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y 15th, 2004, 1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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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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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中国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学者们会言之凿凿地说出许多数据：某个行业与当今国际水平相比差了几十年，某个领域又相距几十年。前些年有位“海外华人”认为，中国与国际水平最大的差距在于管理，至少有100年的差距，也就是说落后了一个世纪。 我觉得这纯粹是不负责任的乱讲。其实，中国是个“管理”极为严格的国家，若论管理条文之多、之繁、之详细，我们并不输给外国人，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曾有媒体报道，要求批准上一个项目需要盖680枚公章，“管理”严格到何种程度自不待言。但在很多情况下，管理制度的条文只是写在纸上贴在墙上，并不真的想要付诸实施，最多只做为扯起皮来的挡箭牌而已。如果说在“科学管理”上与世界水平有差距，或者还沾一点边。但管理制度是死的，人却是活的。毛泽东说过，政策决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管不管得好，关键还在于管事的官员。 我认为中国与世界先进水平的根本差距在于官员，是“官场文化”遏制了官员的智慧，束缚了官员的创造性，把本来属于优秀人才的那批人变成了等因奉此的庸人，甚至使有些人异化成为投机钻营的罪人。 中国的官员都是高智商者。自古以来就实行“学而优则仕”，延续至今，更是扩充为“×而优则仕”。球打得好，退役之后弄个体委主任干干；戏唱得好，封个文化局长当当；即使学术研究出了成果，也得搞个“享受省部级专家待遇”慰劳一下。可是，优秀人才一旦入了官场，多数就变成了庸才。我认为都是“官场文化”惹的祸。 我不知道“官场文化”算不算我的“首创”，只是突然想起了这个词汇，觉得比较恰当，就用到了标题中。如果早已经有人创立了“官场文化”这个词汇，就算我借用的吧。借用应该不存在侵犯知识产权的问题。我认为所谓官场文化有这样一些特征：官场中人是最没有“言论自由”的群体。官场有官场的规矩，官场有官场的不得已。“官身不自由”，古之官员早就明白这个道理了。要在官场混就要讲“官话”就要打官腔，提起官话，提起官腔，人们都明白那就意味着空话套话，甚至还有假话。身为官员而不讲官话，那几乎连一天也混不下去。官场文化天然排斥独立思考。官场文化讲究数据，干部出数据，数据出干部，因为放卫星而“火线提拔”的事情在过去的年代比比皆是。如此说来，似乎官场中是“洪峒县里无好人”，其实也不确切，官场中仍有好官，但好官必须是既会保护自己又会保护群众的智者。不妨来看一个真实的事例。 全国闻名的华西村有一个群众威信很高的领导人，这位领导人名叫吴仁保。吴仁宝已经七旬以上，担任村党支部书记和党委书记近50个年头。从1960年开始，华西村就成为“全国典型”，历经数十年风云变幻，始终挺立潮头，“红旗不倒”。这很不容易，能够这样长久地保持荣誉，我认为要归因于吴仁保的三个特点。第一，他廉洁奉公，个人品质好，因此在群众中威信高。第二，他能力强，领导有方。第三，他具有相当的智慧，能够游刃有余地应付各种复杂的局面。 前两条都不足为奇，因为这种既廉洁又有能力的基层干部太多了，在全国可以找到很多很多。吴仁保过人之处在于他的智慧，也就是第三条，能够“游刃有余地应付各种复杂的局面”。他说过两句话，充分体现了他的智慧。一句话是：“不管哪个领导讲什么，我当面都答应。过后，不符合华西村实际的，绝不执行。说起来这是形式主义，但形式主义可以对付官僚主义，官僚主义也比较喜欢形式主义。”另一句话是：“作为一个好干部，既要同各级党组织保持一致，又要同人民群众保持一致。只同上面保持一致，这不是个好干部。但只同下面保持一致，这干部当不长。”某报的总编辑先生说：“吴仁宝是个对政治非常敏感的人，是个非常聪明的人，是个农民政治家。”--- 算是对吴仁保智慧的高度评价。 其实，很多深受群众拥戴又能取得“上面”满意的干部，在他们身上多少都可以找出吴仁保的影子。至少他们使用的招数比较接近。但我们也看到，“官场文化”在不知不觉中开始淡化，开始受到新的崇尚独立思考、勇于创新的年轻干部的挑战。近几年媒体就报道过几位地市级的青年领导干部，他们有知识有能力有魄力有抱负善于独立思考，敢于打破“惯例”，敢于从实际出发，不唯书不唯上，因而深受群众爱戴，也受到上级的肯定和媒体的关注。可是这种挑战只取得了局部成功，因为这些敢于不沿用“惯例”的年轻干部最后却不得不调离原地区转赴别任，调离的原因或者是他们自己提出申请，或者是由上级决定。此中况味难以尽述。可见“官场文化”的法力无边。 所以我说，中国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除了科学技术，除了管理，最大的差距在于官员的素质，影响官员素质的最大桎梏就是“官场文化”。这个“官场文化”是德先生和赛先生的天然敌人，自从“五四”运动把德先生和赛先生请国门起，这两位先生就与“官场文化”进行了不懈的斗争。我们高兴地看到，德先生和赛先生正斗志昂扬，越战越勇，而“官场文化”渐渐有些后劲不足了，可是还没有彻底缴械。真正清除“官场文化”的影响还需要我们做最后的但也是艰巨的努力。 |
迷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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