秋,毓麟公应邀回长沙参与创立华兴会。翌年春,华兴会召开成立大会,他应邀出席会议并加入华兴会。华兴会决定是年在长沙举行起义,他被派驻上海与蔡元培、章士钊负责联络留日学生,接济湖南之举。后长沙起义事泄失败,黄兴脱险至上海,与毓麟公组织爱国协会,以谋再举,由毓麟公任会长。后因万福华刺杀王之春案牵连,黄兴被捕入狱。为了避免搜捕,毓麟公改名杨守仁,与宋教仁等一道逃亡日本。 经过这次失败,他决定“变计混迹政界,以从事中央革命”。再次回国到北京,因张百熙之助,任译学馆教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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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p 5th, 2009, 00:45 | 只看该作者 #5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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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5年夏,清廷派遣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毓麟公侦得此消息即到保定对与吴樾说:“清廷伪为预备立宪,遣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以愚吾民,恐中国永无再见天日之会也。”吴樾提出谋炸五大臣的主张得到毓麟公首肯,但考虑到自己制造的炸弹无电动装置,实施者极可能遇难,因次,不忍心让吴樾去完成此事,而毅然力争担任炸手。吴樾起而制止曰:“樾生平既自为中华革命男子,决不干心拜服异种非馿非马之立宪国民也,故宁牺牲一己肉体,以剪除此考求宪政之五大臣。”并建议毓麟公设法打入戴泽幕僚中,以便里应外合。于是毓麟公设法谋得五大臣随员身份。吴樾化装登车行事。由于机车挂钩时车厢震动引起所揣炸弹自行爆炸,吴樾当场牺牲。毓麟公机智地躲过搜捕,仍随五大臣赴日。到日本后,他正式加入同盟会,接受黄兴、宋教仁的意见,辞退随员职务回上海设立同盟会江海交通机关。是年秋,毓麟公获悉魏蕃实与汪康年私将湘矿售与德国人开采,签约数年。对于此种卖国行径,他深恶痛绝,于是与留日学生陈家鼎等人商议对策,众人公推毓麟公与魏、汪抗争,他径赴魏处,佯称需阅读条约全文,魏不明就里,将条约交出。他将条约带走,由陈家鼎等人送交驻日公使,并报外务部,使此条约得以废止。 次年毓麟公与陈家鼎、宁调元等先后创办了《洞庭波》、《汉帜》等刊。1907年春,又与于右任等在沪组织《神州日报》,该报创刊初期由于右任任总经理,毓麟公任总主笔。此报是革命党在国内出版的大型日报,极力鼓吹革命,鞭挞政府专制,痛陈种族灭亡之惨痛。1907年5月8日黎明,创刊才37天的《神州日报》由邻居起火而突然遭到了一场火灾。起火时,《神州日报》的印刷工人正在工作,编辑部的人员刚刚休息,闻讯仓皇逃出,无一伤亡。而毓麟公正伏案疾书,烈焰封门,他只好沿窗外电杆而下,但所有主笔房、排字房、机器房及其中的访稿、存稿、藏书、藏报、藏纸、印机、铅字、铜模等均付一炬。遇火的当天,《神州日报》被迫停刊,但只中断了一天,就又恢复出版。他们当中的有些人终于不胜繁剧,宣告退却。于右任就是其中的一个。至此,《神州日报》历史上持续3个月共80天的于右任时期,即告结束。他走后,在毓麟公等人主持下继续出版,进入了它的第二个时期。在毓麟公任总主笔的一年多内,一直“风风雨雨,夜以继日,四处奔波,可谓至苦”[8] 。他先后发表10多万字的文章;他欲天下哭则哭,欲天下歌则歌的文笔深深打动了读者,“成为《神州日报》最努力的一个人”[8]。 1908年春,清廷派蒯光典为留欧学生监督,聘毓麟公为秘书,随行至英国伦敦。次年冬,蒯光典因故罢归,毓麟公辞去秘书职务考入苏格兰爱伯丁大学,专习英文。 1909秋天,孙中山流亡伦敦,毓麟公与中山先生见面,并向他建议设立欧洲通讯处,孙表示赞成。这一时期毓麟公担任同盟会驻英国的联络员,对国内革命党进行宣传并给予物质上支持。他还以欧洲特派员的名义为于右任主持的《民立报》撰写稿件。 1911年夏,毓麟公于英国苏格兰爱伯丁大学闻知广州黄花岗起义失败,革命党人牺牲惨重,死者皆知友,且皆为国家之精华,深感汉族权贵之无知,受制胡酋不感亡国之痛,反自杀贤豪,以媚异族。于是忧伤过度,夜不能寐,时哭时歌。“精神痛苦,如火中烧”。未几又闻列强有实行瓜分中国之说,他更神气忧丧,头面浮肿,旧疾复发,痛苦万分不能自持,其原因乃“好作繁思,感触时事,脑病时发”, 正在此时,他发现同在爱伯丁大学留学的章士钊与保皇党有来往,因而与章士钊发生冲突,关系破裂,精神再度受到刺激,“又苦于远隔重阳,未能回国而割汉奸之首”[1]。于是,将留英数年所积一百三十英镑并写书两封寄至伦敦交石英、吴稚辉转黄兴,其中一百英镑作运动革命之资,余30英镑托转寄其老母,以报答其养育之恩。并嘱其弟勿告其死信,免老母哀伤。于己于1911年8月5日赴利物浦海口大西洋岸边蹈海自沉,时年39岁矣,呜乎! 不久,尸浮海面,渔人捞起,报告巡警。次日,旅居利物浦华侨开会追悼,“凡其知交,多远来送葬,唯其同居于爱伯丁埠之章士钊、吴弱男夫妇独不至”[1] 。会后厚葬于利物浦公墓。其墓碑上刻着“中国蹈海烈士杨先生守仁墓”, 至今该墓碑仍屹立在利物浦公共坟园中,每逢中、英传统节日,其墓碑前总摆满了鲜花,前来奠祭的人除华人外,还有很多西方友人。 噩耗传来,举国震悼。黄兴闻讯,“感情所触,几欲自裁”[9]。 南京临时政府不忘其功勋,据家谱记载,民国元年,总统府令建专祠,国史馆立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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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p 5th, 2009, 00:45 | 只看该作者 #5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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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祖父兄弟三人,除老三殿麟因年少时患病至又聋又瞎而未参加革命外,德麟、毓麟兄弟二人均以复兴中华为己任,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先天下之乐而乐”座右铭,终日奔走国事,无暇顾及家事,故家境清贫。 吾祖父殉难时,吾父克敬尚年幼(其母早年病逝)。吾父克敬及吾伯父克念(毓麟公之子)、吾姑母克恭(毓麟公之女)均得到曾祖母慈爱。吾家境原本不富,吾叔祖父及吾祖父之相继殉难后,更是雪上加霜,家境极为萧条。 吾祖父殉难后,为防汤芗铭斬草除根,徐特立老人特护送吾父克敬至曾叔祖父杨怀中(即杨昌济)老先生家暂避数月返长沙。后于1919年3月由怀中曾叔祖介绍参加第一批勤工俭学留法。吾伯父克念考取清华大学公费生,毕业后又公费留学美国哈佛大学,获医学博士,回国后在湘雅医院任内科主任。杨开慧被捕后,他四处奔波,设法营救。终因奔走过急患腹膜炎,开刀时,一美国麻醉师给他注射过量麻药,手术后不再苏醒。 为褒奖吾叔祖父杨毓麟及吾祖父杨德麟对中国民主主义革命之贡献,为表彰吾曾祖母萧士喆教子有方,中华民国大总统孙中山先生褒奖给她“乡里衿式”匾额一块,并一箱银元作为政府给吾祖父德麟及吾叔祖父毓麟的抚恤金。并委派政府官员将匾额及银元径直送至“甘草坑”杨家,交到吾曾祖母手中。 可惜的是此匾额在历次运动中不知所踪,幸虽经多次政治运动的洗礼而珍藏在蒲塘贫下中农本家中的“杨氏家谱”得以保存,上面对此匾额尚有记载。以使作为后人的我们尚能得知曾有过此匾的存在。 [1] ——曹亚伯著:“武昌革命真史” [2] ——郑逸梅著:“南社丛谈” [3] ——粟戡时著:“湖南反正追记” [4] ——杨昌济文集“滔海烈士杨君守仁事略” [5] ——湖南省革命烈士传编篡委员会“三湘英烈传” [6] ——周震鳞“关于黄兴、华兴会和辛亥革命后的孙黄关系” [7] ——杨世骥“辛亥革命前后的湖南史事” [8] ——于右任“吊杨笃生文” [9] ——“黄克强先生书翰墨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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